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浚皓 孙文轩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0
一、近代图书馆概念在中国的发展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以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类似于现代图书馆的私人或者官府藏书室，图书馆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
我国传统的所谓“书斋”、“藏书阁”等尽管有着保存、传承文化，促进教育发展的功能，但他们面向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其辐射范围极其有限，内容主要以经史子集，尤其是服务于科举与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为主，和现代图书馆相比，无论是书籍的内容范围，分类方法还是其辐射范围都是及其有限的。现代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新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亦在此时期内起步。
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可分三个时期：古代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创办玉海楼的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开创了旧时代藏书开放性的风气。孙衣言在《玉海楼藏书记》中写到：
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者，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
徐树兰受此影响，在绍兴开办了公开阅览、公共实用的古越藏书楼。这已经具有了部分公共图书馆性质，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古越藏书楼以西方图书馆为摹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的制度与方法，虽仍冠以旧式藏书楼之名，但已完全是新型的近代图书馆，是取法于西方而创建的公共藏书机构，无论是在收藏书籍与其他文化产品的范围还是社会作用上都有了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趋势，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尤其是官方的、皇家的藏书楼大量的文化典籍还是很难与大众有所联系，封闭性依然比较强，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分类、保存体系。
林则徐翻译《四洲志》，西方图书馆文明首次在中国传播。洋务派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上开始发挥其引介作用。斌椿考察欧洲图书馆写成《乘槎笔记》、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留下有关“轻犯监狱”图书室及“洋务衙门”图书馆的唯一记录。孙家鼐第一次从《时务报》中引进“图书馆”一词，“图书馆”之称广为传播便自此始。维新派在民间借助维新运动的力量，通过成立学会、书会宣传近代图书馆思想，改善社会现状，并进行实践。比如，《清议报》刊发梁启超提出图书馆可开化的文章——《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清政府通过颁布制度章程，以官方形式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非官方性奠基性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清末新政后，从拟定《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章程》，到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各类制度章程，清政府开始建立近代图书馆馆制：对学部工作进行调整，图书馆工作归入庶务科，为其整体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学部拟就《分年筹备事宜单》《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等规划性文件，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为公共图书馆如火如荼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最早的机关团体图书馆民国教育部图书馆的成立；民国教育部临时会议讨论蒙回藏教育计划案，设巡回图书馆；颁布《民国教育部职令草案》《教育部官制》等，确定了通俗图书馆的社会定位。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政府在近代图书馆发展中的地位，通过颁布法案，向社会大众传达当时政府机构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官方态度。
三、新图书馆运动与西安近代官办图书馆的发展
陕西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两场改良运动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时期，“图书馆”一词的使用频率超过了“藏书楼”。1910年有“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在全国开设图书馆成为清政府从上至下的预定安排。而西安作为陕西省会与西北地区的文化重镇，无疑承担起了建立图书馆，推动近代化与文化传播，促进教育发展的责任。
在此之前，虽然陕西五大书院都有大量的刻书，藏书，并向周边辐射，形成了较好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味经书院在刘光蕡的主持主持下，大力发展图书事业，甚至使得味经书院的刊书处后成为陕西图书馆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只能说是初步具有了近代图书馆的某些特征，无论是分类方法还是书籍范围，开办理念都和近代图书馆有着较大区别。但不能否认他们为后来的西安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
据《陕西巡抚恩寿奏建置图书馆并附设教育品陈列所折》载：
兹据详称：‘业于学务公所左侧，扩充地址，建筑图书馆一所。计楼房三重，约五十余间，并将旧有官书局铅印排字机器及石印机器，具归并整齐，兼办刷印。经始于光绪三十四年，落成于本年五月，所有用款，除由财政局拨银三千两外，均由公所经费项下暂行筹拨。
从此文中可见，陕西省图书馆最早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创办，由馆由三原“味经官书局”、省城“官书局”和学务工所“图书局”三家合并而成。而《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记载：陕西图书馆自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兴建，宣统元年（1909）五月正式落成。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体制与分类方法有着浓厚的中西并存，尚未融合的特点：
宗旨约分四类：一曰收藏旧籍，如经史子集之类；二曰广征群集，如近时名人著述之类；三曰列邦新籍，如东西译本之类；四曰吉金乐石，如鼎彝碑版之类。另附设教育器械、标本，分订规条，遴员管理。经营一载，略备规模。
这一时期的陕西省官办图书馆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分类方法上，虽有西学的一席之地，但依旧没能跳出传统的框架。只是以“中学”为框架，嫁接了一些西学的知识而已。由于大众与官员的观念处于转型期，西北地区的风气开化较晚，没有阅读习惯，管理人员也缺乏经验，不加宣传，加之陕西连年战乱，使得在图书馆成立初期，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战乱平定之前，陕西图书馆始终没有完备的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其主要功能依旧是旧时藏书楼的储存、收藏、保护书籍，供官方或知识分子查阅资料，为向公众全面开放，也缺乏借阅的习惯和制度。在陕西图书馆，乃至清末大部分图书馆的成立初期就像是一个畸形的早产儿。清末民初那种在欧风美雨与传统思想中摇摆不定，彷徨无助，精神分裂般的思想文化特征在图书馆的发展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随着民国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陕西省图书馆逐渐走上正轨。度过贺伯箴、朱先照、葆谦、王文芹等人的馆长频繁更迭，且鲜有政府支持的黑暗时代后，陕西图书馆在高树基（1916年至1927年担任馆长）的带领下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随着近代民主革命者省长李根源等政界人士，社会名流的捐助与支持，陕西省图书馆终于在1922年4月全面对外开放。到了1924年6月，通过整理高树基向省长公署上交的以：园圃游览规则、阅书游览、阅报规则等详细完备的规则草案的《图书馆各项规则》，又增加了一些具体政策后，陕西图书馆章程颁布，图书馆规则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同一时期，陕西省图书馆还承担了整理石刻，佛教典籍等文化抢救工作：
职馆以荟萃文物为职守，若于本省固有碑帖，不能征集齐全，殊不足以飨学者之望，亦非我省长扩张馆务之初心也。拟请令行各县知事，着将该管境内所有古代碑碣，各拓两份。呈署发馆，俾资保存，而供众览。
卧龙寺所藏宋元版《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大藏经》、《馆藏新旧地方志目录》等大成之作也充分体现了陕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与心血。1927年为纪念去世的孙中山先生更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之时，已藏中文书156155册，藏书还是按照传统四库分类：经部14853册，史部50795册，子部75733册，集部14773册。日文书690册，西文书356册。
从此类分类法可见陕西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依旧方兴未艾：藏书大多依然按照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排序，且笼统地划分日文书与英文书却不加以考辨，实际上不利于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子熟悉近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文提到的于1989徐树兰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除书之外，还收藏各种图画、地图、实业图，以及各种学报、日报。在编目方面古越藏书楼打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改设学、政两部，学部再分为易学、墨翟哲学、释迦哲学、生理学、物理学等 23 类。
政部分为正史、教育、法律、工业、美术共 24 类。井井有条，便于查阅，且中西兼容并包。设立总理一人，监督一人，司书二人，司事一人、门丁一人、庖丁一人、杂役一人，有读者登记册和书目登记册。这很明显是完全按照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体系和方法进行建设的近代图书馆。
由此可见，尽管其名为藏书楼，却比晚整整40年的陕西省图书馆有着健全得多的管理体系、分类方法与丰富多样的图书与文化产品收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是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的。受欧风美雨影响较大、经济发达、思想较为开放的江浙地区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可以凭借私人的力量开办颇具现代化色彩的公共图书馆，而陕西由于地处内陆，经济落后，灾荒战乱不断，使得先进的文化与理念迟迟未能进入，更遑论深入人心，服务于教育与社会教化了。
这或许正是一种“强愈强，弱愈弱”的恶性循环。江浙地区凭着区位优势，近代文化的传播培养了一批有着先进意识与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兴办近代图书馆（名为藏书楼，实已与图书馆无异），打破传统的知识体系，将他们所学所想与先进知识体系和理念进一步传播；而陕西由于缺少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存活土壤，图书馆事业发展举步维艰，也无法打破老旧的桎梏限制。而新办杂志《学库旬刊》；第一届展览会（李俨所藏中算学书）；建立专供贫寒子弟及商铺中学徒的附属夜校尽管大大活跃了陕西的文化教育活动，但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了。其影响范围也似乎较为有限，每月借阅人次不足500。1931年3月5日，时任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曾说杨虎城出席陕西全省县教育局长会议第三次大会讲话时说到：
因本省文化落后，已达到极点，非由外罗致人才，实没办法。有些人不明此项原因，常对兄弟说，尽量引用本省人办理各事，就是封建思想太深的表现。但不知陕西目前诸待整顿，尤其教育要特别设法发展，只可以人才为前提，迅速推行。
这里杨虎城并没有直接提到陕西省图书馆，但在他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当时陕西的文化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就是封建思想太深的表现”这一句可能更能体现出陕西省图书馆由于其以分类方法为代表的，不够先进的文化理念与管理体系。而那有限的公共文化活动影响力在打破传统桎梏方面自然是很不够的。作为陕西省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做到这一切已是不易，它对陕西省近代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至于私立图书馆，由于陕西身处内陆，交通不便，又饱受战乱折磨，近代文化发展颇受阻碍，经济的凋敝也使得私人文化事业兴起较晚。几家著名的私人书院几乎都与“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实业救国运动息息相关。这也是西安私立图书馆建设中的特点——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培养国家未来之栋梁。
马正卿利用大学习巷 9 号家舍临街门面房，创办回民图书馆。1932 年 11 月，马正卿因愤懑于九一八事件，日军侵华，创办“户县会馆”，后又更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张学良、杨虎城非常支持他，赠送《抗日歌曲集》、《小学生文库》 等 2000余册各类书刊。杨的秘书宋绮云，家住离图书馆附近的庙后街，各种报刊以充实馆藏。马正卿为此特在馆门口墙壁上新添 了阅报栏, 每日坚持更换, 供读者及时了解时事新闻, 关心抗日局势。马正卿也大力支持国共合作抗日，在门口张贴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些活动为西安，乃至周边地区的扫盲与抗日宣传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爱国青年魏秉初等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西安。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着手开始准备筹办私立西安知行图书馆。1935年1月1日，私立西安知行图书馆终于正式成立。正如笔者上文所言，这一时期的西安私立图书馆在基层教育中有着极高的存在感。设置“茶园书库”和“民众必读书库”两种书库。“茶园书库”设于各大茶园，针对当地劳苦民众的阅读需求；“民众必读书库”则是是为一般民众所提供的必读图书，由馆员选自全国各种民众刊物。颇受好评。在基层教育方面，魏秉初等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儿童教育与启蒙的重要性。较早地开办了针对儿童的教育计划——组织 “儿童读书会”。还开辟了“夏令阅览室”，专供儿童和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汲取科学文化知识。
为了振兴大众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从而摆脱贫穷困顿、落后挨打的困境，还设立了面向全社会的“杂志阅读会”。1935 年 11 月专门设立杂志阅读会，面向社会征集会员，实行 “合作社性质，每入会会员每半年缴纳会费一元”。会员以最少的会费，可享受阅读数十种以至数百种最新杂志，并可享受骑车收送图书的优先权。这一切都显示出知行图书馆大大推进了西安基层教育与社会扫盲，移风易俗的事业。
这一时期的，陕西的私立图书馆并不局限于西安市内。1934年，杨虎城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自己出资创办尧山中学并修建“勿幕图书馆”，以激励学生。在藏书方面，杨虎城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新旧两手抓。建立了以《四库丛刊》和《四库备要》、“三通”为核心的经、史、子、集齐全的传统古籍系统和按照现代图书馆分类法进行排序整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书籍，甚至有着许多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书籍。依托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教师们一边为学生们传授传统与现代之血，一边围绕“教育救国”的校训理念 ，尧山中学把抗日救国教育贯穿于教学中，“教师们经常向学生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师生们还编演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
尽管这只是蒲城一个小小中学的图书馆，但其藏书之丰富，管理体系之系统，文化学术气息之浓厚在近代陕西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它的图书整理分类法和强大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使他具有非常典型的现代图书馆性质，而非是小格局的，旧式藏书楼。它无疑为陕西的近代化教育事业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标杆。
而于1935 年 11月在宁羌（今宁强县）建成的阳平图书馆和1937年4月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三原于右任图书馆也都是依托当地的教育机构，由当地的教育名流所建立。由上可见，陕西的私立图书馆分布范围远大于公立，不只是西安，而是在陕西各地皆有。建立目的多是救国救民，救亡图存。创办者多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士、知识分子。而且大多的私立图书馆都与这些仁人志士，知识分子先前设立的“扫盲班”、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他们进一步将其扩张为服务于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并有意识地区引导人们阅读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书籍，也借此宣传抗日救国，永不屈服的爱国情怀。其活动可谓功过千秋。
四、总结
西安市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清晰地反映了近代陕西省那艰难、缓慢却绵延不断的近代化历程。陕西省图书馆相对畸形而缓慢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完善性与局限性。尽管当初设立其的初衷是“开浚神智，增进文明，法至善也。”但由于陕西省近代的命运多舛，官办的陕西省图书馆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很好的完成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书籍分类、收藏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建立革新；在公共服务与基层教育，促进移风易俗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陕西省回民图书馆等私立图书馆在兴办之时几乎都和他们创始人主张教育、抗日救国的思想有关，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陕西省图书馆在促进教育，尤其是基层教育方面做得可能并不太够。但瑕不掩瑜陕西省图书馆在保持西安、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珍贵传统文献，保存文化的功能也是私立图书馆和其他机构无法代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近代的官办和私立图书馆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图书馆系统——官办图书馆拥有更为丰富的藏书和其他文化产品，保留传承了文化；私立图书馆拥有更为先进的书籍分类，管理体系，也有着更为广泛和强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尤其是在移风易俗和宣传抗日救国，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二者虽然看似鲜有互动和交集，但却在无意中超越人和历史的局限性，隔空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西安，乃至陕西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形成积极沟通、互动的理论体系，但却在事实上互为补充，相互照应，殊途同归，使得命运多舛，饱受磨难的陕西西安在近代化的阡陌纵横中依然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照耀着这沧海桑田的十三朝古都与饱经沧桑的三秦大地。
本文系西北大学省级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近代西安公私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1840-1949）”（项目编号S2020106972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