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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影响研究

发表时间：2021/6/22 来源：《基层建设》2021年第6期作者：任静

[导读]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党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1756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党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积极影响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的观点。消极影响有：三次“左”倾错误，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上风；对革命形势判断失误，影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重组织撤换，不注重思想教育。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影响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虽然一直都在进行组织建设，但还没有提出要进行思想建设的理论。在经过一系列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积极的影响是在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有共产国际做一定的指导，党在结合自身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新的思想建设的路径和理论，但其消极影响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伤害。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随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也十分重视以马克思主义武装无产阶级政党。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提纲》指出：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个支部“必须同一切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行做不调和的斗争，应当根据斯大林同志信中指示的精神，为党的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要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1]这就表明了共产国际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充实，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在对时代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武装，才能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大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占据党内思想的上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开始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坚决执行土地政策，之后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搞苏维埃政权，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这些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纠正错误思想的积极成果，也为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观点起到了积极作用。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革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用正反两方面反复印证的正确原则，是我党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回顾党的革命史，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得到充分的体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联系，另辟蹊径打游击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进行红军长征、建立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消除党内错误思想的危害，纠正各种错误倾向。
        （三）坚持群众路线的观点
        1928年2月9-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召开，中国革命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指出工农革命正在走向新高潮：“如果共产党不了解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跟一切妨碍它去组织群众以迎接革命新高潮、也就是妨碍它去完成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阴谋诡计作斗争，那么它必定会被击败和被瓦解。”[2]随后，党的六大明确了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领导。”
        1928年11月，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建立工农群众的指示下，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确保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积极影响
        （一）三次“左”倾错误，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上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历史上犯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第一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达到了革命的新高潮，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主张武装暴动。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做了补充报告《中国现状和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认为党的任务是组织城市工人的暴动和乡村农民的暴动，第一次”左“的错误由此开始。第二次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第三时期”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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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13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由米夫和王明串通起来召集的，会议宣布王明在内的新中央委员会名单。共产国际这种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宗派活动做法，实际上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党，执行斯大林的意志。
        共产国际直接造成了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革命形势和革命发展规律，脱离了客观实际，脱离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李立三的冒险主义中共产国际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规律，陷入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王明的冒险主义则是极端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这些思想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并且在三次“左”倾错误期间在党内占据上风，严重污染了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给党的思想建设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二）对革命形势判断失误，影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斗争经验，还不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的过程中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任意发号施令。比如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全国都还有继续直接革命形势，致使城市暴动失败，牺牲了无数革命烈士。接着就是共产国际关于国际形势的误导性判断，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矛盾季度尖锐化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第三时期”，这种对国际形势的错误解读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于是便有了城市中心论的说法。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国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中国共产党决心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但共产国际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成了国内主要革命运动的情况，依然固执地提出实行土地革命以反对封建阶级，认为统一战线不能接近上层，只能在下层群众中搞。基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几年未变，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简单地说，实事求是的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在认识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敢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再用理论指导实践，不断反复；而不是只停留在书本，只唯上级命令，或是主观臆断。
        （三）着重组织撤换，不注重思想教育
        每当中国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共产国际总是在组织上进行处分，而且往往把这些过错归咎于下级身上，没有在领导身上反省过错，这样的方式共产国际屡试不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组织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处分了陈独秀、谭平山，又从共产国际机构中赶出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人。随后将罗明纳兹、诺伊曼安排到中国作代表，但广州暴动以后，两人闯下大祸，之后便是米夫作代表，米夫是个野心家，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更是对党组织进行大换血，扶植了王明一干人等。共产国际对纠正中国革命错误的这种组织撤换的方法
        造成了干部队伍的大换班，有实践经验的好干部没有立身之地，而一些空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基础的像王明等人把握了中央大权，干部队伍越换越差，整个党组织的党员质量受到污染。这样导致的后果即破坏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又损害了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共产党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革命事业要取得胜利，关键在党，党要带领广大群众完成历史托付的重任，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思想建设，而共产国际从来都没有着重对中国革命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党员犯错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其进行马克思理论的思想教育，不论在什么时候，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武装全党，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
        参考文献：
        [1]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版，第50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8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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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陆毅，陈云飞.共产国际对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S1）：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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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王广峰.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探索[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0（04）：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