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龙1 吴国鑫2
西南大学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716
摘 要：生态女性主义向来被众多学者所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女性与自然的类比是否成立、对“父权制”批判是否合理、对女性是否真的有利与现实中的可行性[1]。由于理论基石的不稳定，结合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文艺批评在分析文学作品时表现出生硬且杂糅的特征，其实质上是将其他理论抽离重组的一种“拼接”，因而存在诸多怀疑，甚至被质疑为伪命题。保护生态和尊重女性都是必要的，但生态女性主义不是出路。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艺批评
一、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文艺批评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思考源于弗朗西斯·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他的《女性主义·毁灭》开始了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探讨。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定义是什么，迄今为止，较为权威的定义来自于《生态百科全书》：“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活动形式，它来源于妇女权利、公民的权利以及和平生态运动的汇聚，也对这些内容的汇聚作出贡献。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也是关于对社会和环境的统治支配的原因、本质及解决办法的各种理论的名称”[2]。在这一定义下，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所谓的“对社会和环境统治支配的原因”，具体说来，这个原因就是“男性沙文主义”以及构成它的“父权制”和“二元思维”。
具体来说，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从目的上来讲，以解放妇女和保护自然为目的；从理论基础来讲，以女性与自然的类比为理论基础；从归因来讲，造成妇女和环境问题的双重原因是由于“男性沙文主义”；从手段来讲，就是质疑现代科学观念和破除男性沙文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来自于女性主义的传统，继承了女性主义“提高女性地位，消灭女性歧视”这个核心的目的，以“肯定与发展女性”、“站在女性的立场”为价值和方法论，展开一些列的理论和实践的一场运动。
生态女性主义者还做出了类比，将女性类比为自然。正如克洛德尼所说：“美国生活和文字中不断重复的土地是女性的符号象征”、“揭露了土地和母性形象及土地和情妇形象之间存在的普遍隐喻”[3]。
“父权制使女性屈从于男性，或者把女性看作一个低劣的男性，父权制权利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施展约束女人的作用”[4]。关于这样的“父权制”，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首先是社会压迫女性的内在逻辑，其次也是人类攫取自然的逻辑。由于这种逻辑的存在，生态女性主义将炮口对准了这个核心原因，如果瓦解和革命了这个根因，那么生态解放和女性解放运动将会同时以胜利告终。
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是基于生态女性主义方法论的一种文艺批评，它的视角是以生态女性主义中“女性——自然”同“男性——文明”及其压迫根因“男性沙文主义”来审视文学作品的。
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判就是找出文学作品中关于殖民地、种族、阶级、环境、两性等受到压迫的原因，并发掘其与“男性沙文主义”的关系加以批判。正如陈茂林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中所说生态女性主义是“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创作、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包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5]。
二、生硬与杂糅：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特点
生态女性主义本身的哲学基石是不牢靠的，其核心逻辑——将自然与女性类比本身就是基于联想与想象的，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因而在进行文艺批评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探寻文本见女性、自然、种族、阶级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将其与她们所提出的“男性沙文主义”嫁接，这一行为本来就是机械和牵强的，是“生硬”；其次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在实践中产生的很多观点并不是来自于自身的理论，而是在重复“寻找自然和女性受压迫原因的相同之处——将相同之处归结于‘男性沙文主义’”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很多阶段性的结论看似很有道理，但其实是其他文艺批评流派的观点，因而是“杂糅”的。
谈及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本书就是格蕾塔·戈德和帕特里克·D.墨菲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与教学法》，这本书中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生硬”和“杂糅”的特点，以第四章：约瑟芬·多诺万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橘子为例》：
首先约瑟芬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中的“缺席的指称对象”这一概念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说明：“在食肉主义（Carnivorism）的文化话语中，‘吃肉’就是一种文本，在这个文本中，‘肉’是能指，而‘动物’则是一种缺席的指称对象”[6]96，其次又由此引发到某些文本中省略了一些指称对象“你”（Thou），并且认为这种省略是将边缘化的文本所抹除，并探索出这种“缺席指称”是一种“统治”。开篇的这一例子就显得十分牵强与生硬，有些时候对于文本中某些特定概念的省略是由语境决定的，比如“码字”这一文本，那个“缺席的指称对象”就是“电脑”这一具体的物象，在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中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荒诞的结论：“我在歧视‘计算机’这一工具，这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蕴藏着‘男性沙文主义’的人本位思想”，这样的解释十分牵强与荒诞。
而后作者有引用萨拉·奥恩·朱厄特的观点，旨在说明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应该重视描绘事物的本来面貌，如果对本来面貌进行修辞表现方面的加工，是一种对于自然的“不尊重”：“我认为，所有这些言论体现了一种原生态女性主义的诉求：将‘事物’、原义的、自然的以及缺席的指称对象——被视为一种存在、一种主体——通过歪曲的、破坏性的所指从通知中解放出来”[6]98。这一观点首先是生硬的，因为其所谓“缺席的指称对象”之所以“缺席”是由于语境等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作者本人意图从其所谓的“男性沙文主义”出发故意妖魔化一个语境中的要素，并使其隐藏，这样的过度解读属于生拉硬拽；其次，如果说重视客观表现物体、事件本来的样子，这样的文学主张无可厚非，但是并非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自创，而是从属于自然主义的范畴。
在分析作为一个要素而存在的“文本”时（传统文艺批评将文艺批评的过程归纳为作者——文本——读者的结构），生态女性主义者约瑟芬首先从读者导向的维度阐释文本的观点从属于接受美学文艺批评的范畴；其次强调了读者在阅读时候也不应该任意阐释文本，如果任意阐释则是一种“暴力性”和“统治性”的行为，对于这一点，艾柯关于“过度诠释”问题曾与罗蒂、卡勒等理论家展开辩论，这一问题明显是接受美学领域的问题，而生态女性主义将其扣了一顶帽子变成了关于读者“统治”文本问题的探讨，显然也是生硬杂糅的。
在审视具体的阶级关系问题这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尝试这将视角拉回她们提前设立的“女性——自然——低级种族——无产阶级”这一体系中。最后只能得出类似“打倒资本家”的结论，不同的是，将资本家的行为以“男性沙文主义”来解释。这一系列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审视的视角和采用的分析方法都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用尽了，因而也知识生硬的和杂糅的。
参考文献:
[1]冯梦玲.生态女性主义探析[C].北京林业大学，2014.
[2]刘兵.在激进的理论中寻找启示——读Mies和Shiva的《生态女性主义》[J].妇女研究论丛，1999(1)：61.
[3]王宁.文学理论前沿[A].华媛媛.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77-102.
[4][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150.
[5]陈茂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J].齐鲁学刊，2006（4）：111.
[6]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与教学法[M].蒋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赵泽龙，出生于山西太原，现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学院；
第二作者：吴国鑫，出生于辽宁大连，现就读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