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北大学
摘要：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入手，重点分析我国东中部各省，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先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探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对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一期的滞后效应。并且指出各地区可以采用均衡发展的方式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关键词：产业变迁；经济增长； 聚类分析
一、引言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东部各省由于发展较早，相比中西部地区更早的进入产业结构升级。。为此，本文将从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入手，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具有相同经济增长路径的省份进行归类，并依据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对中部地区各省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聚类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选取了1985至2018年间我国20个省的GDP数据和二三产业经济总值数据，所有的数据均选用各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定基指数，并采用临近点平均法对部分缺失值进行填补。首先是根据5年计划的时间线对所有的序列进行划分，然后计算出每个省在区间内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作为衡量指标。
（二）产业升级聚类分析
各个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不同产业结构升级开始的时间也不相同，但是产业升级的路径存在着相似的地方，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转型之路进行探究，就可以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以及还为升级的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
产业升级我们用三产与二产的比例来衡量，在本文中主要采用重心聚类法对各省进行分类，同时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将产业比例划分为四类，具体的聚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地区产业结构聚类结果汇总
根据聚类结果可知，自1985年至2018年，北京产业比例始终处于第一类，并且自九五计划开始北京的比例始终领先于其他各个省份，同时我们也发现东北三省的产业比例出现了降级趋势，在早期东三省的产业结构排名靠前，但是自95年之后产业结构渐渐地从第一类下降到了第三类。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整体都在进行转型，但是东三省的转型要比其他地区慢一些。就大多数省份而言，其产业结构的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与东中部地区整体水平保持一致。
在所有省份中，福建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产业结构逐渐由第四类升级到了第二类，；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有产业结构升级的地区，同时还有产业结构分类不断下降的地区，其中山西、河北、辽宁以及吉林都出现了持续性的下降。
（三）经济增长聚类分析
产业升级将会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从而使区域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促进作用才会凸显出来，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已完成产业升级地区的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来判断两者间是否存在滞后效应，滞后期大约为多久。
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聚类表现出了与产业结构相异的情况，经济增长速度的第一类中不再只有北京，还包括了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各省经济增长的聚类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分类结果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是在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来回波动。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部分地区表现出了稳定的升级趋势，还有的则是不断降级。
表2 经济增速聚类结果汇总
河北、福建、重庆三地经济增长实现了分类的跨越，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都较为稳定。福建和重庆从第四类进入1、2类中，河北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自九五计划到十二五期间始终位列第一梯队，但是近期河北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由一类下滑到四类。
三、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一）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
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的聚类分析我们得到一些地区产业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种现象与两地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第二产业有关，山西和河北两地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钢铁产地，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当他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还有一部分地区则由于转型不及时而陷入停滞。东北地区作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工业基地转型迟迟未开始，这也就造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经济衰退。
根据我们的讨论可以得知，产业升级对经济的影响在大多数地区存在一期的滞后效果，而产业等级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当下并不会凸显出来，往往会在一到两期滞后影响到经济发展。
四、结论及建议
产业变迁的滞后效应以及官员考核唯经济增长都使得在位者为了自己的升迁路而不作为，政府的不作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落后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影响在初期并不会得到反馈，而是在一期后才有所体现。产业转型需要依托各类人才及企业，但由于当地刚刚开始，企业力量薄弱、缺乏配套的各类设施，加上经济下滑财政收入下降，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地区竞争力不断下降。
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在位者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提前开始进行产业转型，并坚定的推动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个体。其次是需要对政府官员的考核能力进行转变，将重点放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上，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