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剧变背后的宗教因素分析与启示

发表时间:2021/6/22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7期   作者:缪金敏 鲍瑞敏
[导读] 1989年波兰剧变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响彻世界
        缪金敏 鲍瑞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100029

        1989年波兰剧变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响彻世界,其影响迅速席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被称为东欧剧变过程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回顾波兰剧变的整个演变过程,纵使剧变的发生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其背后的宗教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在波兰剧变中采取的宗教式和平演变策略正是境外势力披着宗教外衣、借助宗教力量进行政治干预的典例。
        波兰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大部分国民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自冷战开始美国就认识到宗教对于波兰社会的巨大影响,从而产生利用波兰宗教教会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整个宗教式和平演变过程中贯彻的“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宗教本质上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其宗教观念影响并塑造着信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深入内在价值和观念的精神力量十分具有号召力和煽动性。美国和宗教人士们正是看到了宗教所具有的这种“群众性”特征,因此在和平演变过程中谋求借助宗教观念和宗教价值的力量,实现利用普通的民众的宗教信仰实现群众在对抗波兰合法政府中的动员和参与。这种着眼于发动广泛信众的和平演变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境外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简单勾结。不止于此,美国对于波兰宗教力量的利用不仅着眼于加紧在社会领域进行动员,关键是它还通过采用宗教势力动员人民群众进而对政治当局施加压力、催生政治危机的迂回方式来谋求达到干涉政治、颠覆政权、变迁制度的图谋。
        美国等境外势力在波兰演变过程中并不直接作为当局政府的对立方从而与之直接爆发冲突或进行对峙,而是以宗教力量为精神武器躲在幕后操纵一切。除了与梵蒂冈结成美梵同盟同时联系势力庞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之外,美国还注重于借助宗教势力对普通群众进行思想渗透和组织动员。这使得宗教力量进一步渗透到民间社会,成为催发波兰社会运动背后的宗教推手。此时,再贯彻“政治路线”竭力促使社会民间力量通过体制内的政治途径凝聚成反对势力在国家政治层面产生碰撞引发政治性危机。一方面极力支持具有明显天主教特质的反对派团结工会在政治上直接与当局政府对抗,另一方面打着为争取工人利益进行罢工、维护波兰人民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等煽动性口号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以对当局政府施压。可以说在美国联合梵蒂冈宗教势力和波兰天主教势力于波兰实施的宗教式和平演变过程中,其“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相互结合正是通过动员群众和扶持政治团体的方式培植反政府势力以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
        不论是利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动员群众,还是利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扶持反对派;本质上并非是为了推动宗教本身的发展而是要竭力实现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式和平演变活动的过程中,宗教本身并非其最终目的,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才是影响整个事态发展的重要根源。

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只是境外势力企图实现自身政治目的和对别国政治与政权干预的一种手段,是否实现宗教规模的扩大、宗教信仰的传播都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此时他们已经不仅仅依靠宗教的精神文化力量和经济社会资源,而是打通一国宗教与一国政治的关联采用迂回的方式从内部性途径内发危机而不是外部性途径制裁干涉,因此也更加具有隐秘性与破坏力。
        今天,宗教早已不是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被放逐状态,“全球宗教复兴”也早已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言论,宗教在重回国际政治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前波兰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应该对整个波兰剧变事件尤其是背后宗教因素的推动给予关注。
        首先,要看到前波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信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而天主教则是前波兰大部分国民的精神信仰。如前所述,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力量的过程中注重宗教观念的价值导向和实践动员,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往往穿透灵魂因而极具破坏性和渗透性,一旦精神信仰与政治信仰发生割裂就容易被其利用引发冲突、制造矛盾从而由信仰危机上升为政治危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同宗教的信神论观点之间有着一定冲突,因此宗教尤其是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导向的宗教往往容易作为境外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和反对共产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武器,以实现他们政治战略与意图的重要工具。中国与前波兰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好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是我们仍需解决好的重要宗教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前波兰与中国宗教状况客观上的差异。天主教在波兰势力相当庞大。历史上天主教对于波兰产生了相当重大影响,具有宗教势力的历史遗存;并且波兰几乎所有国民都是天主教徒,宗教信仰比较单一。在中国宗教势力处于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国民信仰的宗教种类与派别更加多元。实际上,这意味着我国抵御宗教渗透的能力更强,具备构建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优势。
        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宗教与其他一切关系的中心。尽管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但是宗教仍然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对政治施加影响。前述的利用宗教价值观念进行宗教渗透、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借助宗教势力煽动群众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从而实现宗教式和平演变是现今宗教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途径一个重要范式。境外宗教渗透的最终目的都是宗教问题的政治化,背后国家间的政治矛盾和利益分歧是根源。我们既要在国家内部处理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解决好前述思想层面的精神危机与政治危机的一致性与和谐性的问题;还要在政治层面关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宗教制度。构建国家内部宗教与政治的良性关系,为处理好宗教与文化、宗教与经济、宗教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宗教问题提供重要支撑。对外我们必须警惕外部的宗教渗透,一方面既不能忽略客观或潜在的宗教矛盾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有能力有智慧化解这些矛盾树立自信。
        在“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实现宗教与政治乃至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仍然是需要我们今后不断的探索与努力的方向。我们期待并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宗教一定会朝着为人民、为国家造福的方向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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