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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发表时间：2021/6/10 来源：《探索科学》2021年4月作者：李振鑫

[导读]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在推进国家治理理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出其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价值，更加重要的是其特别符合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内容，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商学院李振鑫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在推进国家治理理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出其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价值，更加重要的是其特别符合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内容，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习近平同志在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这个不断发展的新时代的时代特征让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有了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在我国国家治理历史上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决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决定》不仅在内容方面体现了其严谨性，而且再一次更加细节化具体化的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章程，有利于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具体性学习和整体性把握，并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关于国家治理系统及科学的思想和学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阶级本质、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社会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批判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进行探讨与构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剖析国家更替的历史规律，分析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进行国家治理的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中，体现在“对国家机器现实社会的批判性与建构性并存的整体分析之中”同时也反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包括国家的起源与基本职能、无产阶级政党专政与制度化问题、市民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治理目的、原则等方面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内容具有丰富性，体系具有完成性并且极具生命力和活力。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马克思认为政治职能的基础和前提是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只有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稳定才能让政治职能走的更高更稳，两者具有不可分割性，国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并且始终强调政治性，与此同时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区别又是十分明显的。在此之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还是没有否认社会多元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性质和建设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的基础上，带领人民推进国家建设。从武装夺取政权到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到改革开放、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的继承发展
        中国革命建设也借鉴了不少实践。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让无产阶级的胜利旗帜初次飘扬在历史长河中。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内忧外患的考验，局势动荡不安。毛泽东初步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念，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建设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建国初期，毛泽东以“枪杆子里出政权”“落后就要挨打”等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
        “政治为中心”的政策让这个阶段的国家将政治统治职能提升为政治职能的主要方式。毛泽东在社会矛盾集中化的历史过渡时期，为了为国家治理建设提供先决条件和防止社会主义全盘西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以“三大改造”的完成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彰显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之理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论十大关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国家治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在多方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理论的内容并且做了详尽的阐述。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专政国家政权，阐明了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以及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重点说明了建立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仅要完成工业强国的目标，还要形成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业强国；当时完成这个目标并不轻松，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怎么摆脱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毛泽东转变思路，主动选取资本主义影响的积极作用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使得形成了资本主义各项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达到了趋利避害的效果。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坚持认为我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应该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因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是更加重要的和必须掌握的。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把党内民主和党的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此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在生态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
        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开创。毛泽东的国家治理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新阶段对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的丰富发展
        1.邓小平的国家治理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邓小平通知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认为新时期的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首要标准。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国家治理确定了方向和原则。同时，邓小平针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打破了计划或市场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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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规划和设计，他将“民主”与“法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坚持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拥有广泛民主与健全法制建设，这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同时他认为应充分考虑党的组织与领导工作情况，并对其制度建设简要分析。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方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成为历史先河的同时邓小平还主张倡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让党的思想路线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了稳固的基础准备；《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让邓小平在国家治理理论中有了准确的前进方向和充足的动力，也为指导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由此，邓小平的国家治理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迈进新阶段。
        2.江泽民的国家治理理论
        面对21世纪变化莫测的国外形势和国内发展状况，江泽民总结过去经验、着眼现在、放眼未来，制定出新的属于我过国情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江泽民继承邓小平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想，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经济建设方面，江泽民1992年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指出要正确处理市场与经济的关系，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阐述了关于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之间的关系。在政治建设层面，江泽民开创性的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此前提下，提出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同时坚持民主化和法制化原则，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文化建设方面，江泽民从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出发，强调在当代中国，要发展先进文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国家治理的战略方面，江泽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的提出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3.胡锦涛的国家治理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未能全面协调和平衡其他领域的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凸显、两极分化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消极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将国家各个方向的体系建设有机的结合为一个整体并且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新发展的成功提供理论支撑。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引领下，胡锦涛深刻总结和分析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具体实际，提出了其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具体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国家治理战略层面，胡锦涛根据国家发展实际，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政党战略、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理论是基于世界发展现状、我国发展实际以及党的建设情况基础上，围绕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在不断解决各种治理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当前世界中许多国家社会处于治理困局之中，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发展情况下，中国更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开始进入新纪元，面对新的社会矛盾，也要求中国要不断提高治理能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同时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这个关键阶段，更是要提高治理能力，这样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科学运用辩证思维大胆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形成了其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遵循。坚持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战略上，新发展理念是引领发展全局的科学思想。在实践上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底色不变，是习近平新时代执政理念的核心要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强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对未来世界发展目标的伟大构想，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
        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做出了系统的战略规划。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相辅相成。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第一步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第二步是要在实现第一步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梦”的实现。治理现代化保障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格局。习近平着眼于国防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新时代的强军思想，具有创新性、人民性和实战性，开创了军事理论的新境界。通过倡导“一带一路”，推动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有利于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提出，当前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仅是东升西降的竞争，其中更应该看到在科技交锋、文化冲突等各个方面的隐患。在这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然要达成的目标，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合时代实际，坚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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