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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流氓性对其事业成功的影响

发表时间：2021/6/10 来源：《教育研究》2021年6月作者：林建华

[导读] 刘邦的“流氓性”具体表现在待亲不仁、待人无礼、待人无信等方面。刘邦的“流氓性”多次帮助他在战场上赢得先机，但也为他的政治、军事带来不利影响。对刘邦“流氓性”这一性格特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意义。

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林建华 400036

摘要：刘邦的“流氓性”具体表现在待亲不仁、待人无礼、待人无信等方面。刘邦的“流氓性”多次帮助他在战场上赢得先机，但也为他的政治、军事带来不利影响。对刘邦“流氓性”这一性格特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意义。
关键词：刘邦；流氓性；性格特征
        一、何为“流氓性”
        不少人评价刘邦（前256年—前195年）是“无赖”，是“流氓”，那么这个“流氓性”的评判依据是什么？从儒家思想出发，即不仁不义，无礼无信。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仁者爱人”，即以仁爱之心待人。刘邦推堕孝惠帝刘盈(前211年—前188年)、鲁元公主刘乐（？—前187年）——自私无情，此乃不仁，谓之流氓。所谓“义”，即“道义”。在儒家思想中，当“生”与“义”发生冲突时，“舍生取义”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刘邦残杀救命恩人丁公（？—前202年）——忘恩负义，此乃不义，谓之流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礼不定。”[同上。]“礼”，即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刘邦溺儒冠——倨傲放纵，好酒及色——狎侮刁蛮，此乃无礼，谓之流氓。“信”，即“诚信”。刘邦背鸿沟之盟、盗韩信军印——背信弃义，此乃无信，谓之流氓。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好逸恶劳、奸诈圆滑、粗野无礼、贪财好色，凡此种种。刘邦身上的流氓性就是一种不被社会认可的反文化现象，是与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和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负面文化现象，违背了我们尊崇的宗法伦理秩序和道德准则。
        二、刘邦“流氓性”的形成原因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个人的性格不仅是其内在气质的体现，也是其所处文化环境的缩影。刘邦“流氓性”的形成，受到主观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双重影响。
        （一）主观原因
        刘邦的“流氓性”是其自身内在人格的外在体现，从这些流氓行为当中，我们能看见一个个性纯粹、真实的刘邦，这不仅是其人格本我的彰显，更是他性格多元化的体现。
        首先，刘邦的流氓性是其本我人格的彰显。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将人格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境界，而刘邦的流氓性则是其本我的完全体现，也是刘邦最原始、最纯粹的性格体现。在这种本我的潜意识里，要求人去追寻快乐，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躲避痛苦，并且完全不考虑周围他人的感受，所关注的只有自己纯粹的本能需求。刘邦的这些流氓性，置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于不顾，是完全受本我人格主导的体现。为了自己活命抛妻弃子，为了战胜项羽罔顾父亲生死，贪财货，好美姬，喜辱骂，可见，刘邦的人格本我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刘邦的流氓性是其性格多元化的体现。黑格尔的理想性格论认为，理想性格应该拥与众不同的自我本性，理想的性格更应该是一个能突出自己特色的立体的丰富的整体。每个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平面、静止的，而是多元、立体、运动的，刘邦的流氓性，正是他性格丰富性的真实体现。众所周知，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宽容仁慈、足智多谋，但他身上所具有的流氓性，也正是他丰富性格的一个侧面，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
        （二）客观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也深受其文化环境的影响。除了上述讲到的主观因素外，刘邦“流氓性”的形成同样受到他所处的家庭、阶级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刘邦“流氓性”的形成深受其家庭环境影响。刘邦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家中排行最小，所谓“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长期受到父母的溺爱，养成了好吃懒做、蹭吃蹭喝的恶习。其父是一个放牧和屠贩业者，也是一个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无赖之徒。《西京杂记》曾记叙了关于刘邦父亲的故事: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官,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
        由此可见，刘邦的流氓习性多受其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刘邦的流氓性便日渐养成。
        其次，刘邦“流氓性”的形成深受其农民阶级局限性影响。刘邦自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可见，刘邦是纯正的农民阶级。农民受世界观的制约，眼界狭窄，自身素质低下，思想觉悟低下，当自己还处于社会底层时，暴露出粗野无赖、地痞流氓习气，当他们跳出这个阶层，便会把自己曾经受到的侮辱、迫害、欺凌同样加诸于别人身上，以显示自己的神威。刘邦身上的流氓性，便是其农民阶级劣根性和局限性使然。
        再次，刘邦“流氓性”的形成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秦朝末年，秦二世（前230年—前207年）昏庸无道，宦官专权，赵高（？—前207年）杀秦二世更立子婴（？—前206年），礼崩乐坏，社会风气败坏。林剑鸣曾说：“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没有给道德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功利为标准，内心修养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人们务求功利，社会道德沦丧，兼有繁重徭役和苛捐杂税，世风日下，国不太平，民不安分，社会伦理道德也荡然无存。刘邦流氓习性的形成，也深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
        三、“流氓性”对其事业成功的影响
        刘邦的“流氓性”对其事业的成功如同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也并非乏善可陈。刘邦从一介草民混到泗水亭站，再由微贱的亭长奋斗到汉王，以至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最终践帝王之位，可以说他的“流氓性”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他的“流氓性”也为他事业的成功产生了消极影响，他的无情、自私、猜忌，为他后期的政治统治埋下了祸根。
        （一）正面影响
        刘邦“流氓性”的正面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打天下期间。如：他用人无原则；处事方式不受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用利益捆绑人才。这些都对他一统天下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其“流氓性”有利于吸纳社会各色人才。刘邦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性格，使他对人才的任用能不论出身、经历、地位、品行，让他的阵营当中奇人异士如云如雨，使他结识了一群与他出生入死的英雄豪杰。
        秦末儒家思想沦为社会末流，刘邦深受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否定儒家思想，但他仍能放下对儒生的成见，使其在巩固刘汉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叔孙通（？—前194年）制定汉初礼仪，陆贾（前240年—前170年）倡导休养生息，刘敬（生卒年不详）首倡与匈奴和亲，这些都是儒生们辅助刘邦治理天下的典范。
        刘邦身上的流氓气质，让他能以同理心去容忍他麾下文臣武将的性格瑕疵，让他能抛下世俗成见，去接纳并理解那些出身低贱、臭名昭著、怀才不遇的卓异之士。细数刘邦阵营，不乏性格乖张之士，陈平（？—前178年）盗嫂受金，叔孙通秦宫面谀，彭越（？—前196年）曾为盗匪，但瑕不掩瑜，这些人都天赋异禀，他们或运筹帷幄，或草创制度，或效命沙场，皆立下赫赫功勋。在他麾下，有从他发迹便效命于他的发小，如曹参（？—前190年）、萧何（前257年—前193年）等；有从敌方吸引过来的猛将，如英布（？—前196年）、韩信等；还有结缘于乱世的谋士，如刘敬、郦食其等，他们都愿为刘邦效犬马之劳。但试想若刘邦乃一介清高之辈，并不一定能容忍这些人才身上的瑕疵而重用他们。这也是刘邦身上流氓性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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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其 “流氓性”使他能不受伦理道德约束，随机应变。所谓兵不厌诈，即刘邦行军打仗无常法可循，充分利用他的无赖德行和流氓手段取得战争胜利。
        在鸿门宴上，刘邦低身下气地向项羽道歉，隐藏自己的野心和抱负，见形势危急，又趁机开溜，留手下为他善后。他不称英雄，不逞能，甘于卑贱，以勇敢的怯懦者躲过了杀身之祸；在项羽射中自己胸膛时，他急中生智，用手捂住自己的脚，高呼敌人射中了他的脚，以此来隐瞒伤势，稳定军心；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项羽断其股肱；在项羽向刘邦宣战时，刘邦自知不能以弱胜强，避其锋芒，便耍起了无赖，喊起了只斗智不斗力的口号。他在耍流氓，同时也在正视自己的不足，敢于否定自我。刘邦的无赖习气，使他不循规蹈矩，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再次，其“流氓性”使他能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笼络人心。刘邦麾下之所以能凝聚众多谋臣武将，源于他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或赏赐爵邑，或分封王侯，皆能让这些人为己所用。
        韩信骁勇善战，能统领千军万马，刘邦便沐浴斋戒，设高坛拜他为将；陈平足智多谋，能出谋划策，刘邦便许之以官爵。利益如同一根纽带将刘邦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这个集团固若金汤。正如郦食其认为刘邦“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材皆乐为之用。”而王陵（？—前181年）、高起（生卒年不详）亦认为这是刘邦能击败项羽而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同上，第381页。]毋庸置疑，刘邦利用利益这根纽带，驱使身边的每个人都愿为他殊死效力，而他自始至终都是这根纽带的挥舞者。
        刘邦不仅能满足谋臣武将的利益，同样能满足百姓的利益。刘邦进了咸阳，并未独享这些战利品，而是将秦宫中的珍贵宝物全部封存,回军霸上。他向群众声明：带兵入关，是为解救百姓于水火，免受秦的欺凌；回军霸上,是为与诸侯订立盟约，还世间太平。群众们欢欣鼓舞,热情挽留刘邦于关中，刘邦从此便在关中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项羽入关后，坑杀秦俘二十万于新安，将阿房宫付之一炬，大火三月不熄,掠夺关中财货美女，凶残至极。与项羽相比，刘邦的表现更具有为人民谋利益的平民思想。
        由此可见，刘邦虽来自于农民阶层，身上都透露着流氓无赖的气质，但是他却深知如何去满足一个更大的流氓群体。这正如毛主席曾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二）负面影响
        刘邦的“流氓性”也对他事业的成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尽管当时社会风气败坏，但是社会伦理纲纪仍然存在，刘邦的流氓行为也给他的军事、政治带来不利。
        首先，其“流氓性”使其个人形象恶劣，错失人才。刘邦虽已贵为高祖皇帝，但他帝王身份的光芒仍然掩盖不了他放荡不羁、流氓无赖的暗影。
        坐拥天下,论功行赏时，刘邦认为萧何保障后勤，劳苦功高，所分封食邑应最多，这便让奋战沙场的其他功臣心怀不满，大臣们认为萧何未曾上场斩敌首，凭什么分封榜首！刘邦却口出狂言:“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将功臣比作猎狗，说话语气尖酸刻薄,是何等粗野，何等狂妄自大，可见其言行与九五之尊地位不符，帝王形象荡然无存。
        刘邦猥琐卑鄙形象与儒雅之士们亦是格格不入。文人雅士好清高，明礼仪，倡尊卑，他们渴望尊重与重用。商山四皓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皆因不堪刘邦的轻慢狎侮，才隐居于商山。无独有偶，在彭城之战后，汉王听说魏豹（？—前204年）将反，便派人前去说服魏豹。魏豹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訾诸侯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正是由于刘邦流氓无礼的丑恶形象，才痛失商山四皓、魏豹等人。
        其次，残杀功臣，致使诸吕之乱。刘邦在称帝后，权力欲望膨胀，不惜大肆杀害功臣，铲除异己，变得残暴、阴鸷、毒辣。此时的杀戮和血腥是刘邦的流氓性对其事业成功的又一负面影响。
        刘邦称帝后，担心各异姓诸侯王觊觎王位，便大开杀戒。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95年，齐王韩信、临江王共（？—前195年）、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前202年）等七个异姓王皆已被杀害，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前241年—前201年），因其实力不足以威胁刘邦汉室得以幸存。在这些被诛的诸侯王中，有些是被怀疑诬陷造反，有些是被刘邦诛杀异姓的气势所威慑，不得不反，这些功臣良将多数死于刘邦的猜忌之心。正如淮南王黥布反时，故楚令尹曾说“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刘邦的“流氓性”致使整个国家的股肱之臣丧失殆尽，朝中各方势力难以均衡，最终吕氏专权，政局动荡，引发诸吕之乱。
        韩信在临死时曾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在打天下时把这些能人异士奉为至宝，在帝业建成之后却视为威胁，将其赶尽杀绝，此实乃流氓政治之举。刘邦目睹情同手足的兄弟都惨死于自己双手，曾感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足见其悔恨与无奈。
        结语
        汉高祖刘邦，曾被毛泽东称赞为“高明的政治家”，学界对刘邦形象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刘邦的“流氓性”是一种背离我们价值观的负面文化现象，这源自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作为农民性格当中的劣根性。他的流氓性曾多次为他在战争中赢得先机，因他敢于自我否定，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将自己的这些性格缺陷好好地利用起来，化劣势为优势，助自己一臂之力。刘邦自己也曾坦言：“夫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正是由于刘邦对自己和对旁人清醒的认识，才会使其将领各司其职，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同时，“流氓性”这一性格缺陷对他事业的成功也有着消极影响，这不仅使他九五之尊的帝王形象受到损害，也为他后期治理国家埋下了隐患，如残杀功臣，致使诸吕之乱等，颇受后人非议。通过对刘邦“流氓性”的研究，能让我们加深对刘邦的了解，并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评价，这也是研究该论题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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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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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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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智银：《刘邦的成功与他的多重性格》，《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6期。
3.王娟：《从“流氓”到“天子”——简析刘邦的文化转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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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孟子《孟子?离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84页。
2.陈戍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3.同上。
4.刘歆著、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87 页。
5.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91 页。
6.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第 66 页。
7.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695 页。
8.同上，第 381 页。
9.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第 12 页。
10.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015页。
11.同上，第 2590 页。
12.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604页。
13.同上，第 2627 页。
14.同上，第 389 页。
15.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第 12 页。
16.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