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史略考——《他者中的华人》再研究

发表时间:2021/6/22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5卷2月第6期   作者:刘诗扬
[导读] 我在读完孔飞力先生《他者中的华人》后
        刘诗扬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我在读完孔飞力先生《他者中的华人》后,脑海里仍然是他运用其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为一体之宏观大视野下,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的画面,这些均浓缩萃存于书中八个章节,本书是他历时间十余年的研究心血,也是其最后一部著作。
        笔者此篇拙文的着眼点主要在第四章至第七章的内容,描绘了扎“根”的华人与移民潮带来的华人均须对于所在国的国内外多元局势的应对与变化调整,以及相应而来的关于排华浪潮的阐释与挖掘,并以此为变量之轴,探寻华人在“灰色地带”中的策略以适配莫测而艰难的生存环境。
        东南亚地区属于殖民地,殖民帝国的统治者需要那些先期定居的华人精英所带领的新老华人社群作为殖民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发挥作用,而北美则属于移民社会的范畴,华人领袖不存在充当中间人的特定价值可能性,因此和当地白人上层之间的脆弱关系也就理所当然,华人领袖无法得到庇护,那么移民社群自然也是身处剃刀边缘。
        我逐步发现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存在价值利用的空间是移民社会主导者接纳与排斥的准入证,这一概念不论在东南亚还是北美同样适用,而在排斥的过程中若发现有可用价值的左右因素,那么移民社会的主导者可能也会有与之前判若云泥的态度转变,“而这些也进一步使得华人在‘他者凝视’中不断审视着‘自我镜像’”[ 邓姗姗:《在“他者”中建构“自我”——解读陈河〈红与黑〉中华人自塑形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8年5月,第29卷第3期,第108页。]。
        北美和东南亚地区的排华境况,不论是美国淘金热及之后的国家民众双层面的排华暴行,还是澳洲的“白澳政策”的孤立敌视,都在废奴的时代背景中渗透着“华人威胁”的种族色彩,华人们被当地认为是其某些社会痢疾产生的替罪羔羊,这一近似“甩锅”转嫁社会矛盾的行为,深深反映了海外华人饱受欧美移民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加之《排华法案》更是加剧了华人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的法律障碍,在这种境况之下,被“他者”的社会敌意指向为“令人恶心的罪恶巢穴”的唐人街逐渐成型拓展开来。而我们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也发现,以美国为例的西方移民社会,当海外华人们的存在对其有某些层面上的利用价值时,此时他们便发现了华人们的高尚品质,暂时搁置了“黄祸”的念头,戴上伪善面具露出几乎会转瞬即逝的微笑,而这一切又使得华人移民适应历史环境变化的能力在不断进化着。


        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思考:欧美移民社会的排华固然是残暴极端,而在那些之前由欧美殖民者统治的东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后,华人移民的生境究竟如何,能否与之前一样保持一种虽在“他者”中却有特殊地位的境况?东南亚后殖民时代独立民族国家无疑向华人端上了经济功能与民族文化之间冲突的一杯毒酒。在殖民主义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巨大痛苦情感使得居民们用一种在自己心中早已潜移默化了的殖民主义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处于“他者”中的华人。政治上长期受制于外来者华人的底层卑微地位、经济建设上自觉能力的缺失,诸如此类均导致东南亚独立国家建立自身主体地位对于华人的刻板帮凶印象得到无限延伸与扩张。那么处于“他者”社会中的华人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与难题,这些难题中竟然也包括“华人们囿于民族感情和现实考量的冲突而不敢在一些同时涉及到本国与祖国的问题上积极发声的窘境,好比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吵架,只能保持‘紧张中立’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 陈光:《菲律宾最富有的阶层中为什么华人最多》,《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7月14日。]。那么解决问题的最优解依然是之前提到过的在初级群体之上的次级群体结构。华人们继续从他们“安土重迁”思维模式中去推敲摸索,在亲缘、地缘的相互依存下,终于在自己的祖籍国和移入国之间建立了“两个世界”互动的生境模式,他们既努力去加深自己对于当地社会的文化认同,又卖力地加强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吸收,在边缘性之间挽着裤腿过河,充分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阿里巴巴”与“主公”体制、三保山保护运动都是其成功的一个个案例,华人们懂得当地掌权者的政治心思,熟练于在不触碰其结成利益联盟庇护者的政治地盘的基础上,充分行使自己手中的经济权力,来赢得生存的空间,表达自己的忠诚与认同度,而这似乎也与殖民时期的做法有相同之处,
        另外,本书所述的时代下限是20世纪末叶,而我站在当下的时间维度上,想浅谈一下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国家中排华的思想土壤为何持续持续存在着。历史上中国移民带给西方世界的其实只是一种事实上的人群冲击,真正左右西方世界理解中国的,是一套源自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以及历史惯性思维,“黄祸”扣到华人头上这一顶歪帽子,使其受其的歧视超过所有其他肤色的群体。这种历史态势逐渐发展演变到今日,西方国家中以美国为例,由法律、社会实践和理念交织而成的“排华”社会网络里充斥着“华人间谍案”、“傅满洲”、“莫雷事件”等排华辱华现象,其实这也反映着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排华”理念的迭代变形,可以概括为美国政府对于华人的态度,完全被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而并不被华人的踏实正直、吃苦肯干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一些贡献所影响,一旦中国威胁上升,美国利益受损,“中国威胁论”便会涉及到华人移民们的生境。所以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将华人在“他者”中的复杂特性,即华人斩不断的故土情缘与移入国国家的隔阂敌视被进一步加强,以唐人街的存在发展为参,这种反华种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排华的思想土壤仍然存在着。
        综上所述,本书的阅读令我受益匪浅,既让我对中国移民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交融有了更好的串联,也引导着我结合当前时局对于本书亮点内容的再沉淀,同时本书中用颇为粗线条的笔法所展现出的问题意识与人类视野,也深刻影响着我对历史学习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值得深思其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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