从《山谷题跋》看黄庭坚学书观念

发表时间:2021/6/2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5卷第5期   作者:杜啟涛 赵文欣
[导读] 在如今展览盛行的前提下,大众将投展视为当今书法时代的主要矛盾,从而使初学者未能准确的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书观念。

        杜啟涛  赵文欣
        河北美术学院  书法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700
        【摘要】 在如今展览盛行的前提下,大众将投展视为当今书法时代的主要矛盾,从而使初学者未能准确的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书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书法取向随着时代背景下的变革,也自加更迭。从唐人“尚法”到宋人“尚意”的艺术风尚的转变,黄庭坚不受前人桎梏,以自身经历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学书之路。因此,本文通过对黄庭坚《山谷题跋》进行分析,从其学书思想基奠、如何师古到不泥于古而自成一家等方面来阐释黄庭坚的学书观点,以期对当下受展览风尚影响的学书者有所启示。
        【关键词】初学者;《山谷题跋》;黄庭坚;学书观念
        在当今展览盛行的大前提之下,大众多以投展入展作为当今书法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初学者更将以实践视为学书其主要目的,去大量临习所谓的法帖且无意间的背离了古之遗迹,并寻之与其相反的书艺创新之路。初学者们在没有过多的书法认知和自我思考的实践之中,他们除实践以外的其他与之相关的主要矛盾上则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在此基础上要想出新又何其艰难。那与学书历程相切的问题又有哪些,谁人又能够相对完整的诠释整个学书的观念并直至达至自我作古的高度。实则早在我们千年之余的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曾对书法学习历程中提出了新的理解与认知,以其毕生的学书观念对吾之晚辈学书起步有着思考与借鉴之效。
一、去俗求韵的思想基奠
        黄庭坚身处北宋之期,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就在这个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中,文人士大夫书法风格也随着时代背景下的变革也自加更迭,由唐人“尚法”过渡到宋人“尚意”的艺术风向,黄庭坚更是以意之终觉达到了自我之风“韵”的高度,清刘熙载《书概》有云:“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1]可见其书风主张“韵”,而与“韵”相对的则为“俗”,俗未脱尽者皆不足以谈韵。
        凡学书者皆知“俗”是黄庭坚书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他艺术论中的核心观念。那“俗”字之本又为何意,《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俗,习也。”[2]即,习气。黄庭坚自称学书初以周越为师,后随之年岁增长对周越的字越感其俗,他在《书草老杜诗后也黄斌老》中是这样谈到的“予学草书三十馀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薮俗气不脱。”[3]有学者认为黄庭坚所说“抖薮”即为“抖动,颤抖”,在黄庭坚行书和部分草书中的线质的战掣中能够看出一些个人习气,此解也不足为过。“抖薮”又可作“斗擞,斗薮”即抖落摆脱,苏轼则在《子由在筠作东轩记》一诗中有云“一时斗擞旧尘埃。”[4]而山谷在《跋与徐德修草书后》中又有同意之句:“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5]少学周书时不懂自悟,所以久久不去习练草书,后来自以为湔祓已尽但细细品来仍不能摆脱掉初学周越的影响。此句虽未确切地提到“斗擞”一词,但“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能品出却有此意。
        山谷不仅在自己学书过程中看重去俗,对晚一辈戒俗也颇为重视,在《书缯卷后》曾载“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6]他将俗与恶疾进行类比阐释,生病或许有医治好的方法,但文人士大夫如果有了俗气便无药物可医治,虽有危言耸听之感,但细细寻味确实如此。因此,在他看来学书之中万不可有俗气则为首要更是重中之重。即是如此,那我们该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被俗所噬,山谷本人也没有确切的作以肯定也未有盖棺定论,但他在《书缯卷后》做了对比说明:“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7]故俗之人视平常而观未必能见其俗,只有在一定的紧要关头没有夺取其志向的则为不俗之人,而那些平日里不仅不筹划大事,还终日如含瓦砾的,皆为俗人耳。既然有了俗的界限之分,那我们便可去戒俗并寻找与俗相对的韵之学书范畴了。山谷在《书缯卷后》中提曾到“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8]心胸中系着道义,又广泛的学习圣贤之学来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人若不俗字方能不俗,俗或不俗之间,即俗与韵之间的关键在于大节。而在“临大节未能夺其志向”的前提条件下,势必胸中得牵挂着道义的信念并学着圣贤智理的哲学,所以只有人与书相结合方能不俗,这也便成为他在学书观念中所视之重点矣。
        黄庭坚在《跋周子法帖》也有提到不俗即韵与学识的关系:“王著临《兰亭叙》《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9]山谷通过对比分析王著和周越的“美之病韵”与“劲之病韵”若要书不病韵,则得胸中有千卷之书并不随世俗碌碌而去,才能够生韵戒俗。正如其后的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到:“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10]董其昌前句指出气韵是不可学的乃为天授即悟性,后句则指出其韵也未必是不能学的,只要读万卷书,行万里之路开阔我们得胸襟和眼界,胸中自然能够脱去俗气,从而气韵便可自然养成,随手一作皆为传神。
        可见,对于胸中脱去尘俗这一点,不仅仅是画家必备条件的,书家更应如此。山谷在《书刘景文诗后》中谈到:“余常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11]可见,只有读万卷书养足胸中道义提高学识修养,并加之行万里路开拓自我格局不随波逐流,便可一作则出其韵矣。因此,初习书法者直面书法时不应沉迷于实践的表象,而第一步的应该是如何戒我之俗去寻其韵,加强字外功,做到技道并进,方是踏入学书之要路。
二、学古当先察而后摹
        学书之初首要在于临摹古帖,而临摹古帖前提则是要能察其神理,故黄庭坚在《书赠福州陈继月》中所云:“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12]学习书法经常去临摹,只可达其形似,但重要的是多取古人的法帖细看细品,直至达到入神的状态之后,便可以体会其中之妙境。正所谓“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此一语不可道也,只能学者去自身体会其微妙之处。
        如今,大多初学者欲成书之心迫切,拿至法帖不加思考的直至临摹,只在摹写的过程之中体会古帖的气韵,而往往欲工结字却忘乎整体气韵,没有深刻的认识法帖前,直径持笔而临,只去感受纸面与笔尖的摩擦跳跃感,这对于初出学习书法的专业人士可谓一大弊病,久而久之不加以改正,即便学习他人勤勉,每日临习数纸,也只不过是重复陋习罢了。且无意间背离了古之韵迹,也丝毫未有察觉,依旧心心念念要走出自我之风格,岂不让同专业人士一嗤而快,这等俗人无非为字匠罢了,不可与谈斯道也。未了避开这种情况的多现,这也正应向山谷在《跋与张戴熙书卷尾》中谈到“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字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13]这一观点靠近,若要出我之风格并做以楷式的首要矛盾还且得抓住“入神”这一理念,山谷早我们千年,也曾谈到早于他之长者不尽临摹,更是将古人书张贴于墙壁之上,品之入神后方去下笔。此过程也养胸中无俗气且落笔随人意,岂不是事半功倍也未曾脱离古法,又怎会换得行业人士的嗤笑。
        初学者在学习书法之时,更应当习古人之意,万不可拘泥于形迹,观其内在之精要且能展现于纸面为首要,切莫只停留在“外状其形,而内迷其理”之中。在学习书法过程中,对于读书帖不仅要精还应博览法帖,也正如郝经在《叙书》中所说:“读书多,造道深,老练世故,遗落尘累,降去凡俗,篠然物外,下笔自高人一等矣。”[14]故而可见,初学者心莫急,读书入帖为首要,得至内心降去俗燥气不受约束下笔自然高人一等。所以,山谷对东坡书法评价较高,他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这样评价:“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5]。
        因此,书法学习过程中,去俗寻韵和入由古帖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初学者要想落笔随人意且高人一等并作以楷式,谁都不能跳越他们直达自我出新之高度,即便存在也将是一时且具有俗匠之气的。
三、从师古到取法自然造化的升华
        黄庭坚在《钟离跋尾》中提到:“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进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比来更自知所作韵俗,下笔不浏离,如禅家黏皮带骨语,因此不复作。时有委缣素者,颇为作正书。正书虽不工,差循理尔。今观钟离寿州小字《千字》,妩媚而有精神,熟视皆有绳墨,因知万事皆当师古。”[16]黄氏通过讲述自己学习草书的过程中,初始未能师法古人,因此往往作书不过管中窥豹,见识浅薄,长此下来就如同“粘皮带骨语”一般含糊散落,不能入目,直至看到钟离景伯的书迹后,才明白学习书法必须要师古的重要性。其在《跋法帖》中又谈到:“钟繇书大小世有数种,余特喜此小字,笔法清劲,殆欲不可攀也。观史孝岑《出师颂》数字颇得草法,盖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来。”[17]黄庭坚在观钟繇书法和史孝岑《出师颂》数字后品出,草书大多都是从小篆中学来的,黄庭坚也在跋语中多次提及篆隶笔意。我们也可从山谷的跋语中悟得学书不仅要学于此帖或此人的书法风格,更有应该博涉多家用发散的思维去寻找古迹师法古人,就如同草书取法篆隶用笔一般,追溯远古体会先古之根源融会贯通,取他之所长为我所用。山谷又云“王侍中学钟繇绝近,真行皆妙,如此书乃可临学。”[18]可见王侍中学钟繇的书法并且楷书行书都很绝妙,山谷也称此书可以临学。
        由此可见,师先古是学习书法的必要前提,而今人初学书法不知何为古人,以个人感官即仿古之作去临习,将今人稍有名气之作奉为学书的圭臬全盘接收,此不与古人学书理念相背而驰,最终的书法作品不值得且不能够令人反复推敲细细品味。是以黄庭坚言:“《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19]《兰亭序》是楷行之宗,都不必每一笔为准则的去学习,又例如周公、孔子虽为圣人但也未必没有过错。所以,不擅于学习的人,即便是圣人的过错也去学习,蒙蔽于一障。我们学习书法也是如此,不能只停留表面要学会分清利弊,有选择的去学并学之以实质,如若要以初学认知视角去师古,更不能全然接收必得学其利避弃弊。


        也诚然山谷从不去师法于古到推崇师古其才能在《论写字法》中会有如此的言论:“今人字自不按古体,惟务排叠字势,悉无所法,故学者如登天之难。”[20]在师古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初学观念即近现代风格或者是追溯源头,还应该回归于大自然之中,毕竟自然更是万事之母。正如蔡邕《九势》中所讲:“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21]蔡邕指出客观自然是书法的本源。
        黄庭坚曾身处大自然中,去感悟自然的对书法的促进作用。他在《跋唐道人编余草稿》中载道“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22]涪翁在经峡谷时,观江中水之湍急,惊涛拍岸,群峰巍峨耸立,大自然奇险与万变其雄伟之景,便给了他极大的启发,将其融会于心中,流露于笔端,笔力遂有三峡倒流之势也。不仅于此,他在《论黔州时字》中所谈:“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23]虽皆形容古人用笔之法,但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银钩虿尾无一不取法于自然之中。如若不解笔法,便可回归自然,从客观生活中以实物作为观察或实践对象,方可感知古人所讲的用笔之妙。也正如山谷在《书自作草后》曾云:“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24]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回归自然对于书法学习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切事物的发展必然是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演化,如果说绘画艺术对自然侧重于具象的再现的话,那么,书法则是对自然中理的抽象表现,这也是我们深层次去探索书法的本源必经之路。
四、创作主体对书法实践的影响
        对于书法的学习,师古是学书者的必行之道,但这只是学书的客观因素,对于书法创作主体的人来说,其本身的先天条件也是决定书法成就的关键之一。黄庭坚在《书韦深道诸帖》有提到:“吾宗正叔,天资善书。”[25]天资即悟性也是学书不可缺少的一要点,但无一人呱呱坠地皆懂万理,更何况书法怎能提笔即会,故而可谓悟性也。山谷在《书右军文赋后》中提到:“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尔。”[26]可见黄庭坚在贵州南部时,也并未是一下子就能悟出古人所讲的“沉着痛快”之法,而是到了四川宜宾之后才恍然大悟古人此语,但此刻也没有可以和他探讨书法的知音了。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在同阶段悟得同一概念的。
        山谷在《自评元祐间字》中提到:“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27]也是涪翁在深知禅宗理念后,方悟得“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如果我们不去深入禅宗,并且没有翻阅相关的学术专著和书籍,自然是不能明白何为“字中有笔”,对于刚步入书法的学者来说又何其困难,所以悟性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而元代的虞集在《道员学古录》提到此观点:“书法甚难。有得力于天资,有得力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28]书法学习道路是艰难的,有人得益于天资聪颖即悟性,也有人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努力,有天资既努力又刻苦的去学习,书法是没有不精深也不会不出神入化的。但也未必人人有天资有悟性,那么后天的勤奋刻苦则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山谷在《跋东坡敘英皇事帖》:“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许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手泽袋盖二十馀,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29]山谷曾评价东坡擅长书法是他的天性,二十余纸能得到鲁公的六七成怕不是只靠学习就能达到的,但大约有二十多袋是装有手稿的袋子都为其生平所作,可见刻苦勤勉在有悟性的东坡面前是有一定的展现的。故黄庭坚在《题虞永兴道场碑》说到:“草书妙处,须学者自得,然学久乃当知之。墨池笔冢,非传者妄也。”[30]草书的妙处必须得是学书者自己去体会感悟,学的久了自然便知之其妙处所在,张芝学书时将池水浸染成了墨色,智永学书时将用费的毛笔头埋成小丘立为笔冢,这都不是百日之内即可完成的,这正是须要长时间量的积累才达成的结果。
        墨池笔冢的典故妇孺皆知尽在眼前,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妄传得了的。所以,在初步进入书法学习之时,只有在正确的学习方向引领下,读书读帖去师古在大自然中去感悟,再加之以长时间的量的积累夯实基础,便可达到质的升华。
五、不践古人,自成一家
        黄庭坚作为北宋文人的典范之一,更是江西诗派的先导,自梅尧臣以来,北宋诗人都在诗歌艺术上极力“求新”,黄庭坚则在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性,她的诗歌创作始终贯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这一观点也被其融入到了书法的创作当中。黄庭坚在《题乐毅论后》中提到:“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31]山谷从不主张在形似层面较高低,而是在于神采之上即是本质上面去深究。也正基于此因,大家只一概去论述我要自成一家且作以楷式,并最后到达自我作古的高度,却从不去想何为自成一家,又怎样才能自成一家。
        山谷在自成一家后半句已给出答案,即“逼真”也就是说自成一家的开始就是求以逼真。那问题来了,逼真作何解释,也就是本文第三节曾提到的实质、本质。也正诚如涪翁在《又》后半段中所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鲁之闭门者曰:‘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可以学书矣。”[32]如今大多数人学《兰亭》多半是如此,“如此”即第三节所讲的“不能只停留于表象,要学会择优趋避有选择的去学并学之以本质”。正如他举例用“鲁男子独处于一室之内,而一女子处暴风骤雨之中于室外,女子叩门而男子闭门不纳”的故事和柳下惠的“坐怀不乱”进行类比,鲁人男子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即便形制不同,但实质目的是相似的。
        由此可见,表现形式不同于本质,尽管形式大不相同但精神实质也是同样的,学习书法也便是如此,故而他方总结说“可以学书矣”,此乃逼真也。当大家在学习书法之时更应当习古人之意,万不可拘泥于形迹,观其内在之精要,并观世间万缘即可落成。
        当我们深知逼真之意,便可重识何为自成一家之理,也逐步可达至自成一家之高度,山谷在《题颜鲁公麻姑坛记》中云:“余尝评题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书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33]他曾评价颜真卿的书法形式可以多变,楷行草和隶书四种书体,无一不得王羲之父子的笔势。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说的逼真,自然不是躯体即形制的真,而是其内在本质的相似。也只有我们深知涪翁的逼真之要点,再加上其主张的去俗寻韵,读书帖,师先古且回归自然加之悟性和勤勉的夯实,便可从“自成一家始逼真”此句中走出,并找到属于自我出新的书法高度。由此,初学者也可建立属于自己得学书观念,并达至新高,便可自我作古。
        黄庭坚擅长行草书皆自成一家,楷书也不例外,这必然和他书学观念是不可分割的,他学书道路上尤为推崇去俗寻韵,在此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从学古和回归自然之中去感悟去夯实,最终达到自成一家的高度。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曾被冷落遗弃过,但在当今书法回归国学且被重视的道路上,初学者应抓住书法时代得主要矛盾,在黄庭坚学书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问题不断努力,并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尽绵薄之力。

[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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