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030006
摘要：该文对太原市纯阳宫藏唐代墓志题铭作简要阐述，史志结合，分析了其学术价值与书法特色。
关键词：纯阳宫；墓志；题铭
纯阳宫是著名道教宫观，曾作为山西省博物馆二部，山西省艺术博物馆，2020年更名为山西古建筑博物馆。馆内所藏墓志共29方，以13方唐代墓志为主。其中，有志盖题铭的唐志有9方，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
墓志作为中国墓葬习俗中的一部分，萌芽于秦汉，发展于魏晋，自南北朝定型以来，多为方形志，常附有祔顶型志盖，并成一盒，是古代墓葬中重要的附葬品。入唐后，墓志撰文格式较为稳定，多为先“志”后“铭”，刻制工艺更加精巧，刻工世代相传，或有前朝遗韵，或习朝堂流行书风，墓志的书法风格多样化，按照书体划分，楷书墓志7方，行书墓志6方。9方墓志有志盖，4方无盖。其中，有8方为篆书志盖，有1方为楷书志盖。
墓志盖书体一般以篆书为主，风格多样。志盖题铭和首题都属于墓志题铭，但是志盖文字内容较少，便于书刻，但不易区分志主，所以志盖自古以来较少受到金石学家与历史学学家的关注。关于墓志盖混淆，馆藏唐代墓志中也有同样问题。大历七年（772）《王珍墓志铭》，篆盖“唐故王君墓志之铭”。《三晋石刻大全·迎泽区卷》中将此志盖归为开元三年（715）《王胡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和《山西省艺术博物馆藏碑志集萃》将其归为《王珍墓志铭》，纯阳宫在展陈时也将其列为《王珍墓志铭》志盖。由于该志盖的纹饰为潞州地区特有的地域风格，故本文选用后者的观点，认为“唐故王君墓志之铭”为大历七年（772）《王珍墓志铭》之志盖。
笔者根据墓志盖的刊刻方式，将纯阳宫馆藏8方篆书志盖分为3种类型：
一、双钩阴线刻
初唐篆书墓志盖继承了南北朝和隋碑的风格，多为双钩阴线刻。在打磨平整的石面上用阴线刻画出文字轮廓，与书法、绘画临摹所用“双钩”类似。刘天琪根据古代传统雕刻方法将这一刻法称为“平面阴线刻”。这一时期纯阳宫所藏此类风格的志盖篆书有6方：调露元年（679）《王深墓志铭》志盖，盖面题铭“唐故王君墓志之铭”，为“九宫式题铭”，按照横竖题铭方式排列，正中间空格，共8字。据刘天琪考“此类装饰风气中晚唐时期在山西古潞州一带蔚为风气，其正中间常浅浮雕铺首等，应为地域风气。”馆藏唐志中这种8字“九宫式题铭”的志盖还有一方，即大历七年（772）《王珍墓志铭》志盖，篆盖“唐故王君墓志之铭”，刘天琪将其归为“两种或以上刻法”，但笔者将其归为“双钩阴线刻”。他曾对新出土隋唐潞州地区墓志的地域风格挽歌、铺首、八卦符号与志盖题铭进行了讨论，其中涉及潞州地区的大历七年《王珍墓志盖》：
“唐大历七年（772）《王珍墓志》，现藏山西省博物院。志盖题铭为“唐故王君墓志之铭”。中间以线刻方式饰有一铺首，形似今日之舞狮，其严肃不足却多几分可爱。题铭之字，以两种不同方式镌刻。‘故’、‘君’、‘之’以减地隐起方式刻，其余的字以双钩线刻方式，双线中间戳有密密的细点，有如图画。题铭四周，上下两侧刻有石榴花纹样，而左右两侧刻有蔓草纹样。从整个志盖来看，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与丧葬的文化气息相吻合。”
文中认为“‘故’、‘君’、‘之’以减地隐起方式刻，其余的字以双钩线刻方式”，其实“墓”字也是减地隐起方式刻，这样刚好构成了上下左右是减地隐起刻，四个角是双钩线刻，符合中国传统的对称美学。其次，该墓志正中央线刻铺首与四周所饰纹样造型夸张，线条流畅，富有弹性，可作为线刻铺首的代表。墓志盖上的铺首，目前仅见于山西古潞州地区。《王深墓志盖》的篆书受唐代楷书的影响，呈现出几乎笔笔为直线的造型，较少的出现弧线，字的造型与汉印有异曲之妙。但这方志盖刻画较浅，无论原石还是拓片皆不易完全识别其题铭文字。此外，开元三年（715）《胡佺墓志盖》“胡君墓志”，其刊刻方法亦属于双钩阴线刻。志盖题铭呈2×2式排列，置于较粗的界格内，篆书笔画较粗。该志盖中“志”字部件“心”以草书笔法书刻，灵动飘逸，是明显的“草篆”。
此外，还有久视元年（700）的三方墓志：《柳行满墓志盖》“大周故柳君墓志之铭”、《刘媚墓志盖》“大周故刘府君墓志铭”和《乙弗氏墓志盖》“大周故乙弗郡君墓志”。三方志盖为柳行满与前夫人刘媚、后夫人乙弗玉合葬时所刊刻，三方志盖形制统一，志盖皆刻有花草纹，只是花草种类有些许差别；志盖铭文皆为3×3（横3竖3）“九宫式题铭”，篆书风格也较为统一；皆有方界格，只是前两方志盖界格较粗，《乙弗氏志盖》界格较细。笔者推测，三方志盖的书刻者应为同一人。
二、单钩阳刻
“单钩阳刻”，类似于篆刻中用朱文的刻法修整印面，而后期没有精修，从而导致本该凹陷的部分凹凸不平，线条也如同汉白文印章一样端庄厚朴，但其呈现在志盖中的形态为“朱文”，故墨拓后为白底黑字。即刘天琪所谓“减地隐起刻”：
“在石面上沿题铭文字的内外轮廓线将石面削低，刀口呈不规则的“V”字型，而轮廓线之间仍留有突起。”
馆藏唐志中“单钩阳刻”的志盖仅有登封元年（696）《赵澄墓志铭》一方，志盖铭文“赵君墓志”。该志盖呈2×2式排列，共4字，盖文篆书笔划和文字界格都较为粗壮，字形结构为扁方型，整体呈现出一种浑厚朴拙之态。
三、单钩阴刻
碑刻文字的主要刊刻方式为“单钩阴刻”。武周以后，阴刻式墓志题铭多以此方法镌刻，即在打平的墓志盖上，将书写好的文字按其轮廓铲下去，与篆刻中“白文”的刊刻方式类似。馆藏唐志中有两方志盖为这种方式刊刻，分别是：宝应元年（762）《若干元墓志铭》志盖，志盖铭文“若干君墓志”和宝应二年（763）《吕怀俊墓志铭》，志盖铭文“大唐故吕谘议墓志铭”。其中，后者为楷书志盖。两方志盖下葬时间相差一年，又同在晋中地区，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同一时期晋中地区特有的铭刻方式。唐代末年，社会动荡，墓志稀缺，志盖更为少见，书刻水平大不如从前。《吕怀俊墓志盖》不仅书刻水平不高，题铭中还有错字，如“墓”字，此外，还有涂改之处，如“谘”字。盖文的结体也多不合楷法，大概是刻工急就之作。
《若干元墓志盖》虽为篆书志盖，但其篆书方中带圆，转折处多为方折而较少圆转，如“若”字的“艹”部，“君”字的“口”部，“墓”字的“艹”、“土”部以及“志”字的“士”部，都变圆转为方折。篆文虽装饰性较强，但也有一定书写性。在装饰中，为了方便镌刻，把“口”字部件多写成现代汉字“山”字外形的情况，或许是受楷书的影响。
馆藏唐代志盖题铭的书刻，全部遵循从右向左竖行书。墓志盖题铭的字数，是体现墓主身份等级的标尺之一，纯阳宫藏唐代墓志盖的题铭字数偶数志盖5方，奇数志盖4方，其排列的主要形式为方形，这样使书刻格局更加和谐，如偶数志盖“若干君墓志”，将“若”与“干”合为一字。馆藏唐代志盖主要有两种字数安排格式，分别为2×2和3×3方形排列。其中，2×2式3方，3×3式6方。
综上所述，纯阳宫藏唐代墓志志盖风格多样，包含了篆书志盖和楷书志盖，撰文风格与志盖题铭章法布局也各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特色。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0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纯阳宫藏唐代墓志整理与艺术特色研究”2020SY07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建华、刘国华编著.山西省艺术博物馆·馆藏碑志集萃[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
[2]刘天琪.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09年
[3]刘天琪.隋唐墓志“谶语”现象及墓志盖题铭地域风格问题——以西安碑林新入藏隋唐潞州地区墓志为例，《唐史论丛》第二十五辑，2017年9月
作者简介：
孟晓燕，籍贯：山西省太原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学生；研究方向：书法史与书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