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宇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许地山小说，大多贯穿着一条爱情线索，主人公或为情死，或为情生，或为情苦，其坎坷的人生、悲凉的境遇和残缺的爱情，无不表露出浓郁的悲剧意识。许地山小说由于深受东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尤其是宗教思想更是见微知著，从而使其小说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主题意蕴上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叙事模式；情爱小说；宗教色彩；悲剧意蕴
五四时期，许地山的小说以传奇的爱情故事、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浪漫的异域情调而显得卓尔不群。他说：“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1]综观许地山小说，大多贯穿着一条爱情线索，主人公或为情死，或为情生，或为情苦，其坎坷的人生、悲凉的境遇和残缺的爱情，无不表露出浓郁的悲剧意识。然而，许地山小说由于深受东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尤其是宗教思想更是见微知著，从而使其小说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主题意蕴上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一、从宗教和命运的角度，叙写悲剧爱情和患难人生
五四时期，虽然西学东渐早已给负载了几千年传统礼教思想的中国吹来了清新的空气，但旧的文化习俗仍然根深蒂固，即使置身于海外的华人社会也不例外。在婚姻爱情的问题上，“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悲剧的结局”[2]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许地山在《命命鸟》中描写了一对热恋得像“玫瑰和蜜蜂”一样的青年加陵和明敏，由于父母的反对而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出身世家的加陵和俳优之女明敏相恋了七八年，感情浓厚，“彼此的心底里都承认他们求婚的机会已经成熟”。但明敏的父亲宋志认为，明敏正是帮他的时候，若是跟了加陵他必要吃亏，而且他俩“一个属蛇一个是属鼠”，生肖相克，于是请来盅师沙龙用符咒破坏他们的感情。而加陵顽固的父亲婆多瓦底则要加陵出家修行，“为白象主忏悔”“为父母积福”“为来生极乐预备”，也反对生肖相克的他们相爱。对现实悲观绝望的加陵和明敏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幸福，于是“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小说对加陵和明敏殉情的描写显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传奇魅力，这固然与许地山早期“生本不乐”的悲观厌世思想和宗教涅褩转世的观念不无关联。但死亡和殉情，对于热恋中的两个年轻的生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现实人生的悲剧。因而，《命命鸟》在貌似平静的描述中寓藏着对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的强烈控诉，从而赋予了这部爱情悲剧以深刻的社会意义。
许地山的爱情小说常常从宗教和命运的角度，叙写悲剧爱情和患难人生。作者常常把宽厚仁爱的女主人公放置在异国他乡历尽人生磨难。虽然主人公最终获得达观知命、苦乐随缘的宗教情怀，但从其坎坷的现实人生和悲凉的爱情结局来看，则无不透露出浓郁的悲剧色彩。《商人妇》中，惜官“典当一切应用的东西”资助赌博破产的丈夫林荫桥出海经商，可是丈夫在南洋发迹之后不但另觅新欢，还竟然把她卖给印度商人阿耶户为妾。当阿耶户病故后，虽然飘零海外的惜官不计前嫌，重游故地，千里寻夫，但丈夫却早已失去了踪影。《缀网劳蛛》中身在士华的尚洁，“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的精神去安排”，面对摔伤流血的窃贼，“一霎时前所有的恐怖情绪一时尽变为慈祥的心意。”为了救助窃贼，尚洁被丈夫长孙可望猜疑、刺伤、离弃，但她依然内心平和地离去和归来。显而易见，许地山在此转换了“喜新厌旧——沦落天涯——弃妇幽怨”的传统弃妇叙事模式。两度遭弃后的惜官，拿定了过“独立生活的注意”。她先入学念书，再做乡村教习，不但养活自己而且养育孩子。而尚洁为救窃贼受到丈夫猜忌且在刺伤后逐出家门，“对于前途不但没有一点灰心，且要更加奋勤。”她做珠商的继室，教他们英语和经文，“她底威仪常是调伏这班人的邪念”。她的宽厚仁慈，终于感化了丈夫，使他痛改前非，自我放逐。《换巢鸾凤》中身为知事之女的和鸾，爱上了在衙门当差的释放囚犯组凤。和鸾一反传统礼教思想和门第等级观念，追求“没有等第、没有贵贱、没有贫富分别”的爱。这一情节的设计显然来自许地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思想。惜官、尚洁、和鸾以宗教的宽容心和苦乐观对待给她们带来不幸的丈夫和所遭遇的苦难命运。在尚洁看来，命运好比是“网“，自己则是缀网的”蜘蛛“。而历经磨难的惜官，”在激烈的情绪过去之后，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命运到底是怎样”。表面上逆来顺受、柔弱的女主人公，内心却充满了痛彻人生的智慧和执著生命的坚韧。
二、传统叙事模式的扬弃
许地山的爱情小说又暗合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叙事模式。惜官屡遭丈夫林荫乔的欺骗、抛弃，却始终认为“荫哥和我底感情本来很好，若不是受了番婆的迷惑，决不忍把他的发妻卖掉”。痴情的惜官不但有“红颜祸水”的传统思想，同样也有保守贞洁的传统观念。她对同船的“我”表示了叹息和后悔：“先生，你听到这里必定要疑，我为什么不死。唉！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他们守着我好像囚犯一样，无论什么都有人在我身旁。
”而被组凤骗出家门后的和鸾，仍然无望地企盼着组凤求功立业，守着“非有个功名不能进洞房”的期待，无怨无悔挚爱着他。这一夫荣妻贵的思想和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显然未脱传统文化的窠臼。类似如此的悲剧意识同样在《黄昏后》中关怀先生守护着“爱的坟墓”和《女儿心》中麟趾九死一生仍坚持孝道中表露出来。千里寻夫的惜官、苦乐随缘的尚洁、无怨无悔的和鸾等人无不是在夫权的笼罩下坚守着古老的婚姻契约。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传统文化和人物心理的深处，揭示了传统礼仪文化如何在人物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颠沛流离的惜官最终不但承受了丈夫林荫乔杳无音讯的打击，而且连唐山的母亲早已离开了人世都一无所知。她真诚地委托替她探望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许地山在小说结尾处再也无法掩饰内心对女主人公坎坷命运和凄惨境遇的悲悯。虽然表面上逆来顺受的、柔弱的女主人公内心充满了痛彻人生的智慧和执著生命的坚韧，但是她们在承受苦难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命运的安排，从一而终地寄希望于不值得信赖的丈夫，对造成她们悲剧人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毫无所知，更别说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地山笔下的爱情悲剧与其说是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倒不如理解为是传统文化积淀在人物心里深处而导致的性格悲剧。
当然许地山的情爱小说并不都是在同一个纬度上打磨点染，其中也有与命运和世俗作抗争的、独立坚强的女性。在《春桃》中，新婚之日遇上兵匪战祸的春桃，与丈夫李茂失散后逃到北京。先做洋人的女佣，由于闻不惯主人家有点像从虎狼栏里发出的气味，毅然地辞了工，靠拾破烂谋生。面对生活的艰难，她倔强地说：“谁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笑脸？”偶遇李茂后，她既不愿抛弃残废的李茂，又不愿放弃有情有义的刘向高，毅然的向世俗宣战：“谁的媳妇我都不是”“人家住着，谁也别想养着谁”。这种坚韧的毅力、独立的人格是惜官和尚洁登女性所不具有的。春桃向传统的夫权和礼教发出了大胆的挑战，以超越世俗的“仁义”构建了“一女二夫”的奇异的婚姻家庭模式。
三、东西文化交融的悲剧意蕴
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 [3]。许地山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性把握明显地表现出东西文化交融的特点。西方的悲剧意识主要来自基督教的原罪心理和救赎观念，“悲剧描写与我们相似又带有某些弱点的好人，通过他们不应遭受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与畏惧，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或陶冶。”[4]东方的悲剧意识重在昭示人伦的和谐、道德的完善和情感的中和，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许地山正是在这一东西文化交融碰撞的大背景下接受了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再加上本土的儒、道思想，这使得他在思想性格、心理气质和审美观念上表现出复杂而殊异的特质。他笔下的女性无一不是在坎坷中承担着人生的苦难，再经由佛家的内省而达到心灵的澄彻，最后以基督教的博爱宽恕了那些曾经给自己带来不幸的人们。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许地山是借助宗教宣扬弃恶扬善的思想而汇入启蒙文学的大潮的。许地山把宗教的作用与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意在社会的启蒙。这一方面与基督教的救赎和佛家的普渡观念相关，但其内在的动因应是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济世思想。基于这些文化的因子，许地山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在东西文化之间徘徊，其行为与心理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取向。《商人妇》中惜官屡遭丈夫欺骗和抛弃，“拿定了过独立生活的主意”，却仍要千里寻夫。《缀网劳蛛》中尚洁，丈夫抛弃她，“也不和他争”，一个人平静的离开。丈夫忏悔了，又平静地搬回来。《换巢鸾凤》中和鸾背叛家庭与组凤相爱，在被组凤欺骗、抛弃后，仍然无望地企盼着组凤求功立业，“非有个功名不能进洞房”。在这些主人公身上，西方的博爱宽恕和东方的坚韧平和兼而有之。
许地山笔下的女性虽然未入佛门，也没正式进教堂，但是宗教家的许地山在她们身上分明直入了一种博爱、宽容、坚韧的宗教精神气质。她们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各种磨难，容忍宽恕一切犯有过错和罪孽的人们。她们“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因而惜官虽经历磨难仍要千里寻夫，尚洁能够对窃贼施以仁爱，对丈夫以德报怨，和鸾虽遭欺骗，仍满怀希望地期待组凤的回心转意。在惜官、尚洁她们看来，“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孽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同想时是乐”(《商人妇》)。许地山完全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中女性作为弱者备受同情的处境。他常常让其笔下的女性转换身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知识，在宗教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接近叙述者身份的觉悟者，在磨难中获取了对人生的深刻认识，有着坚韧的生存能力，甚至成为罪恶感男性的救赎者，如惜官、尚洁、玉官等莫不如此。
在许地山小说的爱情叙事中，无论是加陵与明敏之间神圣的爱、和鸾对组凤盲目的爱、惜官对林荫乔宽恕的爱、云姑与日晖之间苦涩的爱（《枯杨生花》）、关怀对其亡妻深沉的爱以及春桃与李茂、刘向高之间奇异的爱，许地山只关注情的执着，而鲜有欲望的冲动。这似乎与五四时期郁达夫、庐隐、冯沅君、丁玲等人大相径庭。
五四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女性，大多在负荷着几千年传统重压的同时，又受到新思潮的洗礼，于是他们一方面渴望个性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对世俗的非议和责难不能无所顾忌，从而出现了躁动不安、忧郁感伤和歧路彷徨的一代。而许地山小说，主人公虽然从心底也无法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们获得了宗教的抚慰而达到心理的平和，从而另走一路，这对于感伤流行的五四文学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许地山.缀网劳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2] 鲁迅.上海文艺只一瞥·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 亚里斯多德.诗学，转引自《西方文论选》[M].伍蠧甫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谷宇（1964－），女，河南省商丘市人，副教授，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