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传统文化渊源

发表时间:2021/6/2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2月第5期   作者:李彦昭
[导读]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模式。所谓“和平发展”
        李彦昭
        广州南方学院
                
                
         
        摘要:“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模式。所谓“和平发展”,是指以和平为手段的发展或以和平为目的的发展。“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思想理念渊源于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儒道等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仁爱和平”等,是“和平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 传统文化 渊源关系
        中国的崛起模式与世界其他大国不同,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特色即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一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仁爱和平”等,是对“和平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最好注脚。
        一、“和平发展”的内涵。“和平发展”指的是一种现代化模式。从世界各大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看,第一次产业革命至今的现代化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日等国为代表的武力扩张、弱肉强食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和平发展、互惠互利的现代化模式。“和平崛起”是“和平发展”的最初表述。2003年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关于“和平发展”的内涵,学界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崛起”与“和平”均为目的,两者同时实现,中国在达到崛起目标的同时实现和平的追求。英日等工业化国家选择了侵略扩张的工业化模式,实行这种模式的结果是本国的富强和他国的贫弱,导致的是国际关系紧张、对立、战争。中国则不同。中国不把自己的富强建立在他国的贫弱之上,中国要在实现本国富庶强盛的同时给他国带来和平繁荣。第二,“和平”为手段,“崛起”为目的。中国要争取“和平”国际环境以达到“崛起"的目的。第三,“和平”为目的,“崛起”为手段。中国崛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将为世界和平贡献更大的力量。
        笔者认为,“和平发展”可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
        第一,狭义的“和平发展”。是指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选择的一种外交战略,其特征是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和平共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东西问题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方阵营的瓦解而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国际局势整体上趋向缓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难得的和平环境;国际意识形态的冲突对抗退居次要地位,国际竞争愈益表现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利用世界和平的历史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繁荣。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是对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否定。中国一边走和平发展道路,一边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两者并不矛盾。为了和平发展,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就难以保障持久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
        第二,广义的“和平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际关系和平。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均平,政治地位平等;文明礼貌,遵纪守法;以仁为本,以和为贵,相互尊重,相互扶助,相互关爱;诚实守信,利己利人。二是天人关系和平。天地自然是人类的生身父母、衣食父母,人类与天地自然本为一体。因此,人类应当而且必须在发展经济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尊敬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决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自居,凌驾于自然之上,以自然为敌,与自然开战,劫掠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三是中外关系和平。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奉行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主要依靠本国的基础、资源、市场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工业化,实现工业化的目的在于造福中国与世界,中国过去和现在没有称霸,将来也不会称霸。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他国,同时也不会受他国威胁。总之,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会以任何幌子和藉口侵犯他国领土和主权,控制他国资源,干涉他国内政,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相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期望与一切国家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发展经贸关系,在不同文明间架起友谊桥梁,为建设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进行文化交流,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大同”思想。“大同”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公有,贤能当政。在大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和睦相处,平等博爱,彼此扶助;人们按性别、年龄和社会需要进行分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大同社会里,盗贼不作,战乱不兴,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有序,世风民风淳朴高尚。
        儒家的“大同”思想。儒家的“大同”思想最为经典。《礼运大同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鳃、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大同篇》这部经典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儒家理想社会画卷——社会成员彼此之间以信为本,以诚相待,各尽其能,共同劳动,融洽和睦,相互关爱,相互扶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道家的“大同”思想。在道家设计的理想国里,国小人少,无争夺,无战伐,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们依靠原始的生产劳作过着无知无欲、简单素朴、宁静祥和的生活。
        墨家的“大同”思想。墨子主张“兼相爱”。所谓“兼相爱”,即不考虑亲疏远近,贵贱贫富,泛爱众人,爱人如已。墨家的这一主张是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爱有远近亲疏得等级观念提出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是一种人类彼此之间相敬相爱的人道主义理想,是打破了差别等级的普遍平等的“人类之爱”。墨家的“兼爱”主张与西方“博爱”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墨家还主张“交相利”:认为“爱”与“利",兼爱与互利是统一的;爱是一种道德情感,“利”则是这种道德情感在实际中的具体表现。所谓“兼相爱”本身就包含“交相利”。兼爱不能只讲空话,而要互相给对方以物质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大同”思想,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互惠互利、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理想社会画图。

这种理想社会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但为后世思想家政治家治国理政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有益借鉴。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相通”“天人一体”“天人合一”;认为天地自然为人类社会之母,人类应当顺应自然、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和睦相处;反对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掠夺自然,暴殄天物。
        儒家经典《易传》形象地表述了天人合一思想。《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旨在说明天人统一,天人一理,引导人们以天地为师,效法天地,要人像健行不息的“天”那样“自强不息”,象深广笃实的“地”那样“厚德载物”。“法天”、“法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天人感应”说,对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宋代哲学家程颢提出了“一天人”的思想。他说“天人本无二”,“天地万物为一体”。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两层内涵:一是“道”与人合一,一是天地人合一。道家的宇宙生成、人类起源说清晰地勾勒出“道”与人相统一的思想。《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无可名状的“道”是宇宙的本源,天地的始基,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皆为道演化而生。因此,就本源意义而言,“道”是人类之母,“道”人合一,道、天、地、人本为一体。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主张“坐忘”,即神游象外,主客合一,物我两忘,他的这一思想是对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这一思想认为天地自然是人类的生身父母、衣食父母,因而人类应当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和平发展”模式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
        四、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和平”思想。“仁爱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儒、墨、道、释诸家均主张“仁爱和平”。下面以儒、道两家为例予以阐述。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这个字出过104次。孔子说“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仁者,爱人”——凡是人都有“仁”性,都能对别人的痛苦和欢乐产生共鸣,有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要有宽容忠恕精神,凡事推己及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德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们的,乃是天赋的,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主张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开下”;施行“仁政”,则“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道家主张“无为"、“不争”、“贵柔”、“守雌”,反对战争,崇尚和平。道家的“无为”、“不争”思想。《道德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就是说,道永远是无为的,而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所成就作为的;人若没有不正当的欲望,清心寡欲,天下自然就会稳定太平。《道德经》中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段话的主旨是:无为而治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无不为,有为反而无所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欲之争。”在这段话中,老子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生社会,精辟地阐扬了大与小、上与下、先与后、争与不争的辩证法。在老子看来,泰山不让砾石故能成其大,江海不辞小流故能成其深。为人处世也是如此:因其无为而无所不为,因其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在这段话中,老子以三宝喻三德:一是慈爱之德,二是俭约之德,三是不敢为天下先的谦让不争之德。三德之中,慈柔为首;慈柔为天地正道,人间正道,履此正道,人将爱之,物且与之,上下一体,万众一心,故而守则必固,战在必胜。这里,老子以三宝为喻,进一步发挥了无为不争的思想。“贵柔”、“守雌”是老子思想的重要特点。“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在这三段文字中,以木、水等为喻,形象地诠释了其贵柔守雌思想。道家崇尚和平,反对战争。《道德经》上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则己。”圆在这段文字中,道家鼻祖老子认为,人类最残酷的行为,莫过于战争;诸侯争霸战争给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破坏和灾难;因此,贪婪的争霸者最终必白食其果,自取灭亡。“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厌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中的这段文字,表明了道家反战的大思想:战争总归要杀人,是莫大的凶事,因此要坚决反对穷兵黩武的争霸战争;即使为了除暴安良解民倒悬不得以而用兵,也应适可而止,“恬淡为上”,不可冤冤相报,无休无止,贪欲逞强;即使战胜了,也不可扬扬自得,以吉礼欢庆祝贺,否则,便是以杀人为乐。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声。
        综上所述,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仁爱和平”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中国现代化模式是对传统文化这一价值理念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2003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
[2] 礼记·礼运
[3] 周易·乾卦象辞
[4] 董仲舒:《春秋繁露》
[5] 礼记·中庸
[6] 孟子·离娄下第28章
[7] 中庸·第22章
[8] 墨子·天志
[9] 老子:道德经
[10] 庄子:庄子·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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