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琰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摘 要：中原文坛上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向现代文化救援；张一弓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向传统文化救援。这种文学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他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创作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英雄理想人格模式；清官意识；侠义精神
在中原文坛上，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两个卓有成效的作家：姚雪垠和张一弓，他们的创作路数绝不相同，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们二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不得不求救于一种文化传统，求救的方向相异，而结果却极为相似。他们二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文学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分别是：《李自成》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李自成》是姚雪垠70年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从下笔开始，作者就立志把它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多卷长篇。从1957年到1997年，姚雪垠用40年心血打造了一部《李自成》。超级慢动作，很难见容于当今的快节奏，而姚雪垠却任凭青眼白眼，他从来都只管昂首走自己的路。《李自成》能否“传世”，有待历史作答。但姚雪垠一心想把它写成“经典”，则简直是一定的。姚雪垠是个颇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年轻时曾题铭抒怀“不做历史的旁观者，要做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姚雪垠早就有创作《李自成》之意，他为此搜集了许多资料。解放前，因时局动荡而没有动笔，解放后，因为工作忙，也没有动笔，一个特殊的“机遇”，倒玉成了姚雪垠，尽管这个“机遇”是那样的残酷，但毕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遇。他1957年在武汉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的时候，因性格直爽，说话无有遮挡，被划为右派。搁置多年的创作愿望，终于成为现实。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作，他终于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文章完成之后，其时恰值1962年，许多作家写的关于历史题材的小说，一发表便遭劫难。例如陈翔鹤的《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等。何以姚雪垠的《李自成》能以 待罪之身，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得以问世呢？答案就在于《李自成》是一部趋时之作。在深层的文化意蕴上，李自成、老神仙、红娘子、高夫人和当代革命历史题材中的朱老忠、少剑波、杨子荣等有相通之处。也即是借明清之际的农民战争来抒发当代军人之情怀。《李自成》第三部以后的创作越来越困难，并不是作家年老体弱，“江郎才尽”。而是因为此书第一部借历史人物来歌咏当代军人之情怀的基调与历史题材创作原则有不可排解的矛盾。抒正义之师胜利豪情的内在情致与农民军必然走向失败的格局之间存在着几乎无可调和的矛盾。尽管作家安排了诸如义军内讧、没有巩固根据地、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以及进京后麻痹轻敌等情节，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李自成太成熟，老神仙太神，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这一切都是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形成的文 艺主潮的笔法。必须把我方写成高、大、全，没有缺点，而对立面必须是矮、小、陋，真是“公正者雕以正貌，奸佞者刻以陋形”。[1]他的思路基本上是郭沫若《甲申三年祭》中的论述。作家在理性上、文献上否定了李岩的存在，但在创作上又肯定、再现了李岩的存在。李岩、红娘子的形象艳如桃花，灿若火球。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症结在于李岩、红娘子的存在能使作者的现代战斗情结得以充分展示：红娘子的存在，不仅增加了小说的传奇性，而且使作品的现代性更加鲜明。《李自成》名曰历史小说，实则是抒人民解放军现代战斗之情的作品。正是由于《李自成》第一卷笼罩了太多的现代情结，使得以后多卷的创作越来越困难。姚雪垠给自己规定的历史感、悲剧感、时代意识、史诗性质等目标都无法实现，或者说不能充分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没有嵌入史诗性的行列，向当时流行的文学主潮求援，他获得了成功，但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中州大地，又有一个现象与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有点相似。不过，作者不是向当时流行的文学主潮求援，以创作历史题材作品，而是向古代的文学传统求援，以创作现代题材作品，这便是张一弓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在1979年创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时，他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1979年的政治背景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思想解放的春风在吹拂，另一方面左倾思潮还有强大的市场；他一方面是不吐不快，另一方面是心有余悸。这使张一弓处于两难之中。对于这种两难处境的解脱，有赖于中国的博大的文化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英雄理想人格模式帮了张一弓的大忙，使他暂时走出了困境，但为此也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在李家寨近五百口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们的支部书记李铜钟想出了一个拯民于水火的妙计：那就是向在靠山店粮站当主任的老战友朱老庆借五万斤玉米，这样，李家寨的村民便从死亡线上逃脱了出来。不仅如此，李家寨的村民还发扬了友爱精神，把村口一个个濒于死亡的“逃荒”者救活了。他们给周围如柳树拐、椿树坪、竹竿园等村庄的逃荒的社员送去了救命粮。这时的李铜钟成了救民的英雄。但他却触犯了法律，在他接受审判的时候，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医院里。这篇作品有强烈的清官意识。但这种清官作用被大大的廓大了。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英雄理想人格模式，一一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在他们希望过好日子的时候，便把希望寄托在清官以及侠义之士身上。这既是心理安全的需要，又是心理超越的需要。在对清官为民做主和英雄行为的津津乐道中，获得心理的平衡与满足，
因此，又是生存生活的需要。侠义之士的壮举，清官与民做主的口碑，变成为中国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文化孕育出来的一种理想人格模式。在张一弓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这种英雄理想人格模式帮了他的大忙。所谓 英雄理想人格模式是中国农民文化和宗法共同体的产物，清官和侠客都是农民理想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李铜钟的形象是理想的不是真实的。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出现了李铜钟式的人物对老百姓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不能使中国的老百姓免于灾难。但张一弓的创作策略是正确的，他因讲了这个不太真实的故事而名满全国并走向了文坛。当我们为这而欢呼时，一个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表述在我们耳际响了起来：“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由于张一弓的两难，他求援于文化传统中的英雄人格模式。这样便形成这个故事的“整体命意的真实性与情节细节的某种虚假性”相交织的复杂情况。他用“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来从侧面反映这场“文革”浩劫，他便不得已编造一些假的情节与细节，因为理想人格模式本身便是理想中的产物，而不是现实中的产物。再者，理想人格模式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理想，必然会以“善”代“美”。这是与张 一弓取得成就的同时，几乎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且不说大英雄李铜钟，即使是饲养员李套老汉、大队长张双喜、保管员老杠叔、李铜钟的妻室张翠英，他们都是“善”的化身。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对历史进行道德化处理似乎是逻辑的必然。作品展开了两种势力的搏斗，以“带头书记”杨文秀为代表的左倾蛮干势力和以李铜钟等人为代表的清醒者展开了斗争。在创作的时侯，作家或许警惕自己不要将历史道德化，但他用理想人格模式来反映这场灾难，就必然把历史道德化；他主观或许不想把杨文秀漫画化，但他在此不得不把杨文秀漫画化。张一弓把农民也善化了。我国的农民不但是“左倾”思潮的受害者，而且当“左倾”思潮要他们命的时候，他们也善良得几乎没有死亡的痛苦。在这里没有农民的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没有激烈的冲突与斗争，没有灵魂的痛苦与裂变，也没有一点点的清醒的怀疑，更没有一点点的深刻的思考。这里几乎所有的农民百姓都是仁义之士。宰了“花狸虎”张双喜“难过得打自己的脸”，他“吃不下牛肉”。李铜钟在违法借粮的字据上写下“违犯国法，一人承担”的字样，但张双喜却在“一”字上面加上一道并签上自己的名。粮食借来了以后，老杠叔还说：“咱饿死也不能动粮仓”。在饲养室里老套叔忍受着饿死的威胁把粮食省给了牲畜。当李铜钟被捕的时候，张双喜疯一样地叫喊着：“不要抓他，不要抓他！我替他，我替他！”……这里是一片善良美德的场景，全体百姓都是善的化身，他们都有美好的精神品质，用美好的精神品质来反映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无疑是在作伪，这也是中国 文化传统的一种负面影响。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孟夫子的舍生取义舍财取道的文化传统几乎笼罩整个历史进程，鱼和熊掌的喻义，使得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重精神轻物质变得十分顽固。这个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质世界而标明自己的圣洁时，特别是用生命代价（无谓的牺牲）来换取精神的神圣时，精神的世界就蜕变成对人性的扼杀与窒息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就在于它的抽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作用。在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过程中（物质的、精神的），为了在残酷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人的精神作用被无限制的夸大了。长期地、反复地强调精神的作用，使人们产生一种把净化精神当作终极目的的幻觉，对物质极端匮乏时的相濡以沫大肆宣传。对物质文明出现的“异化”极力渲染，而对物质贫困时的“异化”则视而不见，甚至于对之美化（理想化）。其实，物质匮乏时的“异化”较之物质充盈时的“异化”要酷烈得多。当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较为复杂，他的目的是暴露1958年以后的几年中在物质极端匮乏时的大劫难。但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他却用在物质极度匮乏时人们的崇高精神作为手段来进行表现，在这种情势下，张一弓的创作不可能不出现“整体命意的真实性与情节细节的虚假性”这种悖论矛盾现象。这是张一弓付出的代价。其实，张一弓在编造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心情是矛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他又是无可奈何的，以此种作品想迈进“大家”的行列，似乎近于痴想。但我们并不否认这部作品的巨大意义，就匆匆忙忙讲故事而言，这就需要勇气、胆识和眼光，不是一般庸常之辈所能做到的。这是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进步要求及作家良知呼唤的产物，又是作家胆识、素养、创作心态及悟性的结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成功与带来的不足，均是环境使然。
从以上两位河南籍作家创作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召唤与应答的关系，二者是互动、互补、互文的关系。但政治起主导作用，政治对文学的召唤，可以允许文学肯定性的回答，也可以允许文学否定性的回答，还可以允许沉默，反之亦然。如果带有强制性，便会阻碍文学的发展，使作家的才华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因之，在今天重新讨论河南籍两位作家的成败得失不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王琰（1979－），女，河南商丘市人，副教授，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