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般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人道主义的张扬是许地山《春桃》中的春桃人性中最为耀眼的一面，在顾全他人性命和成全自己爱情这个关键时刻，春桃显示了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洋溢着人性的光芒。作品中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的巧妙安排，真实地反映了许地山对现实人生的深深思索；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写作者思想的体现，春桃是他的理想人物，这种善良的人性人情寄托了许地山人道主义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许地山；《春桃》；人文关怀；理想人物
许地山是我国五四时期重要作家，他一生创作颇丰，一生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作品集是《缀网劳蛛》。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构成了他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要风格。后期作品收在《危巢坠简》中，逐渐摆脱了宗教色彩和神秘情趣，现实主义倾向增强。《春桃》是许地山后期比较成熟的作品，这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对于《春桃》中“一女二男”的模式前人已有论述，大多是以作家创作风格由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和宗教色彩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阐述春桃这一人物所具有的大胆的反叛精神、坚定的独立信念以及自发的仁爱情怀来予以阐释。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关注、理解。塑造了春桃超脱、豁达、乐观的性格及在苦难中平静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论述了许地山对“五四”文学作品中所要表现的 “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自由意志的赞美”[1]这一主题的大胆地展现。本文重点探讨《春桃》中的人文关怀意识，意在表明许地山在小说《春桃》提出一个富有伦理意义的人生难题，结合小说内容，如战后的遭遇，彻底改变了春桃的人生，但她为了情和义，形成了一个大胆的、特别的家庭生活情境。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演义踏上了一条人道主义的归途。
一、“神性爱”的悖论
“神性爱”是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一个永恒的母题,爱恨情仇，生生死死，幸福与不幸，欢乐与痛苦，在一部部文学中流露，令人感叹！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双双殉情是“神性爱”的悲剧命运结局（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神性爱”是一场爱恨情仇、生死悲欢的佳作, 希斯克利夫忍辱负重想尽一切策略打击情敌以达到消灭异己，人性的善与恶处处显得那样的完美，给予他生命力量的是他对凯瑟琳的爱：“自从我最后一次听你的声音之后，我已经在生命中苦苦搏斗了一场啦。你一定得原谅我，因为我只是为了你才奋斗的!”[2] 凯瑟琳对林贵敦的爱是世俗爱，而对希斯克利夫的爱是神性爱：“所以他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他，我这么爱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魅力，而是他比我自己更想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是完全一样的，而林敦的和我们就截然不同了，就像是月光跟闪电，冰霜跟火焰。”[3]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也。”[4]生之欲造成人生之痛苦，生命的结局是白茫茫一片大地。
许地山1934年发表的小说《春桃》中的爱情故事突出有悖于“神性爱”的的话题。春桃在两个男人（李茂和刘向高）之间，李茂是她的婚配的丈夫，刘向高是她在现实生活中自然结合的男人。李茂在与春桃结婚的晚上由于兵灾离散多年，刘向高在逃兵灾的路上与春桃相遇一起走了几百里，但途中又分开了，想必是命运的安排吧,他们在北京能相互重逢，这样,一对逃灾的人终于能同居并共同为生活而奔波,多年以后李茂的突然出现,打破了春桃和刘向高的共同生活。也因此春桃陷于“一女二男”的处境。最后,经过了春桃的思想挣扎,组成“一妻二夫”的家庭模式。春桃与李茂、刘向高的情爱普普通通，没有凯瑟琳与希克利的由爱生发的生命力，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般那样爱到生生死死，没有黛玉与宝玉葬花的悲情。三个主人公都显得平平常常,就是现实生活的下层人民的爱情悲剧。春桃在李茂失散后，并没有做出很轰裂的行动，李茂在与春桃失散后，也没有做出与妻子团聚伟大的行动。断腿后的李茂在北京城靠乞讨为生，并不知道自己能与春桃重逢，他与春桃的重逢只是偶尔之事，刘向高在与春桃结合多年后面临春桃合法丈夫李茂的挑战，春桃与李茂、刘向高走上了一条有悖于“神性爱”的道路。
二、“伦理婚姻”的尴尬
许地山的小说《春桃》提出一个富有伦理意义的人生难题,在矛盾冲突中三人的性格和伦理婚姻观念逐渐呈现出来。李茂的突然出现打破了春桃和刘向高平静的日常生活。李茂是春桃的婚配丈夫，在结婚的晚上由于战乱失散，在战争中被打断了双腿。，随即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更不用说养家了。身体的残废并没有消除他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当春桃对李茂说，她不是谁的媳妇时，李茂的夫权意识便呈现出来：“这样，人家会笑话我是个活王八。”[5]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女人始终处在卑微的地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数女性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一个封建卫道者冠之的美名“贞节”。李茂和春桃失散多年，只是名分上的夫妻并无夫妻之实。李茂自认为还是春桃的丈夫。传统伦理婚姻观念固守在这个命运坎坷的中国农民的意识中。“咱们到底还是两口子，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6]当春桃大力地反驳李茂时，他甚至产生了暴力的倾向。“休妻”的想法固然可见李茂的善良和成人之美。李茂的言行明显是传统伦理婚姻思想的产物。
刘向高是春桃实际意义上的丈夫，但在刘向高的观念里，拜堂成亲才合乎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甚至，有名份的妻子才具有婚姻的合理性。他认为李茂才是春桃的丈夫：“你们夫妻团圆，我当然得走开。”[7]。李茂侠义的言辞让刘向高佩服而惊讶，尽管他是不情愿这样说的。而他的想法和言辞又是如此的落后和自私：“教我冒一个霸占人家妻子的罪名，我可不愿意。为你想，你也不愿意你妻子跟别人住。”[8]春桃是谁的妻子？李茂和刘向高遵守的是中国传统的伦理婚姻规则：李茂认为是他的，刘向高也认为是李茂的。
春桃也具备了新的伦理婚姻观念因素。“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想法在春桃那里受到了质疑：“算百日恩，也过了好十几个百日恩，四五年间，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我。我一个人在这里，得活，得人帮忙。我们同住了这些年，要说恩爱，自然是对你薄得多，今天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爹同你爹的交情，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9]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现代伦理婚姻观念是西方的婚姻观念。春桃在三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下，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维护自己与刘向高的同居事实，一个普普通通的文盲妇女，并没接受过现代教育和文化的熏陶，春桃否认刘向高称呼自己为媳妇，其又是如此的守旧：“你别捣乱啦，咱们没拜过天地，没喝过交杯酒，不算两口子。”[10]否认她们是两口子，春桃接过李茂给她象征婚姻的龙凤帖的时候，她又回到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思想当中。
三、“人道主义”的归途
小说情节的发展必须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思想相吻合，《春桃》的结局出乎常理之外，李茂被春桃解救回来，刘向高出走后又回到春桃的身边，一女二男的模式在多次矛盾之后恢复了原来的的平静。李茂和刘向高身上都存在这传统伦理婚姻观念的束缚，使他们在面对一女二男的情况下充满着矛盾的内心世界和落后愚蠢的行为方式。在求名与实的婚姻面前，李茂暴露出夫权思想的劣迹，刘向高暴露出懦弱退让狡猾的弱点。即使是春桃，这个闪光的女性也不能不为传统观念束缚。春桃生活在“不闹兵，便闹贼；不闹贼，便闹日本”的黑暗无边的年代里，命运决定她必然走上艰难困苦的道路。她本是一个乡下财主的女儿，出嫁那天正碰兵乱，春桃没有那个只是“一夜夫妻”的男人李茂“分散了四五年没有信”在逃难的途中与刘向高患难与共，生活把他们自然地连在一起。断腿的李茂重新出现在春桃的生活中，春桃把李茂接回家中，决定开个三人公司。春桃不能因为李茂残废了就不要他了，也舍不得同居的刘向高。所以大家在一起住着，互相依靠着。李茂认识到自己残废了没有谋生的能力，表现出让妻子给刘向高的豪气。当同时他觉得自己成为春桃和刘向高平静生活的障碍时，以自杀和出走来成就别人的幸福。刘向高为摆脱三人尴尬局面独自出走，而因为想着对春桃的深情情义和春桃需要他的帮忙不久又回来了。
他们的三人组合，完全出于对生活的挚爱和热爱。在苦难的生活面前，他们都是生活的下层人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彼此关怀着对方，为对方着想，为对方默默地做出牺牲。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人道主义，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却恰恰是人道主义的精神。春桃抛开了不是她所需要的社会风俗，根据她所处的实际状况重新安排了生活。李茂和刘向高最终也理解春桃的苦衷和接受了春桃的安排。他们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宝玉和黛玉的生死之恋，没有演绎一场轰轰烈烈的情爱传奇，他们的三人违背了人们心目中的 “神性爱”母题。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冲破了自身的传统重负和种种爱情观念。他们是普通的小人物，而他们身上却扬抑着人性的光芒：善良纯朴。他们的婚姻模式能让无数人所理解和同情，而这种冲破一切观念的勇气不 能不让人们称道。他们不断地被生活塑造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创造着生活，不断地塑造着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桃》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使他们踏上了一条人道主义的归途。
综上所述，许地山在《春桃》描写里，春桃和李茂、刘向高的爱情故事，违背了“神性爱”的这一母题，她的生活中自然有情，更加有义。她和李茂的爱情，一是因为“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婚姻伦理；二是李茂的双腿在战斗中残废了，有缘再相聚，她不能置之不理。她和刘向高的爱情却是经过逃亡的磨难建立的浓厚的感情。同时许地山把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现代伦理婚姻观念的思考化作了人物更为普遍更为真实的行动，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盲妇女，并接受过现代教育和文化的熏陶，但她勇敢地冲破了强大的原始的夫权观念，和两个单身男子同睡一个炕头，这是一种大胆的 叛逆的反传统行为。在她看来，身处在一个“不闹兵，便闹贼，不闹贼，便闹日本”的社会现状中，生存是第一位，爱情、婚姻是从属地位。这使春桃就像院里的晚香玉一样，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一女二男”的别样家庭。他们的三人组合，无论是情感的深度还是力度，三个主人公都显得平平常常，生活的艰苦使他们自觉地选择了善良，他们以生活的本能和内心的善良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出于对生活的挚爱和热爱。人道主义的张扬是春桃人性中最为耀眼的一面，在顾全他人性命和成全自己爱情这个关键时刻，春桃显示了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恰恰是人道主义的精神，洋溢着人性的光芒（善良纯朴），不断的创造着生活、塑造着自我！作品中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的巧妙安排，真实地反映了许地山对现实人生的深深思索；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写作者思想的体现，春桃是他的理想人物，这种善良的人性人情寄托了许地山人道主义的关怀。
参考文献：
[1]慕丽丽.试论许地山〈春桃〉中的生命意识[J].许昌师专学报，2001，（6）.
[2][3]英·爱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4] 洪志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5][6][7][8][9][10]许地山.许地山经典[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刘同般（1964-），男，汉族，河南省商丘市人，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