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栩鑫
中共宣汉县委党校 四川 宣汉 636150
摘 要：共产主义社会和至德之世有很大相似之处。从人与物的关系看，无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至德之世，人都是自由的、非异化的人，物都是自得、自足之物，人和物之间都能建立审美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看，无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至德之世，人都是共同生活、共同存在，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而且这种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似乎是人的自然属性。因此，它们都可以说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庄子；共产主义社会；至德之世；
如果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庄子的至德之世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间存在相似性。马克思的实践问题包括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维度，与此相似，庄子的至德之世也包括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维度，两者存在相似性。
一、从人与物的关系看
马克思和庄子都认为存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即自由劳动者和真人。自由劳动者又分为没被异化的原始人和扬弃异化后的共产主义者。后者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前者的复归，“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之所以把本来意义上的人称为自由劳动者，既因为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又因为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虽然有意识既可以导致人的自由，也可以导致人的异化，但是自由劳动者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异化劳动者只是自由劳动者的演变和变形。这种演变和变形，是人的异化，根源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达到极致。
庄子认为，万物都有本然真性，称为“常然”。“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下面只注篇名）“常然”是万物本来的、合乎人性的状态，是适合万物生存发展的状态。“常然”状态下，万物既合乎人性，又自然而然。后来，人们用仁义礼智来规范，用自己的标准来规范外物，使自己和外物都失去了“常然”。人失去“常然”，即是人被异化。物失去 “常然”，或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或沦落为仅仅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工具。物的异化归根到底属于人的异化。庄子希望人和物都回复到本然状态。
与共产主义者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与真人对应的是人和物的本然状态，即至德之世。何以这么说呢？庄子描述至德之世：“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马蹄》）疏曰：“人无害物之心，物无畏人之虑。故山禽野兽，可羁系而遨游；鸟鹊巢窠，可攀援而窥望也。”这种状态是人与物最理想的关系。其次，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天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盗跖》）。这种状态也是人与人最理想关系。无论是人与物间最理想关系，还是人与人间最理想关系，都是至德之世的属性和维度。前文所述，只有“常然”才是万物本来的、合乎人性的，真正适合万物生存发展的状态。因此，“常然”和庄子讲的至德之世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
当然，真人不仅存在于至德之世，还存在于现实社会，只不过很少而已。正如现实社会中，每个人异化程度不同，异化程度最低的人最接近共产主义者。
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真人，都是审美主体的生成。之所以是审美主体的生成，在于异化的扬弃。
首先，共产主义是异化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即是说，人不仅仅通过理性、逻辑、思维，同时也通过人同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比如视觉、听觉、情感等来占有对象。因此，人不仅仅能看到物的有用性，同时也能欣赏到物的美。即是说，共产主义者是具有丰富、全面、深刻感觉的人，而物“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因此，物的全部特性也会向共产主义者敞开。因此，人与物之间能建立审美关系。
其次，真人的心灵是虚静的，身体是自然性的。《庄子》中有完整的描述：“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德充符》）“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田子方》）真人有常人的形貌，所以能与常人共处。但真人的心灵与常人不同，真人的心灵是虚静空明，而常人的心灵是充满利害计较的。真人渺小，是因为与人同类；真人伟大，是因为与道冥合。因此，真人与常人的不同既在于心灵虚静，也在于真人身体是自然性的。即是说，真人的身体既没有受到外物规定，也未被人的欲望支配。这两个方面都是对审美主体的规定。
本来意义上的物是自得、自足的。自得、自足之物的显现、生成，在马克思看来，是由于异化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的感觉的异化使对象失去了可感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象向人所显现的只是它们可被占有和可被消费的方面，而它们作为存在物的特性则隐而不露。人的感觉的彻底解放，使自得、自足之物得以真正显现和生成。感觉对象摆脱了其有限的有用性，而展露其超功利性。
庄子看来，自得自足之物的显现生成取决于人正确地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从而让物“反其真”。首先，“物物”。人利用物来满足自己需要。物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养形必先之以物”（《达生》）。但是，人不能无节制地利用物。这样既会破坏物的本性，又难免“丧己于物”。所以，人要懂得知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其次，“不伤物”。“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知北游》）也就是说，圣人与物相处，不伤害物。不伤害物，物也不会伤害他。只有这种没被伤害的物，即本性没有被破坏的物，才能与人自由地游戏，“与人相将迎”。再次，“任物”。“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在宥》）注曰：“因其性而任之则治，反其性而凌之则乱。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贱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贱者贵，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对待物，要“因其性而任之”，如果违反物的本性而凌驾于物之上，就会出错。
不破坏物的本性，因任物的本性，物就会“反其真”。“真”就是“常然”，就是本性、天性。就马来看，马的本性是“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马蹄》）。人正确处理人与物关系，物就能“反其真”，变成自得自足之物。惟有“反其真”之物，才能与人自由地游戏，与人建立审美关系。
马克思只分析了实现审美关系的条件——异化的扬弃，具体说，就是人的特性的彻底解放，而对审美关系本身并未描述。庄子则指出，这种审美关系，在于人和物都“反其真”——这是异化的扬弃后的自由游戏互动。这种自由游戏互动也就是审美世界的生成。这种审美世界，是物化的境界。在此境界里，“与物为春”（《德充符》）。就是说，随物所在，能给人快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物给人快乐，人能享受这种快乐。人随物变化，与物无不适宜，浑然一体，找不到物我边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马蹄》）
二、从人与人的关系看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异化的，突出表现在劳动者与非劳动者间的关系上。劳动者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但劳动产品却被非劳动者占有；非劳动者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却占有劳动产品；因此，劳动者和非劳动者都是异化的。此外，也表现在人看待人的眼光上，“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总而言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指的是人仅仅把他人当作满足需要、达到目的的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创造自己和别人，并一起创造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合乎人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在异化社会中，人们可以用不对等的东西交换，比如金钱交换爱情。因此，共产主义是人与人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
而这种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又等于自然主义。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与人之间的、合乎人性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男人和女人都是作为自由的人自由结合，用爱来交换爱，即使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反映，没有引起对方对你的爱，这种无力的爱，虽然不幸，但仍然是符合人性的、非异化的爱。这种合乎人性的关系，似乎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就是说，属人的本质成为自然的本质，而自然的行为成为属人的行为。第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包含着或者就等于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看来，物从来不是与人无关的孤立的物，“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自然界从来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如果人能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那么他所创造的世界也就成为了对象性的人。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还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一个人生产、创造的对象，作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他的劳动产品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不仅仅是说他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的，更是说产品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别人消费他的产品或欣赏他的作品，从而满足了需要，因此他的产品又是“这个别人的存在”。别人消费他的产品或欣赏他的作品，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产品是有价值的，他自己是有价值的。因此，他的产品又是“别人为他的存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可以从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解决表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同样，庄子至德之世，人与人也是共同生活、共同存在，“相爱而不知以为仁”，“无有相害之心”。庄子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理想的、本然的、符合人性的。说它是理想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异化，人仅仅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说它是本然的，是因为人和物都有自己的“常然”，在这种状态中，人的一切符合人性的关系都是自然而然的，“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说它是符合人性的，是因为无知无欲的境界才是符合人性的境界，而在“至德之世”里，人们“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马蹄》）。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符合人性的、自然而然的关系非常形象地表现在“相忘于江湖” “相忘于江湖”是庄子所认为的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关系，也是真人与真人之间的关系。“相忘于江湖”本来是说鱼的，用来说人比较形象生动，所以就用“相忘于江湖”来形容人与人理想的、本然的关系。疏曰：“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鸡犬声闻，不相来往。淳风既散，浇浪渐兴，从理生教，圣迹斯起；矜蹩躠以为仁，踶跂以为义，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圣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鱼失水所以呴濡，人丧道所以亲爱之者也。”也就是说，鱼呴濡、人亲爱都是异化所致。庄子用鱼比喻人，“泉涸”是指使人异化的原因，“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比喻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忘于江湖”比喻人与人之间本然的、理想的关系。
为什么说“相忘于江湖”才是人与人的本然的、理想的关系？这是因为鱼和人的本性是“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大宗师》）。注曰：“造，诣也。鱼之所诣者，适性莫过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过道术。虽复情智不一，而相与皆然。”也就是说，深水适合鱼的本性，大道适合人的本性；游于深水是鱼的快乐，游于大道是人的快乐。“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就是说，“人处大道之中，清虚养性，无事逍遥，故得性分静定而安乐也”。这也就是人的“常然”。如果每个人都“相造乎道”，就会各得“性分静定而安乐”，也就会在大道中相互忘记。这样，就达到了人与人的本然的、理想的关系。这种“相忘于江湖”的快乐就是“相造乎道”的快乐，也就是游于道的快乐，也就是与道冥合、与天协和的“天乐”、“至乐”。人与人“相忘于江湖”，同时也会“相遇于江湖”，既然都是得道之人，彼此也就是以道相交的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山木》）那么，以道相交的人相遇，就不会像常人那样，而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大宗师》）。不用言语，只需一笑，就心意相通。这种“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快乐虽然平淡如水，但却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愉悦，一种与道冥合的、形而上的感觉。
可见，“相忘于江湖”是至德之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相忘于江湖”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等于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结语
前文所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确有相似之处。从人与物的关系看，无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至德之世，人都是自由、非异化的人，物都是自得自足之物，人和物之间能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看，无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至德之世，人与人都是共同生活、共同存在，人与人之间矛盾都得到了真正解决，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符合人性的关系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似乎变成了人的自然属性。因此，它们都可以说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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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栩鑫（1984-），男，中共宣汉县委党校校务委员、哲学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