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东
长江师范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408100
摘要：历史上的两大“左倾”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发展遭到空前的重创，严重阻碍了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持续生产及稳定发展。从具有现代色彩的空间视角出发，两大“左倾”在当时催生了物质空间与意识空间的双重社会空间异化。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第一次“左倾”主要体现在以激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为主的“大跃进”所引起的物质文明空间生产的社会空间表层异化上，而第二次“左倾”主要体现在以激化观念转变规律矛盾为主的“文革”所诱发的精神文明空间非正义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空间內质异化上。为了更好地解释历史上两大严重“左倾”背后的空间生产问题，笔者基于空间维度的正义反思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前后的现代转向，以期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带来有效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左倾”、空间异化、空间生产、社会异化。
引言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严重失误，“大跃进”和“文革”在实质上依然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空间异化的分别以物质生产、文化生产为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严重失误。物质和意识空间生产上的相互作用机理能从当代现实国情下的实际社会空间运行态势出发，进一步说明“大跃进”与“文革”的爆发有着许多潜在的必然联系。“左倾”与右倾都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两大主要极端，“左倾”错误升级下的“大跃进”向“文革”的过渡曾为浩劫终止后的各个社会单元整体思想认识的变迁带来严重的右倾干扰，给党在文革之后的恢复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
空间正义理论是人类社会以城市发展为主的经济全球化历史大背景下的文化意识产物，代表着极富现代元素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在空间生产上的正义构建。通过对历史上两大“左倾”事故基于空间维度的由现象到本质的正义反思，有助于实现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全方位接轨，能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带来有价值的现实参考。
一．空间非正义量变生产向空间异化质变形成的“左倾”问题升级转向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空间非正义生产向“文革”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空间异化的灾难性过渡伴随着的就是党内领导集体在思想认识上的“左倾升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实践证明，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同自然空间形态的转变一样都应遵循量变、质变的客观规律。虽然“大跃进”空间非正义生产进程中的诸多局部的社会空间异化在其动乱结束之时得以基本清除，但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潜在思想认识的文化劣根依旧存在。“大跃进”是经济基础上的基于物质空间生产的冒险推进，而“文革”则是上层建筑上的基于文化空间生产的冒险筑造。事实上，历史上的这两次动荡的演进过程主要体现在以物质空间非正义生产为主的社会空间表层异化在历史周期率的作用下向以文化空间非正义生产为主的社会空间內质异化的转变。
1.1大跃进:基于经济基础的社会空间表层异化
“大跃进”期间的社会空间表层异化主要体现在以改变我国落后经济面貌为出发点的社会空间非正义生产。由于非正义本身具有空间维度，于是社会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包含了物质空间和意识空间这两个主要的空间元素。“左倾”错误主导下的冒险推进在“大跃进”时期主要反映在经济基础层面的物质维度的社会空间量变性的非正义生产，且由此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物质空间的质变性异化。也就是说，“大跃进”对社会空间生产所呈现的异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我国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上，而文化意识层面的社会空间异化基本不再其讨论的范围之内，至少“左倾”错误的矛头在“大跃进”时期没有对准文化观念意识空间的急切改造上，故“大跃进”运动所导致的主要是经济基础层面的社会空间表层异化。之后，“五风问题”的形成意味着“大跃进”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空间生产的异化性开始有所体现，且伴随着的就是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异化性增强。
1.2 文革:基于上层建筑的社会空间內质异化
“文革”期间的社会异化主要体现在以改变我国人民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识为出发点的无产意识观念转变的极度渴望，呈现出以阶级斗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对落后思想认识进行大范围整顿的“过敏反应”。于是，病态敏感的以无产意识的意识空间生产为主的社会空间內质异化开始在“文革”初期有所体现，并且在历史周期率的时空逻辑作用下愈演愈烈。称其为內质性的异化，主要在于党内领导集体对于“大跃进”之后“左倾”问题处理的片面性，导致“左倾”意识所留下的残余成分通过文化空间生产的潜在作用发展起来，且将扩展的异化元素由物质性的表层社会空间向意识性的內质社会空间渗透，从而造成了“文革”的产生和长达十年之久的持续恶化发展，导致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甚至曾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斗争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爱国之士都惨遭致命性的批斗和迫害。其中，文化空间生产作用的潜在性主要体现在以“四人帮”为始作俑者的反革命集团对于党的“左倾”错误进行暗中利用的非正义性，且成了党内领导集体对于客观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左倾升级”的重要推手。事实上，“四人帮”一系列阴谋活动主要反映在利用人们经历“大跃进”之后观念转变上的敏感要素对我国文化空间生产秩序进行全方位破坏的过程，且破坏力远远大于“大跃进”运动针对物质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毕竟“文革”主要破坏的是意识层面的文化生产力。
二．空间非正义生产的“外正义反思”向“内正义反思”的理性过渡
基于正义的空间性，两大浩劫之后意识层面的反思调整以空间作为基本条件，满足人们观念意识转变活动的前提，“大跃进”结束之后至“文革”爆发之前的时间段及“文革”结束之后的恢复调整期构成了人们观念转变过程的意识活动空间，即以时间向度为基准的物质空间与意识空间生产正义化转向的“正义反思”。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两大浩劫背后的“左倾”错误进行分析，笔者基于物质经济生产与文化意识生产背后的空间问题将正义反思分为外正义反思和内正义反思，且分别指向物质层面及意识层面。
2.1 基于大跃进问题的“外正义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问题处理的物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累积的斗争意识反映在物质经济的生产上则具有物质属性，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大跃进”时期第一次失误后的外正义反思。由于刚刚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建立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在这尚未完善的理论指导下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隐隐带有浓厚的超越主观的斗争意识，为以冒险激进为价值导向的“左倾”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埋下伏笔。经济基础代表的是物质空间的生产状况及其发展态势，城市化的程度在现代空间语境中能高度反映出特定社会单元的经济基础发展质量。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相当缓慢，城市化程度基本不在当时的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价值评判范围内。
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时代，单方面的工业原料采集、农产品生产由此成了“大跃进”时期基于经济基础的物质空间生产的主要内容。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物质层面的经济基础所呈现的客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意识层面的对于我国实际生产力水平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认识。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民经济的瘫痪局势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人们在经济物质生产方面的冒险激进意识的产生，从而呈现出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关系颠倒之态”，即颠倒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唯物认知，认为冒险激进的生产关系能决定超越客观发展规律的高质量生产力水平的形成，而没有意识到生产关系在唯物哲学语境中只充当着一个“反作用”的角色。
2.2 基于文革问题的“内正义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问题处理的意识属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积累的斗争意识反映在文化发展上的观念认识转变则具有意识属性，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革”期间第二次失误后的内正义反思。在“大跃进”刚刚结束以后，党内的一系列反思整顿所对应的外正义反思基本只解决了人们对于客观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问题，仅仅只做到了在物质经济生产上的实事求是。当然，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国在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才不至于因社会动乱而有所倒退，反而还有所缓慢的增长。然而，在“大跃进”结束后，党内领导集体片面处理后的“左倾”意识所留下的残余成分通过文化空间生产的潜在作用发展起来，且以“四人帮”的反革命政变为主要中介将扩展的异化元素由物质性的表层社会空间向意识性的內质社会空间渗透，从而导致了“文革”的产生和长达十年之久的持续恶化发展。也就是说，人们由对改变我国落后经济面貌的极度渴望转变为对改变落后思想认识的过分追求。
虽然过去“五风问题”揭示的是“大跃进”期间领导干部集体意识层面的关于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其“左倾”问题的矛头依旧是暂时指向物质空间的非正义生产上的，文化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就暂时没被发现。也就是说，领导、干部于“大跃进”之后的对于“左倾”问题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基于物质文明的社会空间的表层发展上，基本上只认识到物质经济发展所存在的客观规律性，而对于以树立崇高的无产意识为主的观念意识转变所存在的内在客观规律性却尚未领悟。直到“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反思调整，党内领导集体才基本悟懂了人们观念转变过程本身也存在其现实的客观规律性，人们观念意识的发展跟物质经济的发展一样都遵循着应有的量变质变规律。
三．空间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代性向现代性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强的革命性、斗争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革命实践探索过程中初步形成的理论成果，且暂时不具备面向社会主义建设层面的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人们观念意识转变调整的导向功能。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空间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物质空间形态及意识空间形态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推导理解的，于是在历史周期作用下的斗争思维所引起的两大“左倾”错误的发生几乎就成了历史必然，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客观规律所呈现出的客观必然。也就是说，停留在革命斗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近代性。只有从以革命实践探索为主转向以经济建设实践探索为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历史演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客观条件可循。
3.1 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基础正义”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也是社会空间正义生产应当遵循的基础正义准则，其内涵通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宏观发展方向的理论成果的进一步发展得以全面完善。毛泽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建立发展的事实求是理论是针对革命斗争的探索实践的。虽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曾在革命探索的历程中开展过内战期间的土地革命及后续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区别于土地革命的多种形式的土地运动，但其所蕴含的经济层面的物质空间正义生产是面向以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的，暂不符合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导向的，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际环境及当时国情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基础正义准则，因为国际局势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决定了实事求是的内涵是需要更进一步发展的。面向上层建筑的以斗争意识的发展为历史逻辑主线的意识空间正义生产也是如此。
两大浩劫结束以后，邓小平站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逻辑主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客观公正地解释了毛泽东思想，且将毛泽东晚年文革期间的错误思想跟其他正确的思想相区别，有效地促进了实事求是理论的基本完善，重在强调区别于革命斗争时期的，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核心要义的实事求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的，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作为核心任务的，不断发展着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的方法论。通过物质空间生产实践与意识空间生产实践上的统一，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真理的科学追求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于基础正义的社会空间发展的现代转向。
3.2 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全面正义”
科学发展观是全局性、战略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空间正义构建的指导思想，其空间生产的价值意蕴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代表着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使中国的宏观发展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严峻国际局势的“全面正义”，以公平公正为基准的社会空间正义生产是实现“全面正义”的主要内容。基于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的实事求是理论是构成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且通过十六大以来的进一步发展而赋予其战略性、全局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现代化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国情的有机结合在科学发展观的意识空间作用下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统一效能的全方位转向，有效改变了在斗争意识惯性作用下的以“左倾”盲动为主的引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异化发展的现实局面，使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全面形成以人为本的基于共产主义价值导向的社会空间生产正义秩序构建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在坚持更全面的实事求是理论引导的基础上，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空间正义生产的全面性特征，毕竟科学发展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建社会空间“全面正义”的方法论。
3.3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价值导向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根本正义”
在改革开放及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上被更多的赋予了创造性、开放性的意识空间特征，实现了发展的空间性与空间的发展性的全面统一，代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根本正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理念的形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空间运行“根本正义”的主要内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发达、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实现社会“根本正义”的根本问题导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统一性大大增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相统一的嵌有物质元素与意识元素的空间层面体现出强大的空间创造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指引、目标导向这两个主要方面有着巨大的理论发展空间与实践探索空间。在目标导向方面紧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发展主线的中国梦，在路径指引方面紧跟更具战略性、全局性的，由“三步走”战略发展而来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空间维度的正义语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深化，通过全力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而实现基于中国国情与实际国际局势相统一的物质空间的正义性与正义的物质空间性及意识空间的正义性与正义的意识空间性的根本上的全面统一。
四．总结
基于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科学发展观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效能发挥到极致，从而实现了斗争的近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建设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方位过渡。两大“左倾”错误的灾难性发展在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敲响了警钟，警示着党内领导集体及党员干部要在经济发展及意识观念的引导方面都要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至少我们主观的努力不能完全偏离这一点。至于如何把握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对于现代社会空间正义生产的能动作用关系，这一切都无法完全照搬过去的经验对其加以解释。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历史大背景下的城市化空间生产的不断推进，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的双向发展都不会停止，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日趋成熟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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