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没有形式美只有语言美的诗不能是好诗，纯诗使诗只能局限于越来越少的受众，最终也许会使新诗“孤芳自赏”，这会与古典诗歌的鼎盛天差地别；同样歌曲流于简单的音乐技巧狂欢，缺少语言文字的美感，只会使“口水歌”越来越多，这不仅会是歌的悲哀，同样也是这个时代的我们自身鉴赏能力的悲哀。历史无数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诗与歌的结合一是因为诗歌中音乐性技巧元素的存在成为联系诗、歌的纽带，二是因为最初的诗都是在汲取民间曲词歌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获得成功，另外创作者的主动推进也是重要元素，那么我们在恰当把握这些条件之后，就可以在实际创作中实现诗与歌新的融合，创作出全新的诗歌。
关键词：新诗；歌谣；音乐性
1.注重民间性资源
有学者总结道：“诗可以说始终也保持着一种对歌的呼唤，呈现出向歌的回归。这回归 总是以民谣(民歌)为中接点。”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即来源于民间，传统的歌谣记录着劳动人民的劳作，口口相传直到被记录下来，然后经由朝廷官员或者文人雅士总结整理，配乐演唱，也就逐渐形成了诗歌传唱的传统。汉代的乐府就是这样的机构，最初就是乐府职员整理来自民间的歌谣，后期才逐渐成为诗歌，宋词元曲同样也是与民间的创作有着莫大的关联。古典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的第一大文体，独领风骚，就在于他时刻保持着与民间歌谣的联系，从歌谣中汲取音乐性、故事性的元素，来源于歌谣而又超越歌谣。
在新诗的发展史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民歌民谣的成功，促进了诗歌的融合。新诗初期，北京大学歌谣会和中国诗歌会掀起收集歌谣的浪潮，诗人纷纷参与歌谣创作，如刘大白的《卖布谣》，周作人的《儿歌》蒲风《摇篮歌》等；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为配合抗战，鼓动战斗热情，掀起了新的带有较为强烈政治性的民歌运动，此时不仅有对如陕北等地民歌的搜集整理，也有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等诗人的民歌创作，还有各类的诗朗诵和演唱等。此时的民歌运动，不仅使得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鼓动了群众的战斗热情，对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新世纪网络时代以来，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身边许多少数民族的歌谣正在慢慢消失，因此很多民间艺人主动融入媒体，向大众展示地方歌谣，引起了诸多的关注，甚至使歌谣成为了“文化遗产”，同时音乐人如老狼《同桌的你》、赵雷《成都》《南方姑娘》等都努力尝试使民谣融入歌曲，获得新的生命力。
总之，民间歌谣曲调的存在，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不仅给诗提供了空灵优美的旋律，也会为诗歌带来众多绝美的意象。因此在诗歌的发展中，我们要乐于从民歌、传统歌谣之中汲取有益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到不能重复五六十年代过于强调政治性而失去文学性的教训，在创作时，“民歌应是化入新诗中，增加诗重章叠唱的节奏感，但不影响诗应有的锋芒和力度。”既要保证诗原有的文学性，又要恰到好处地将民歌中的元素融入到新诗中来，使新诗“形神兼备”，焕发新生机。
2.以音乐性为纽带
朱光潜认为“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以音律来定义诗，高度认同诗中的音乐性，爱伦·坡同样指出：“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如此重大的契机。”诸多学者在诗歌研究过程中都看到了音乐性在诗歌中承担的重要作用，这里的音乐性不是单纯的乐曲声律，而是指因为音乐而形成的一种重复的艺术形式，重复给诗带来节奏感，产生韵律，简单来说，诗就是一种重复的艺术。
我们的歌曲中，想要表达的重点内涵一般来说会重复出现，这样的部分，不仅会使人记忆深刻，产生记忆点，突出表达的重点，同样也会使歌曲旋律优美而富于节奏，让人回味无穷，同样在诗中，诗人也领悟到这一点，或者说原本诗、歌就是同源，所以诗中也会有重复的字句出现，就如《诗经》中<氓><硕鼠>之类，不仅有单个词的重复（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也有句的重复（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这样的重复不仅加强了语气，使诗富有节奏感，同时又充分突出了表达的重点，诗也就自然的带有了音乐性。由此看来，重复即是使诗歌合流的一大重要技巧元素。进一步来说，字音的重复使诗押韵，而形的重复则使诗富于节奏感。虽然我们现在的新诗，不再追求严格的平仄、韵脚、句式的整齐之类，讲求内在韵律，即使是自由诗，也不能忽视了韵律的重要性，更不能忘记四声、平仄，这就要求我们的新诗创作者们，抓住音乐性这一纽带，适当的运用重复的技巧，在字词句段和平仄四声的创造中恰当的产生押韵和节奏感，带来一唱三叹的效果。新诗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自我固定的创作模式，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该使新诗焕发新的活力，赢得更多的赞誉。
3.创作者的尝试
诗歌结合最早的成功是1928年赵元任的《新诗歌集》，收录了胡适、刘大白、刘半农等新诗人的诗，并大多以中国独特的音调——五声音阶为基础而作，成为艺术史上的丰碑。此后新中国成立初期诗人主动创作爱国歌词，如郭小川、田间的《毛泽东颂》，郭沫若的《人民领袖万万岁》等表达了诗人的爱国热情；80年代台湾的民歌运动改编了大量新诗，不仅有台湾的郑愁予、余光中等，同时也有大陆诗人如胡适、徐志摩等，他们的新诗都被改编成了脍炙人口的歌，传唱一时，形成了时代的风尚；到了90年代，以崔健为首的摇滚派歌手引起轰动，这类摇滚乐并不是简单的歌曲，其中运用了一定的象征手法，带有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因素，”有“诗的哲理意味”确实在以崔健、罗大佑、郑智化、黑豹乐队等摇滚歌手的歌词里，在韵律化的歌词之外，有了诗的哲思和情感的深意，所以才能够引起广泛共鸣。
到了新世纪的现在，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诗人越来越看不起歌手，认为他们的歌曲成为了市场的“弄潮儿”，而歌手也鄙视诗人的“自我清高”，认为诗成为了少数人的自我娱乐，是将要淘汰了的。这样的怪现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是畸形的发展形态，诗与歌都是时代发展必不可少的。新诗发展伊始诗、歌分离，诗逐渐成为高雅的纯文学艺术，成为少数诗人的专利，失去了更多的鉴赏者，而歌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娱乐性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各类歌曲充斥市场、良莠不齐的现状。诗歌本是同根而生，新诗人和歌手不应该成为对立的两方，而是应该转变各自的观念——诗人要主动的为诗积累更多的欣赏者，这就要在保证诗原本的诗意和技巧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歌谣和现代歌曲中的音乐性元素，增强诗的节奏感，处理好诗与歌的关系；同时，歌手也不能沉迷于市场而忽视了歌曲的深度和内涵，要主动借鉴诗中深远的意境、优美的意象、曲折婉转的词章和千变万化的技巧，丰富歌词的文学性内涵，从而使歌曲深入人心。诗人和歌手创作者都应该努力尝试，迈出这一步，使新诗和歌都能有新的发展。
四、结语
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时代的现实，都告诉我们诗与歌是不可分割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能实现诗与歌如传统诗歌般一体化发展，但因为音乐性这一桥梁和大众的创造力，让我们可以为诗与歌的融合提供新的尝试，这不是空谈，而是从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实现的，这就需要诗人和歌手改变固有的观念，既要让诗中有音乐，又要让歌中有诗意，这不是简单的诗歌合流，而是适应时代，各自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让我们的诗、歌雅俗共赏，拥有更多的欣赏者。诗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而受到大众的喜爱，歌曲也不仅是一时的消费品，而是带有诗意和深度的艺术品。我们实现这样的愿景还有一段距离，这就要我们在歌中寻找诗，在诗中创造歌，实现新诗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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