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210096
摘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国家和民众对于文化遗产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一般认为，文化遗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述方式。通过对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特质“怀古”词条的分析发现，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诸多特定的怀古场所，古人对于这些场所的认定过程与当代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定过程十分相似，古人的怀古行为与当代社会文化遗产行为也有诸多相似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具有对于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认知。通过对此类相似性的分析，深入理解文化遗产概念，并得到未来对文化遗产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遗产概念；文化遗产保护；怀古；唐宋时期
The Sites of “Recalling Antiquity” 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Ancient People in China：Mainly Focusing on The Period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Abstract：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the main the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ra in China.The government the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sitive towards cultural heritage.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ultural heritage is a concept which com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with no counterpar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alysis is made on the phrase ‘recalling antiquity’，which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qu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cient Chinese have formed many specific place to meditate on the past.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ancient people for these sites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for cultural heritage.Furthermore，there are many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ancients’ recalling antiqu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cultural heritage behaviors.Thus，to some extent，it could be accepted that Chinese ancient scholars have the 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kind of similarity，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uld be reached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work of cultural heritage could be obtained.
Keywords：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recalling antiquity；the period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1.引言
随着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我国成为世界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遗产大国。近年来，关于遗产保护的话题热度持续升温，民众的文化遗产意识也在逐步加强，国内遗产保护的氛围持续向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下，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健全和完善，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然而关于如何权衡保护与开发，如何同时实现文化延续与经济发展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首要问题。一般认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的概念，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该从国外文化遗产保护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吸取经验。然而，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文化对于其自身的文化遗产的认知与理解注定有所不同。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找启发是建立我国文化遗产体系的必经之路。
“怀古”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性，怀古行为与文化遗产行为具有很多通性。“怀古”是对历史价值的挖掘，文化遗产的确定和保护离不开“怀古”。清有诗句“参禅直入达摩室，怀古同登郭隗台”，说明古代已经抽象出了一类特定的专门用于怀古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概念，中国古代极可能已经形成了对类似于今天文化遗产概念的意识。
本文通过鼎秀数据库对宋代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带有“怀古”词条的文章语句进行逐条分析并总结归纳（表1），分析古人进行“怀古”的场所并讨论其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关系。“怀古”概念始于东汉，成型与初唐，唐宋时期是怀古行为发展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时期。本文将主要从“怀古”词条入手，以怀古场所为线索，探究唐宋文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方式，进而提出对于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启示。
表1 “怀古”词条出现时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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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笔者经鼎秀数据库数据整理
2.“怀古”与“怀古场所”
2.1“怀古”的发展与含义
“怀古”作为一个组合词的用法最早出现于东汉张衡《东京赋》：“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魏晋时期，虽有“怀古”名句传于后世，但该词本身似乎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南北朝时期开始，“怀古”的使用逐渐频繁，意项也得到扩充，至初唐前后，“怀古诗”作为一种诗歌门类开始成型，“怀古”的涵义逐渐稳定，使用频次也开始呈现爆炸式升高。
在发展的过程中，“怀古”逐渐衍生出很多含义，不同含义的形成与成型时间都不尽相同。“怀古”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情怀意趣。本文主要关注作为行为的“怀古”，因此需要对其的各类含义进行总结归类。通过对宋代及以前的文献整理发现，“怀古”的意项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类：
2.1.1强调行为和情感的怀古，意为思怀古人或古事
思怀具体的古人古事是“怀古”的最初用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东都赋》中张衡怀的是汉高祖刘邦；西晋潘安《西征赋》中的“眄山川以怀古，怅揽辔于中涂”思的是“项羽坑秦卒”等历史事件；有唐以来的众多怀古诗篇更是多为通过思怀古人旧事以抒胸意。宋赵闻礼元代方回《瀛奎律髓》中的观点更是直接：“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且不论其观点是否过于绝对，“怀古”的此类用法的认可程度可见一斑。
2.1.2作为一种高雅意趣的怀古
在思怀具体的古人旧事的基础上，思怀虚泛的“古代”也逐渐成为“怀古”用法的一个领域。这种用法大约在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首次出现，此“怀古”并没有具体的思怀对象，全诗又好似在追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意境，因此形成了一种没有特殊指向性的意趣。南北朝时期该种用法逐渐增多，甚至与“怀古”本意的用法在数量上相差无几，谢眺《观朝雨》：“耳目暂无扰，怀古信悠哉”便是其中的名句。待到“怀古诗”逐渐形成体系后，“怀古”难免公式化、庸俗化，变为一种常用手法。追求怀古意趣强行附和“怀古”的诗篇自然不在少数，“怀古情深泪自垂”之类诗句并不少见。宋诗“云连稽岭应怀古，路近花源好访仙”句中，“怀古”与“访仙”相对照，足见“怀古”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行为和高雅的意趣，。
2.1.3作为一种志向的怀古，意为追求古人风骨
崇尚古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不变的特质，“古”总是代表着美好的道德品行、清明的政治坏境、谦逊的求学氛围等令人神往的印象，因此追求达到古人的品质成为一种志向。此用法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如魏收《魏书》：“每与（卢）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再如沈约《宋书》：“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
2.1.4作为一种美好品行的怀古，意为怀有古人的品质
此用法的“怀古”一般用于赞美之词，与“怀古道”含义基本相同。“怀古道”在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已经出现，然而“怀古”作为同种含义却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缅素风而怀古，背华俗以洗心”、“御绣怀古，负黼夙兴”均为对人风采品行的称赞。在南北朝之后，“怀古”的其他意项的用法大量出现，相比之下该种用法出现的概率不高。
2.2“怀古场所”的形成与发展
“怀古场所”，顾名思义，是产生怀古之情的场所空间，是带有特定意义的物质空间。相比于场所空间，关于的文学研究一般会更加关注文人创作诗文的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感”[1]，侧重诗文的写作与情感的表达，而场所更加关注明确的空间实体，更加关注空间中人的行为，因此虽怀古场所与怀古意象的概念之间有所重叠，怀古场所是研究文化遗产现象的更加理想的概念。具体的怀古场所一般会引起文人对具体的古人古事的情感，主要对应“怀古”第一个意项。
由于怀古行为是抒发文人自身情感的行为，所以早期的怀古场所都是独立的。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借乡间草庐怀颜子与孔子，若非知情，其余文人对同一间草庐恐难以产生相同感情；潘安《西征赋》中于洛阳、渑池、安阳等地的怀古行为均为托实迹怀古，但是当时文人普遍还没有形成怀古的意识，因此这些怀古场所也是独立的。
两晋以来，随着古代文人行旅之风逐渐盛行，寻访古迹思怀古人的文化行为也愈加流行，也逐渐产生了许多被文人群体公认的怀古场所。宋《洛阳名园记》记载：“晋王右军闻成都有汉时讲堂、秦时城池、门屋楼观，慨然远想，欲一游目”，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普遍将古迹作为特殊的对象看待，很可能已经出现了见物怀古的行为和怀古场所的概念。而杜牧《送杜顗赴润州幕》“若去上元怀古处，谢安坟下与沉吟。”中的“怀古处”更是直接证明，最晚在中唐时期，文人已经形成了对于公认的、专门用于抒发情感的怀古场所这一概念的普遍认知。
随着时间发展，一些独立的怀古场所逐渐得到公认。晋时桓温作《八阵图》怀诸葛亮，当时无两，八阵碛即为独立的怀古场所；而唐代开始，杜甫刘禹锡苏轼等诗人过八阵碛均作诗怀古，说明八阵碛已经变为公认的怀古场所。再如作为首批怀古诗人的陈子昂于初唐作《岘山怀古》，而晚唐时《岘山怀古》已经作为测试文人水准的考题，可见岘山也逐渐转变为公认的怀古场所。
2.3怀古场所的特点
2.3.1真实性
虽然苏轼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于黄州赤壁怀赤壁之战亦成为千古佳话，但并不意味着古人不在意怀古场所的真实性。众多后世的诗评和注解中都明确考证了怀古场所的位置。清代王琦为李白《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的圯桥做注：“《水经·城东屈从县南》注：泗谓之小沂水，水上有桥徐泗间以为圯。昔张子房遇黄石公于圯上即此处也”。元虞集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之时也注：“㱕州有昭君村”。宋周弼编《三体唐诗》收录的一首唐代唐彦谦的《蒲津河亭》也特意标注了“亭在同州”。虽然考证的结果未必完全准确，但也见得古人对于怀古场所真实性的态度。
2.3.2情感倾向确定
文人在同一个怀古场所产生的情感往往存在一致性。以金陵为例，选取唐宋二十二首金陵怀古诗词，其中怀六朝兴废之事有十七首，其中有三首怀及孙吴，两首怀晋事，三首特怀王谢之事，五首专怀南朝旧事，二十二首诗词只有赵公豫《金陵怀古》有怡然之感，其余十九首均或抒悲慨，或述惆怅。金陵也与众多怀古场所一样，成为使文人“一番过，一番怀古”的文化符号。正因如此，王安石虽并未真正到达金陵，依然作金陵怀古词；也正因如此，“怀古”逐渐手法化，成为为诗文增添意趣的工具。
2.3.3并不十分注重物质形式
怀古场所的前人遗迹保存状况不一，其中不乏保存完好的楼阁、祠庙，也有只剩残砖断瓦的遗址。唐宋之后怀古场所甚至还可以是已作他用的土地。前朝宫殿类建筑多已残破不堪，魏宫“魏家旧城阙，寥落无人住”（高仲武《邺城怀古》），隋宫“古墙丹艧尽，深栋黑煤生”（张祜《隋宫怀古》）馆娃宫“香迳长洲尽棘丛”（陆龟蒙《吴宫怀古》）；名士遗迹完好者残破者兼有之，无论是在“池馆皆疏凿”的郭代公故宅还是在“大屋尚修椽”的陈子昂故宅，杜甫均可作诗怀人；当时全国各个城市类的怀古场所更是形式各异。然而似乎只要有旧人旧事之地均可作为怀古场所，唐宋文人对怀古场所的物质形式并没有十分注重。
3.怀古场所的创造与唐宋文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3.1文化遗产概念与怀古场所
3.1.1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解读
近年来，文化遗产学研究对文化遗产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化遗产概念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它并非仅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保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遗存物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现代的产物，是人们为了满足现在之需而有目的地通过“占有”一些“过去”的资源而创造出来的概念[2]。文化遗产是当下社会选择继承下来和传承下去的“过去”。因此与其说文化遗产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遗存，不如说它是现代人有目的性地从过去的遗留物中甄选出的一批带有特定价值倾向和意义的对象的集合体。
因此文化遗产（尤其是有形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符号的特性，其符号载体是历史遗留物，而其符号意义是这些遗留物背后蕴含的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以及各类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3]。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过程就是将现存的历史遗留物符号化的过程，是赋予其以特定的意义的过程。这些意义是由认知的主体生产的，并非历史遗留物自带的；这些意义的解释普遍具有文化性，它基于人们对同一事物的共同认识，是由社会集体的约定俗成所规定的[4]。所以文化遗产问题的核心并非是关注有哪些历史遗留物保存至今、保存状况如何，而是作为文化继承者的人们如何认知和诠释这一类特殊的文化符号。如果古代也有生产这类文化符号的行为，就可以认为古代也有类似“文化遗产”的概念。
3.1.2怀古场所与文化遗产的关系
唐宋时期怀古场所的“生产”便可以反映古人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
同样是考察名山大川和历史遗迹，古代史官治史的历史远长于文人的怀古行为，说明怀古行为与叙述历史的行为已经产生了质的不同。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古人咏史，但叙事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史官的考察和记述是一种经验的“呈现”，是根据地方的传说对古迹内容和由来进行的叙述和说明，目的是提供一份准确平实的具有脉络性的历史信息。而文人则是在“见古物，思古人”的行为中有选择性地对不在场的古人、古事等历史信息片段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现”，是一种意义的生产行为。宋吴子良《林下偶谈》中《词人怀古思旧篇》认为遗迹对文人的作用是“盖人已逝而迹犹存，迹虽存而景随变”，“词人即事睹景，怀古思旧，感慨悲吟，情不能已。”文人以“迹”为依托，通过已经改变的“景”，去再现已逝的古人和旧事。刘卫英等（1998）认为，怀古之咏，是文人在主体价值系统中取其所需；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创作主体复现经过筛选的历史，接受主体根据文字代码转译重现“心中的历史”，均非历史全面客观的本来面目[5]。类似地，周晓琳（2007）认为怀古是后世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历史进行的解读和阐释[1]。
因此怀古行为是文人按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将意义赋予物质空间形成怀古场所的过程。处于同一种文化环境的文人对同一个怀古场所意义的解释往往具有共识性，这类怀古场所是一种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概念的形成方式上与今天的“文化遗产”非常类似。因此有理由认为，怀古场所具有文化遗产的特性。可以认为古人在生产怀古场所的过程中体现了文化遗产意识。
3.2怀古场所的创造与文化遗产意识的具体体现
3.2.1历史名胜的产生
历史名胜是一种典型的怀古场所。中国唐宋时期即对名胜概念有深刻的理解，赵公豫《金陵怀古》诗“江山存胜迹，我辈得怡情”两句中的“江山”和“我辈”两个词即准确道出了名胜的文化性与继承特性。名胜与怀古行为关系尤为密切。赵公豫诗《滕王阁怀古和新会马持国韵》中“再来胜地续前缘，画栋雕梁称绝快。子安一赋传古今，俯视羣言犹草芥”和韩示之词《满江红·赤壁怀古》中两句“形胜地，兴亡处。览遗踪，胜读史书言语”与“赤壁矶头，一番过，一番怀古”，均说明名胜会自然而然激发文人怀古之情。因此可以认为名胜（尤其是历史类名胜）是一种公认的怀古场所。
历史名胜是在文人不断对同一空间对象的意义的不断解释中形成的。作为名胜的历史遗迹产生的时间一般远早于其成为名胜的时间。吴馆娃宫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存在，而其却是在唐代诗人的怀古诗句中才逐渐成为名胜；隋朝灭亡后百余年后，其宫殿遗迹才成为名胜，引文人作隋宫怀古诗篇；鲍照登临岘山之巅时，岘山尚为普通游赏之所，至盛唐时期却成为怀古胜地。因此历史名胜的概念并非历史遗留物自带的属性，而是后世文人在各自的时代对其背后的历史信息不断赋予与解释中形成的概念，是后世的选择和创造。
正因为唐宋文人“创造”了众多历史名胜，其作为具有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文化符号与今天的文化遗产十分类似，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存在文化遗产意识。
3.2.2古建筑的修缮
古建筑往往容易成为怀古场所和历史名胜，而对其建筑本身的修缮更体现了古人对其特殊价值的重视程度。早在南朝时期便有修缮历史性建筑的记录。《宋书》记载宋（南朝）武帝带兵路过留城时见张良庙“灵庙荒残，遗象陈昧”，于是“抚迹怀人，慨然永叹”，命人“改构榱桷，修饰丹青，蘋蘩行潦，以时致荐”，“以纾怀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武侯祠更是作为重要的怀古场所，以至于“后世有读其遗书，过其陵庙者，未尝不咨嗟流涕也”，被重修的次数不计其数。宋任渊《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记》记载出镇成都的蜀帅见“庙久不治，风雨摧剥，殿庑门墙，率皆頺圯。像设仅存，至或露处”于是命人“因旧起废”，并开始“护以垣墉，禁樵牧”；宋王十朋《移建武侯祠记》记载其“莅事之初”便“首葺而新之”，但是由于祠“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污渠粪壤溷乎其间，臭朽之所、蒸蜗螾之所家”，于是将祠迁于城东台地之上，在新建必要殿屋的基础上，还“别为室，以奉之书史传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论，书少陵诗于壁之右，以诸作者诗文次之”。
3.3唐宋文人文化遗产活动的目的性
文人的怀古行为，虽然是一种文化行为，但往往也带有明确的目的性。
诗词作者借怀古场所获得情感与观点表达的合法性。宋方岳《深雪偶谈》中提及“本朝诸公喜为论议，往往不深谕，唐人主于性情，使隽永有味，然后为胜”，清吴乔《围炉诗话》提及：“（古人做咏史诗）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可见古人抒己意的行为想要获得认同并不容易，吴乔又认为杜牧的《赤壁》“用意隐然，最为得体”，可见将情感观点“隐”于怀古场所的做法能够被很好地认可。安史之乱后、靖康之难后都是金陵怀古诗词创作的高峰[6]，同样证明怀古场所具有为文人表达对时势的观点与忧国情感的表达提供支持的重要作用。
统治阶级借怀古场所的修缮期望获得美好的名声。凡修缮历史建筑，必有达人为之做记叙其功绩。南朝宋武帝重修张良庙命傅亮做“教”记之；宋滕子京修岳阳楼以示政通人和，嘱范仲淹作文以记之；宋重修诸葛庙后也请人做记，以彰后世。
4.启示
4.1文化遗产的保护：永远无法建造“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并非历史遗留物的概念，它是由后人有目的地创造的概念，文化的主动权在后人不在前人。文化遗产是在继承者按照自己时代的价值观进行挑选和解释后形成的。宋任渊曾提到“公尝过公孙述庙，笑唾不X”，庙为古物，时人就是不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宋贺铸《寄题栗亭县名嘉亭》的序言中提到邑令将境一亭改名为“名嘉亭”，取杜甫“同谷纪行诗，栗亭名更嘉”之句，意为杜甫曾在此地留驻，意欲附庸风雅、创造名胜，然而后世再无对此亭只言片语的记述。足以见得意图创造文化遗产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如今全国范围内的古城重建城墙、重建仿古街区之类的行为，并非文化遗产保护行为，而单纯是旅游行为。所谓“为百年后建造文化遗产”更是无稽之谈，百年后的文化遗产只能由百年后的人从今人的遗留物中寻找确定，今人又何左右百年之后人的文化价值观？
4.2文化遗产的宣传利用：对意义的宣传优于对形式的宣传
唐宋时期的怀古场所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当时的文人不仅对这些场所的文化意义有所共识，而且还能参与到意义解释之中，使怀古场所的意义不断丰富。如今文化遗产的利用时对其文化意义的宣传是不够的，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往往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旅游景点而存在，这种认知与两晋时期十分类似。欲将文化遗产从普通的游览场所转变为今天的“怀古场所”，让今人也自发参与到文化遗产意义的解释工作之中，就需要对文化遗产背后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更为详细生动的解释宣传，令当代人也能望先人之旧迹，长思以怀古。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民众对逐渐涌现的文化遗产利用项目产生审美疲劳，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
4.3文化遗产的确定：需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
对文化遗产的确定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民众也应当积极参与其中。从唐宋的经验可以看出，对文化遗产的确定和保护不仅仅是一种为了传承传统文化进行的文化行为，往往还包含其他目的，然而这些目的对文化遗产工作而言可以是积极的。对管理者而言，对历史遗留物的甄别和选择需要符合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文化遗产的保护终究是为了使其被当代社会所利用，文化遗产在塑造社会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民众而言，文化遗产既是塑造文化认同感的工具，也是输出自身价值观的依托，参与到文化遗产工作中能够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管理者与民众在文化遗产的确定中应当相互配合，没有管理者的许可，文化遗产无法得到广泛承认；没有民众的参与，文化遗产会变成难以亲近的标志物。在政府与民众的协调中，文化遗产更容易得到认可，更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
4.4遗产保护的未来：正视文化环境的改变
近年来，文化遗产热度喜人，这是国家和人民对历史传统文化不断重视的结果。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文化遗产的热度恰恰反映了当下的文化环境与古代的文化环境的差异性。历史上产生强烈的文化遗产意识的时期正是文化环境发生重大变更的时期，如唐宋时期金陵怀古诗词数量随王朝兴衰大量催生。事实上法国的文化遗产概念萌芽的产生也是由于大革命造成了不可逆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我国官方对于文物的保护也是始于清朝灭亡之际。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符号，正因为其具有难以解释的文化意义，它才能够持续。随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最终文化遗产的数量应该是减少，而并非普遍理解的增多。正如东南大学董卫教授认为，未来对历史文化名城最好的措施就是取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并非保护其物质形式，而应该注重其内涵的研究，最终可以揭开遗产的面纱，到达传统文化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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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峰.论金陵怀古词的文学生成及表现[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107–112.
作者简介：
朱宬宇 Zhu Chengyu，东南大学建筑学院（Southeast University）在读硕士，男，1994年出生；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