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

发表时间:2021/6/23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第6期   作者:施乐涵 陈佳雯
[导读] 中国古诗文化繁荣多彩,随着“一带一路”等经济文化纽带的牵引,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正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为了促进文明文化鉴赏,使中国古诗走出国门,展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情怀,做好古诗翻译十分必要。
        施乐涵  陈佳雯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314001
        摘要:中国古诗文化繁荣多彩,随着“一带一路”等经济文化纽带的牵引,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正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为了促进文明文化鉴赏,使中国古诗走出国门,展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情怀,做好古诗翻译十分必要。目前,在译者如何促使古诗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做好古诗翻译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诸多的研究。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 的背离这三方面。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信、达、雅”原则

1.导语
        众多学者以多种视角和学科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分析研究论证,各类学科的学者从自身的领域出发,对其发表了见解。但译界学者们对创造性叛逆持有不同看法,褒贬不一,谢天振教授指出关于其错误的认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错误的解读:有学者(王向远,2014)把“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技巧,并将其作为翻译手段或翻译原则去翻译作品,经常陷入些不符合原意或是错误的说法之中。[1]第二,对“创造性叛逆”观点的实质把握不清:由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模糊认识,有学者未能对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探讨。但也另有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2]
        目前,关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研究最具有权威性的是谢天振教授在其著作《译介学》中主张创造性叛逆是翻译领域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对于翻译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内外研究来看,近年来对翻译领域中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趋势已经呈现了更深层和丰富的态势。而古诗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学艺术体裁之一,是文学翻译中的难点。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2.中国古诗英译特点及原则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精髓,是中国文化长河里的瑰宝,有其独特魅力,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历史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中国古诗凭借其独有的特色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兴趣。而古诗也正因其复杂晦涩的特点使得其存在着不少翻译难点,长期以来,翻译界中众多优秀的学者对古诗英译研究做出许多贡献,其中最为经典并且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即翻译的“信、达、雅”原则。
2.1 中国古诗自身特点
        中国古诗在文言文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了古诗自身独特的语言表达特点。 古诗理解可分为语法和语音方面。在语法方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语法,古诗英译过程中,英语会存在一个单词有多种意思并且需要改变单词形态的现象,所以翻译时若有不慎,将会造成理解的困难。语音方面,分为节奏和音律,良好的语言节奏能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愉悦之情。而古诗中的节奏靠停顿来实现,音律有声调和音韵组成,押韵是中国古诗的一大特色之一。[3]此外,在情感表达上,古诗与西方诗歌特点大相径庭,古诗的情感表达普遍是复杂的,仅靠几个字就能将情感表达到位。因此在古诗英译过程中,若译者无法透彻的理解古诗的情感,并在翻译时没有恰达的处理字眼和意象等方面,同样会导致译文的偏差。
2.2 古诗英译的“信、达、雅”原则
        “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根据自身的翻译经验提出的翻译原则, 被视为翻译的准则以及衡量、评价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4]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议论的发展。何为“信达雅”:“信”即为忠实原文,在不改变原文意图下进行翻译;“达”就是要求流畅,翻译时要考虑到行文流畅度;“雅”为古雅,翻译时要注意文采,不同译者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与知识背景,所以在翻译时会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原文。[5]
3.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确立
        近年来,随着对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研究的趋势不断上升,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也逐渐凸显,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的实质,处理好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创造”和“叛逆”行为,对于实现良好翻译,弘扬国家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就要求学界要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
3.1 创造性叛逆的定义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源于文学社会学的概念,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6]而我国学者谢天振教授以比较文学为视角,在其著作《译介学》中深刻探讨了对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为“创造性叛逆”并不是一个用来指导如何进行翻译的方法和手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差异的一种客观存在。且这种客观存在现象——“创造性叛逆”,不仅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深入地揭示了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本质。[2]
3.2 译者主体性在创造性叛逆中的确立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7]
        首先,译者主体性的确立来自于翻译主体的选择,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因为相对于作者、读者、接受环境等其他翻译要素,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可以凭借自身的主观因素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从而到达对译本的预期效果。[8]古诗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体裁,要实现好的译本就必须将其意蕴进行有效的传递。而古诗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首先,古诗虽有着多样的句式,但凝练的结构和特定的音韵却带有古典的文化风采。其次,古诗的情感表达普遍是晦涩、含蓄、复杂的,某个字眼就能够传递出无穷的意蕴。再次,古诗意象丰富,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相同或类似的意象却可能有不同的色彩。因此单靠译者逐字逐句的对等翻译是不可取的,但译者可以凭借自身的翻译原则,在充分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理解思想情感的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和进行古诗英译本的最佳传递。最后,诗歌意境和思想情感必然使译者主体在翻译中出现创造性叛逆。为了再现原作的思想内涵,译者不能仅限于原文,要通过发挥主体性的“创造”“叛逆”让译作为读者所接受。[9]在古诗翻译的具体过程中先基于译者自身对原作的理解,作者在了解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主体性和创造性,而对原作的阐释就是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使得译文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重现,从而更好地被读者所理解。作者在阐释过程中的取舍和创造,或是为了通过原作传达自己的观点,或是为了符合特殊特定的社会形势需要以及满足读者的某种期待。[10]作者通过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一方面能提升译本质量,另一方面更好影响和带动读者的思想及看法,展现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色,更好地帮助和促进中国古诗的传播。
        
4.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古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体现
        《春望》是“诗圣”杜甫广为后世传颂的一首五言律诗,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投奔唐肃宗却不幸被捕继而被困长安城之际。诗人目睹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之时眼前却满是伤感,不禁发出感慨,留下这首忧国思家之作。[11]
春望
(唐) 杜甫
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颈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尾联: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春日长安荒凉惨败之景,满是伤怀感慨;后四句写诗人惦念亲人、心系家国,饱含凄苦思惆。对本文以选取我国杰出的古诗词翻译家许渊冲(Xu Yuanchong),对杜甫诗颇有研究的翻译家吴钧陶(Wu Jutao)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兼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译文,以译者主体性为视角,从风格体裁、意象解读、视角选取、情感传递四个方面出发对该诗译本作对比,并探究其中创造性叛逆的体现。译例如下:

译文一
Spring View
On war-torn land stream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ver the years, 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Seeing us apart, 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
The beacon fire has gone higher and higher;
Words from household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
I cannot bear to scratch my grizzled hair;
It grows too thin to hold a light hair pin.
(许渊冲)

译文二
Mourning by the Winding River
As ever are hills and rills while my country crumbles.
When springtime comes over, the Capital the grass scrambles.
Blossoms invite my tears as in wild times they bloom.
The flitting birds stir my heart as I’m parted from home.
For three months the beacon fires soar and burn the skies.
A family letter is worth ten thousand gold in price.
I scratch my head, and my grey hair has grown too thin.
It seems, to bear the weight of the jade clasp and pin.
(吴钧陶)

译文三
View in Spring
The state broken, its mountains and rivers remain,
the city turns spring, deep with plants and trees.
Stirred by the time, flowers, sprinkling tears,
hating parting, birds, alarm the heart.
Beacon fires stretch through three months,
a letter from family worth ten thousand in silver.
I’ve scratched my white hair even shorter,
pretty much to the point where it won’t hold a hatpin.
(宇文所安)


(1)风格体裁
        《春望》本为五言律诗,一方面,原作通过运用一系列的意象来营造和渲染国破家亡的悲惨之景象,间接流露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情感。

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的语言文化差异会影响译本的忠实程度,因此译者对译本体裁的选取十分关键。然而,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不同的作者风格自然对译本体裁有不同选择。三位译者中,吴钧陶以散文的形式,融合古诗的表现性以及散文的抒情性为译本基础,而许渊冲和宇文所安则专注原文的基调,用叙述性的手法来翻译。虽然译者的译本在语句上都不失韵律,但是其在对古诗体裁的使用上有所不同,这都是译者作为第一读者在对原著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发挥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是为了使译本更加贴近传递原著情感特点所进行的创造。如吴钧陶选用散文体裁是为了更加自然的流露诗人思家忧国之情,实现“意美”。相比之下,许渊冲和宇文所安则是侧重于形式和古诗本身体裁的特点实现了“形美”,三种译本两种体裁的形式差异,便是基于译者自身的理解选择自认为最合适恰当的体裁,不可避免的与原著本身有出入,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无形地产生了创造性叛逆。
(2)意象解读
        对中国古诗的翻译最难的就是文化意象与意境传达,因为意象都是饱含深厚的底蕴,要将丰富且深奥的意象传递给目的语的读者,使他们在阅读译诗后能理解原诗意境,这对译者的英译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译者不能仅仅基于表面的“忠实”原则,而是要以译者为主体,从自身对原著的解读和交流角度,充分调动译者主体性的主观能动性和使用翻译原则。[12]
        首联包含两组意象分别为:“国破”——“山河”、“城春”——“草木”。首联英译的重难点在于对“国破”该意象的翻译,这里的“国”并非指国家与民族而是“长安城”。要准确传递信息就要求译者深入了解该诗的创作背景,充分了解到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想要投奔唐肃宗却被困于长安城之时,而应把“国”英译为“长安城”。[13]本文对比三个译本,吴钧陶和宇文所安两位译者分别将“国”译为“country”“state”都指国家,实际上这是翻译中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的体现——误译,而误译正好反映了译者主体对原古诗文化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或是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14]而在本诗中,吴钧陶和宇文所安的误译,正是译者作为主体缺乏对原著背景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的叛逆,虽然实现了表面忠实,但却并没有正确指出真正的古诗内涵,同时这也从侧说明了充实译者主体自身学识的重要价值与作用,否则会让许多不清楚长安沦陷背景的目的语读者,无法了解一个战败国家和诗人的悲伤程度,进而阻碍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而许渊冲将“国”译为“land”土地,通过含蓄的表达,更能够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这首诗的内涵。既能指出原诗长安城这片土地的意思,不仅有深刻的意蕴,而且给予了这片土地深沉的感情。正是由于许渊冲出于接近原文的目的而对“国”进行的创造实现了古诗文化底蕴和情感,使得译文的意象不仅接近原文并且有深刻的内涵。这就是不同作者基于原文意思翻译原作中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叛逆。
(3)视角选取
        颔联运用“感时”和“恨别”,“花溅泪”和“鸟惊心”的对照。而对于这两组对照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视角。第一种视角,此联以“以乐景衬哀情”的修辞手法,诗人睹物思故,面对眼前美景而不禁感时伤情;第二种是视角,出于诗人的心境,“移情于物”,伤感之时,花儿也情不自禁地落泪,惆怅之时,鸟儿也因恨而惧。对比本文选取的三个译本中,吴钧陶用选用第一种视角,即诗人睹物思人,选用“my”作为主语,可将颔联理解为“我感于战败的形势,看到花开而潸然泪下;我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而许渊冲和宇文所安都采用第二种手法诗人“移情于物”,保留原文意象用“ flowers ” “ birds ”做主语,但是在具体细节词的运用上,许渊冲以“ move ”和“ cry ”,以间接手法,传达诗人情感;宇文所安用“sprinkling”和“ alarm ”直接翻译描写花和鸟的状态。[13]三种译本的视角在选择上存在差别,第一种视角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与原作者充分交流的视域下,基于自身的理解对原作进行直接的阐释——节译。第二种视角是译者从侧面角度基于自身的翻译原则,为了更好的再现原文情感而做出创造——个性化翻译。虽然以上译本采取的是不同的视角,但是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使译作更加淋漓尽致的表达出诗人的苦恨之情。
        其次,颈联采用“三月”“万金”两个表数量及程度的名词,刻画了战争持续不断和诗人心系家人安危的迫切之情。这里的“三月”在许渊冲译本中为“gone higher and higher”,吴钧陶和宇文所安译本都为“three months”。在原诗的背景意境下,“三月”并非指战火持续了三个月,而是战火从755年一直延续到757年三月。[13]根据正确的释意,可见吴钧陶和宇文所安未能正确理解三月的真正含义,将其误译为三个月。而许渊冲以编译的方式,从侧面角度,用“gone higher and higher”来体现战火不断且形势愈演愈烈,这既有根据原作的改写,还有对描绘战火激烈的背景烘托的添写,这便是译者主体在英译过程中出于更加真实的写出战况而体现出的创造性叛逆,使得译本在表达上更为准确具体和生动。
(4)情感表达
        尾联诗人借助“白头”和“搔”,指“白发”是愁出来的,“搔”欲解愁而愁更愁,从中体现诗人内心的愁怨,衬托诗人伤时忧国、思念家人的真切感情。[13]诗人因为过度的思念使得头发渐白渐疏,许渊冲译本将“白头”译为“grizzled hair”,既生动地展现了诗人日渐灰白的头发,又反衬出诗人内心的顾虑;同时,吴钧陶和宇文所安分别将其译为“grey hair”“white hair ”白色的头发。不同的译本差异是译者主体根据自己的翻译技巧和目的而产生的,而这一差异也就注定了创造性叛逆的存在会使不同的译本所传递的诗人深层的情感变化和描绘的意境都是独具特色的。
5.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信、达、雅”原则的关系
        从译者主体角度分析,创造性叛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有意识和无意识。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1.个性化翻译,2.误译与漏译,3.节译与编译,4.转译与改编。[14]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无意识的误译或者漏译,从而导致译本无法正确阐释原作意思,也就是无法实现完全忠实的原因之一。同时,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出于达到预期效果和目的而产生的。如果将这种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分为两部分,“创造性”是指译者凭借自己的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叛逆性”就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种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15]从这一角度去分析看见“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追求忠实原文过程中的客观存在,由于译者的主观性,要实现绝对忠实是望而不及的,其中必然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偏差与“不忠实”,即相对忠实。换句话说,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基于实现忠实原文的各个方面而产生的,为达到忠实原文、行文流畅、实现古诗自身特点等目的,译者无法仅仅顾及文字表面和符号内涵的“信、达、雅”,而应选择合适的方法、技巧、原则突破限制,实现忠实译本的最佳表达,而出现了创造性叛逆现象。
        “创造性叛逆”与“信、达、雅”翻译原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相互背离的,译者主体根据翻译实际要求采用方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忠实地表达原作的特点,因而两者是事实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脱离文本过度追求创造会使译本背离原著,有违翻译原则;要完全实现忠实原则,不进行灵活的创作,则会导致“死译”,从而失去译本价值。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让译者主体在根据自身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好忠实原文的程度。[16]这就要求译者在紧随原文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学识修养和翻译能力,适度发挥创造性,使得创造性叛逆的存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更好的做到“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6.翻译实践启示
        中国古诗作为世界文明精髓的一面,其独一无二的魅力值得世界的领略。古诗多样的体裁,严谨的句式,丰富的意象,含蓄的情感等使得古诗英译过程中产生了抗议性,有着许多困难之处。而作为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并不能做到完全精准性的翻译,无论如何,译者都会表现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现象。在译者追求译本的“信、达、雅”标准中,会有适度的创造,为了使“忠实”与“创造”产生良好的互动效果,一方面译者要以实现译本的“信、达、雅”为翻译理想或准则,创作出既带有古诗的古典美,又能体现出流畅而自然的词、语句的译本。[17]另一方面需提升译者文学修养,通过发挥主体性,灵活运用看似不忠的方式使译本产生的创造性叛逆能够实现预期效果。总之,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以实现译本的“信、达、雅”为目标,适度把握“忠实”与“创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造性叛逆体现的是译者对原著进行理解和阐释的最好写照,能帮助译者创作出中国古诗英译本佳作,促进古诗文化繁荣多彩。


7.参考文献
[1]谢天振.“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02):4-13+141.
[2]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12(02):33-40.
[3]谢雨十.试论英译中国古诗的难点及其原因[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05):136-137+140.
[4]张媛.对严复“信达雅”的分析和突破[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8(02):67-69.
[5]杨惋邱,陈达.“信、达、雅”原则在川菜菜名汉英翻译中的应用[J].职业时空,2010,6(12):152-153.
[6]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7]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21-26.
[8]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01):8-13.
[9]李亚峰.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研究[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29(04):66-69.
[10]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06):10-16.
[11]杨露,梁燕华.诗歌词语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认知识解——以杜甫《春望》8译本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31(09):56-60.
[12]常呈霞.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杜甫《月夜》6种译本的个案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4(09):121-122
[13]马亚萍.译者主体性在汉诗意象英译中的体现——以《春望》英译为例[J].英语广场,2019(04):15-17.
[14]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01):32-39+82.)
[1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6]钱沈彬,姚林谦.从忠实性限度和文本类型角度看翻译“忠实”与“创造”的辩证关系[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04):76-79.
[17]刁阳碧.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看“忠实”观[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5):86-87.
投稿 打印文章 转寄朋友 留言编辑 收藏文章
  期刊推荐
1/1
转寄给朋友
朋友的昵称:
朋友的邮件地址:
您的昵称:
您的邮件地址:
邮件主题:
推荐理由:

写信给编辑
标题:
内容:
您的昵称:
您的邮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