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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乐歌之“事”——文化意义再释

发表时间：2021/6/8 来源：《基础教育课程》2021年6月作者：武潇

[导读] 学堂乐歌产生有其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本文通过如何定义“学堂乐歌”？以及为什么“学堂乐歌”能十分顺利的进入中国？这两个问题。叙“学堂乐歌”是怎样一回“事。从音乐功能层面思考中国的“学堂乐歌”的定义，尝试再释其文化意义。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武潇 200235

摘要：学堂乐歌产生有其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本文通过如何定义“学堂乐歌”？以及为什么“学堂乐歌”能十分顺利的进入中国？这两个问题。叙“学堂乐歌”是怎样一回“事。从音乐功能层面思考中国的“学堂乐歌”的定义，尝试再释其文化意义。
关键词：学堂乐歌；音乐教育；近代音乐；学校歌曲
        问题一：如何定义“学堂乐歌”？
        从现有定义来看，有认为它是从日本引入“依曲填词”的声乐艺术形式，“学堂乐歌，具体所指的是清末民初我国新式学校所开设的音乐课和课本中所教唱的歌曲。它引进外来曲调，填以反映新思想的歌词，从而构成一种区别于我国传统歌曲的新式样。”；有认为它特指某些具体的音乐作品，“学堂乐歌，指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中音乐课程中大量传唱的一些原创歌曲”也有认为它代表着“新音乐”的启蒙时期，“从中国音乐发展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新音乐’也是从学堂乐歌开始的。”
        笔者曾在《“学堂乐歌”之“来”》一文中叙述过“学堂乐歌”来源与西方传教士、教会学校、日本明治维新都有密切关系。那么对比三方当时情况再给出的定义，或是比较妥当的。
        从对“学校歌曲”的定义、以及承载功能可看出，虽目的都是为教育用，但三方内在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最早，西方传教士狄就烈（曾在中国任教35年）定义“学校歌曲”：“学校唱歌的目的除了培养学生唱圣诗的能力外，还在于调性情、唤精神、笃童心、养道德、完人格、助学艺”；“快乐童年的游乐嬉戏、动态与静态的大自然之美、朋友间之友情、家庭之爱、上学与节庆的欢快等都可以成为学校歌曲的主题”。但这样的定义放在当时中国“学堂乐歌”处在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混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粮食危机重重夹击的特殊时期，未免太过理想化，不可实现；日本明治时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全民性、系统性、有明确目标、统一方向的。“学校歌曲”、“学堂乐歌”主要目的是配合“军国主义教育”，为实现“促进日本经济腾飞、富国强兵的总体战略规划服务”。而与之不同的是，在我们国家、民族陷入困境、前途堪忧、迫切需要寻求出路时，是一批救过图志的“知识份子”站了出来，选择音乐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歌唱的具体形式，为迷途羔羊一般的国人指引道路。由于政局、时局不稳，改革还在摸索阶段，“学堂乐歌”“创作者”所执立场不一致、价值观不尽相同。反映在这时期音乐作品存在许多矛盾对立的内容：即有“推翻帝政、除去陋习”的歌，也有“鼓吹忠君、尊孔之道”的歌；即有“军国主义教育”的“强兵”歌、也有强调自由民主发展，为美育目的唱的歌。
        所以笔者认为从音乐功能层面思考中国的“学堂乐歌”的定义，它是最初由知识份子发起，服务于思想改革，范围从上海蔓延到全国，从学校进入社会，从知识份子小圈子扩散到社会民众大圈子的一项有关歌唱的音乐活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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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二：为什么“学堂乐歌”能十分顺利的进入中国？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有一种只注重歌词而不注重曲调‘版权’的习惯......学堂乐歌正好符合这种传统的创作模式”
        不论是中国古代“采风”、还是近现代“田野工作”初期，都仅是“重词不重乐”，以收集、记录歌词为主。如孔子采十五国风编著的《诗经》仅存下了文本，未见曲谱；“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受资本注意文化影响的一部分知识份子，开始用民俗学的角度去搜集民歌，并且出版了专门的刊物和著作（如北大歌谣周刊）。可惜大都犯了和古人一样的错误——只记录歌词，而抛弃了乐曲的记录。”曾经的“错误”使诸多辉煌的中国传统音乐随时间与风沙一起埋进黄土，令人颇为心痛。但深究原因，则这样的“错误”是有目的性的、且是必然的。
        “依曲填词”、“曲牌为重”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约定”。在中国传统音乐里，因曲牌被相对局限的固定下来，当歌唱艺术不断发展创新的时候，作者往往在词、念白上寻变化，或因使用场合的变化而更改歌词内容。所以歌词亦成为艺术变化、延伸功能发展的关注点，听众也愈发看重歌唱者要表达的内容，而忽略曲子的适合与否。
        “学堂乐歌’，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书馆出版的乐歌书籍，多是剪头去尾、非驴非马的四不相子......大半那些著作乐歌书籍的人，无论是个什么乐谱，就随便填上一个歌词，也不管它对不对曲是曲，歌是歌”
        此时“学堂乐歌”仍是以“依曲填词”中国传统理念进行创作，故选用外国歌曲或是日本曲调创作时，出现不适应的多种问题也是必然的。因为西方音乐始于基督教的宗教音乐，也是从歌曲“圣咏”开始，目的是咏唱圣经。恰与中国传统相反，最初西方作曲家的歌唱内容是基本固定的，他们需要“依词谱曲”。
        学堂乐歌的创作者们引入新曲调、探索新音乐目的是为了传播新思想，驱除陋习，救国救民。所以歌词的表达可谓之重中之重，中国固有的“依曲填词”与日本引进的“学堂乐歌”创作手法的相似性，成为接通中国音乐文化的节点。随后“学堂乐歌”得以顺利着陆，“新音乐”之火便落下，一发不可收拾。音乐之于新思想，新思想之于音乐，关系密不可分。先有李叔同、曾志文、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创作中披露中国新诗、文学、白话文的萌芽，让“诗”（词）与“乐”重新相会，后有王光圻、萧友梅、杨荫浏、刘天华等音乐家致力于改进创新“国乐”，把“国”与“乐”以新的形式再次紧密的捆在一起。
        结语
        从解答以上问题再看学堂乐歌的文化意义。音乐作品是创作者思想的具象物，与社会、文化、人的思想、行为密切联系的。这些如今看来确是“艺术性不高 ”、“歌与词不匹配”、“有损音乐的艺术性”的作品，恰恰证明当时学堂乐歌的历史任务与社会意义在于传递新思想，是一项有关歌唱的音乐活动“事件”。从这个角度也能更好的理解它对中国“新音乐”、中国“新文化”重要的启蒙参考文献：
[1]陈煜斓《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
[2]引百度百科“学堂乐歌”词条解释
[3]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增订版中的有关叙事，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58、68 页
[4]武潇《“学堂乐歌”之“来”》，《文化时代》，2020 年
[5]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有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主张与实践——以狄就烈为例》，《音乐探索》，2014 年
[6]田耀农《从学堂乐歌到通俗歌曲——兼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建架与发展》，《中国音乐学》1993 年第 4 期
[7]无名氏《民间音乐的搜集工作》，1960 年
[8]马达《20 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