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敏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湖南怀化 418008
摘要：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也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进行历史教育。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读史方法：实事求是；把历史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地位中考察；全面的历史研究；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学以致用是历史学习的终极目的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践行者和发展者，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大背景下，向毛泽东学习科学的读史方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实事求是、全面研究、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也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进行历史教育。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读史方法，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践行者和发展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前，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常常是片面的、歪曲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向毛泽东学习科学的读史方法，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在全党上下如火如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大背景下，向毛泽东学习科学的读史方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读史的核心方法。毛泽东认为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充分地、准确地占有文献资料，是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的前提和基础。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曾做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基于此，《决定》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14—815.]。这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应当“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95—796.]，是完全一致的。
二、把历史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时，都要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而不是割裂历史。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行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他还以中共党史的研究举例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99.]毛泽东强调，不应割断历史，就是强调不能割断历史矛盾运动的内在联系。历史，即使是遥远的古代的历史也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会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下去，影响到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烙印。因此，要坚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而要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之中。
三、全面的历史研究方法。1942年3月，毛泽东在谈及中共党史研究时，他认为研究党史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他将其称为‘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作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00.]毛泽东结合实例对全面的历史研究方法作了具体阐发:“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 ‘中外法’”。毛泽东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但却是历史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即立足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系统地研究问题，从社会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观点，以探求历史的真相。
四、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唯物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和著作等，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应该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要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苛求于前人。比如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毛泽东认为，商纣王能文能式，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不能将他完全定义为暴虐无道的千古罪人，其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不用世袭制度而用集权制等。对于历来被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毛泽东为其“翻案”，因为曹操结束了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帝王中，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评论很多。他认为，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土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
待敌人屡攻不克，平时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这些评价给人们以历史的知识和启迪，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近代人物的评价，毛泽东也秉着客观全面的原则。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在孙中山逝世30年后，发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文章尊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称赞“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章同时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求于前人的。”毛泽东一以贯之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自己视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样的评价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就能看到，毛泽东认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先人指示我们，是一代代中国人努力的结果。以宏大而客观的历史评价方法看待历史人物，这需要宽广的胸怀和睿智的眼光。
五、学以致用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和目的，即是通过研究中国的昨天，以懂得中国的今天，进而去探索中国的未来，寻求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走历史必由之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每转战到一个新的地方，都特別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披阅地方史志，以作为决策的依据。为了更充分地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思想，即向古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服务于现实的革命和建设实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的政治著作，毛泽东先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作出精辟阐释，目的在于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表在1939年底，从1938年10月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样从古到今的叙述，对于唤起广大民众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史为鉴，总结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自觉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毛泽东用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来阐述流寇思想的危害性，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愤创作《史记》的故事，鼓励在逆境中奋斗的青年；以李固与黄琼的事例提倡谦虚谨慎，力戒孤傲，在“盛名”之下也要反躬自省，更加平易近人，应自觉意识到“胜名之下，其实难副”;以明宣宗率领百官“下田劳作”，改进官场享乐作风批评党内的官僚主义。毛泽东还曾向人推荐《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他以触龙劝说赵太后，不要让儿子“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的故事，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子女。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还经常引用古代的战例说明军事问题，如以“围魏救赵”说明在抗日游击中在根据地外围钳制敌人的必要性；以鲁齐长勺之战说明敌疲我打的方针；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后发制人的意义。此外，毛泽东还以五代晋、辽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联系到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平演变等，这些在史实基础上深入浅出的阐述，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迪，在党内外广泛流传，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事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为更好服务现实打下了扎实基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曾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红军一定会如石达开一样“全军覆没”，成为“石达开第二”。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空气稀薄的雪山，过人迹罕至的草地，成功甩掉百万追兵，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以人民武装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期间，红军被整编为第八路军，毛泽东坚持了党对八路军的领导权，一次次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避免了人民武装国民党蚕食和绞杀。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召，没有划江而治，做“楚霸王第二”。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紧要关头，他同样注重吸取历史上兴亡盛衰的经验，以历史的智慧来指引现实，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提出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头脑，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年3月，当党中央从河北西柏坡迁往北平(北京)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他牢记1644年李自成进京后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做“李自成第二”。
向毛泽东学习科学的读史方法，有助于更好理清思路、凝聚力量，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76.
作者简介：张文敏（1980—），女，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党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湖南红色文化。]有助于更好学习党史，走好未来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