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琨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余华在后期创作中，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展现小人物的悲剧性存在，将无限的悲悯情怀倾注到底层个体的苦难生活之中，其作品的悲剧性在对个体生命的观照以及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与追问中得到表现，使读者在悲剧中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朱光潜也曾这样概括到：“在个体生命的无常中显示出永恒生命的不朽，这是悲剧的最大的使命。”笔者从重复性的叙事手法、“以轻写重”的叙述话语、民间性的叙事题材三个方面来考察余华作品《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悲剧性意蕴，感悟其作品悲剧性意蕴所带来的精神启迪。
一、重复性的叙事手法
受音乐家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影响，余华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借鉴巴赫的重复单一性旋律的演绎方式，以重复的叙说方式找寻“一种非常伟大的单纯的力量”，这便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叙说方式及叙事手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理想。无论是许三观先后十几次的重复献血行为，福贵先后经历的七次丧亲之痛，还是许三观每次卖血后都要喝黄酒、吃炒猪肝的仪式，这种重复性的情节一次次呈现出来，不断对苦难的叙述主题进行强化和升华，小人物苦难背后的苦涩与无奈被不断放大，使话语内在的力量不断得到增殖。同时，正是在这情节的不断重复中，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力量，赋予了小说深厚的悲悯性情怀。
在《活着》中，最常见的重复性情节写作集中在“死亡”这一事件上。“死亡”的不断上演使得情节得到前进的动力，随着故事的发展，死亡的发生速度与频率不断加快，最终形成一个悲剧链条。值得注意的是，有庆、凤霞与二喜三人死后都是福贵从医院的太平间接回家的，对于那间“小房子”的重复性描述使人感受到生命在一次次偶然或非偶然造成的悲剧中的不堪一击，对苦难的重复书写不断放大着底层人民“活着”的艰难，加强了人们对那个年代小人物生存状况真实性的认知。在死亡重复中愈发凸显出福贵可贵的忍耐精神，放大了福贵身上所散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生命在这种死亡与悲剧的重复中变得弥足坚强与珍贵。
《许三观卖血记》中叙事的重复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卖血事件上。为生活所迫而一次一次地卖血无疑是底层贫苦百姓悲剧性命运的有力见证，而卖血背后的无奈与苦涩在行文中得到了空前的突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坚忍与力量，这其中的悲剧精神也是炽热而有温度的。除了卖血事件，小说中还有多处较为明显的重复性叙事。如许玉兰在生下一乐、二乐、三乐时的嚎叫，其嚎叫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其爆发式的情感宣泄程度；当一乐的身世真相大白之后，许玉兰多次坐在门槛上向世人哭诉，且哭诉的内容几乎一致……无论出于什么心理，这些细节性的重复性行为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处于其中的人物彼时内心的焦灼，同时也流露出淡淡的悲悯情怀，隐含了某些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本质。然而小人物面对艰辛生活所努力“活着”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淡化作品悲剧性意蕴的作用。
二、“以轻写重”的叙述话语
九十年代，余华的作品逐渐摆脱了先锋文学的写作手法，开启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模式，人物关系网逐步单纯化，叙述话语归于简单平淡。余华表示：“我觉得我以后要越写越轻，这很重要，用轻的方式表达重比用重的方式表达重更好。”在创作中，采用了“轻”的叙述方式，但却表现出十分沉重的主题，以“轻”的叙事话语凸显出“重”的精神意蕴，平静安详的叙述声调却有力承载起生命的重量，在悲剧性意蕴中给读者以情感上的震撼与鼓舞。
余华擅于以最简单的文字表达最强烈的情感，试图通过讽刺性话语披露时代的荒诞与人生的悲哀。小说中的有庆本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却遭遇不幸因抽血过多而丢了性命。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余华本身都对有庆的死感到极为愤怒。然而余华在处理这一部分的情感时，却通过讽刺性的话语谴责时代与人性的荒诞。
福贵恳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儿子，医生却问道：“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有庆的死不是死于疾病，不是死于意外，而是死于一种可以称为谋杀而在那个年代又不用对此事负责的行为。在医生眼中，讨好上级比一个生命重要的多，他人的生死在权贵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余华正是在描述有庆的遭遇时“以轻写重”，通过这一个缩影来反映当时可笑而黑暗的社会现实。
《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以人物对话的形式进行客观叙事和记录，只是简单的记述人物行动，给读者更多感悟和想象的空间。小说中许三观寻子这一片段中，一乐离家出走，许三观在经历了一番矛盾斗争之后决定寻找一乐，找到一乐后又生气地对一乐破口大骂，将自己的焦急、怨念、愤怒宣泄出来。然而当一乐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爹，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此时许三观没有骂一乐，而是“突然温和地”说：“是的。”简单的对话，没有作者多余的心理分析和情感掺入，读者便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血缘关系之外的这份父子之情和许三观的爱子之深。
正是这种“以轻写重”的叙事话语使得余华作品充满一种悲剧性力量，在平淡冷静叙事中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和心灵感悟。余华正是在小人物平凡而艰辛的生活里透视中国民众普遍性的生存状态，在一个个悲剧性叙事中展现普通乡土百姓不服输、不妥协、乐观而坚韧的生活态度，从中达到悲剧性意蕴的美感表现，使读者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与深度的心灵感悟。
三、民间性的叙事题材
叙事题材的民间性也是余华小说悲剧性意蕴的特色之一。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并没有设置过多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反而将目光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底层普通民众。“写接近生活的普通人的悲剧比写出身高贵的英雄人物的悲剧更具有艺术魅力，因为受苦难的人离我的身份越近，他得到我的同情就越多。”博马舍如是说。
余华小说的悲剧性意蕴在小人物普通寻常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渗透。在艰难困苦的时代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成为历史上中国民间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文化大革命……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直接影响了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状态，社会悲剧与生命悲情达成了双向互动的叙事因素。在社会大背景下，想要争取生存的主动权，人们只能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以求“活着”。《活着》中的福贵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被抓去充兵，为保全生命两年才得以回家，而母亲却早已成为一抔黄土；饥荒年代里凤霞和王四为争夺一个地瓜而扯破脸面，最终却让队长“收益”，饥荒岁月中道德的力量也是如此无力；有庆最心爱的小羊被福贵狠心卖掉，只为换几十斤米让全家人喝上一口粥。《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等人以卖血求生，其中一次卖血只为了让家人吃一顿面条；许玉兰精心算计，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用野菜、玉米等艰难度过灾荒岁月。这些艰难生活里的生存碎片只不过是中国民间苦难的一个个缩影，却真真切切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现实。
作为中国农民，福贵和许三观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存理念。匮乏的传统经济和艰难的社会生存环境下，他们却拥有乐观、知足、克己的价值观念。他们不是英勇赴义、侠肝义胆、敢生敢死的英雄，却是民间底层的“象征着乡土中国文化的智者与仁者”。他们之所以值得被认可甚至被礼赞，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传统道德体系内所尽到的责任与义务，更是来自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乐观向上的坚毅精神以及生而为人的尊严与本分。余华以平民化的视角，将自己的情感与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相融合，使作品在对平凡大众的叙述中展现悲剧的艺术魅力，而在悲剧外壳下所包含的，是对中国民间小人物乐观坚韧精神的高度赞扬，是对生命的一曲赞歌。
[[参考文献
[] 吴寅妍.朱光潜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名作欣赏，2019（26）：170-172.]]
[[[] 余华.我能否相信我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32.]]
[[[] 贺靖婷. “生命不该承受之重”——《活着》悲剧性新探[D].中南大学,2010.]]
[[[] 严海英. 余华小说的悲剧性意蕴[D].河北师范大学,2009.]]
[[[] 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J].南方文坛,2001(04):28-39.
作者简介：王琨（1998-），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青岛大学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