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娟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我们一般认为，以大禹为代表的实干家则是理想国民性格的化身，次要人物形象是受到批判的，他们是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作者对他们进行了予以了“油滑式”的描写与辛辣的讽刺，从而使全篇妙趣横生而又意蕴深厚。这样的观点是非常贴近鲁迅的国民精神批判的，但是我们往往在批判的背后忽略鲁迅对底层民众更深层次精神内蕴的关注。这里的底层民众至少要有三个层面的比较，底层民众之间的比较，底层民众与知识阶层的比较，底层民众与统治阶层的比较，通过三个向度的比较，我们才能发现底层民众的丰富多样的内蕴，而不仅仅把他们当做国民劣根性的代表。
一、底层平民之间:不再是沉默的群体
在底层民众当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头上有疙瘩的人。他身上具有自轻自贱的特点，也有自大的特征。其实是阿Q的一个侧写。面对水利官员，他诚惶诚恐，躲避不及。头上被砸上了疙瘩，可是这个疙瘩反而成为了他自大的资本。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唯一见过官的人，仿佛就可以和官沾亲带故。而且他的周围有一批无聊的看客来观看他，使得他更有自大的理由。也是这个原因，他被推到前面做大家害怕和不愿意的事情。——去见水利大员。他和其他人虽然是古代的人，但是他们具有现代人的灵魂，是鲁迅身处的时代中对国民的一种感受。可以说小说里的群体已经生活了几千年。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塑造了的群体性格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的倾向。大家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要他牺牲自身的利益，为群体的目的服务。对于这种借公众之名，行利己之私的事情，鲁迅先生自己深有体会：“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这无刀无笔的弱者就这样被推到了前面来。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的人们心理的深刻感悟，鲁迅才能把人心人性写得如此透彻。
当弱者来到强者的面前，他对权威的恐惧和自我轻视就完全表现出来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却仿佛沾了强者的光，又恐惧又高兴。按道理，被剥削的底层民众应该对剥削他们的人充满憎恨和敌意，服从这些剥削者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为什么完全麻木而且对迫害他们的权威有崇拜之情呢？因为“对这些奴隶来说，这种敌意只能导致双方之间更大的冲突，而冲突中首先吃亏的也就是奴隶，他将受到更大的痛苦，进一步丧失取胜的机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压抑敌意感，甚至用一种盲目的羡慕感取而代之。”“这样做有两大副作用：其一，消除由敌意所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其二，缓和羞辱感。假如统治我的人是那么伟大、高尚，那么我服从于他又有什么羞耻呢？我本来就不应该与他平起平坐，因为他远比我强大、聪明、优越。”作为弱者的国民显然没有要取胜的打算，他只是寻求苟安和自保平安而已。此时头上有疙瘩的人成为了群体命运的写照。面对饥苦的生活，他们处理的方式也 像精神胜利法，把水苔做成滑溜翡翠汤，把榆叶做成一品朝羹。如果他们的孩子觉得难以下咽，那么他们也有处理的方法：“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的来。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
二、层民众和知识分子
如果说头上长疙瘩的人是阿Q国民性的侧写的话，那么跟鸟头先生论辩有没有“阿禹”的乡下人，则表现了底层民众身上实事求是的品质。乡下人不装腔作势，而鸟头先生总是搬弄学问来压迫底层的人们，乡下人并不因为自己身份卑微而不敢据理力争，最终迂腐的鸟头先生在论证中失败，放弃他的考据而去收集民间戏曲。值得一说的是，我认为头上长疙瘩的人和与鸟头先生论辩有没有“阿禹”的乡下人或许是一个人。底层的人民固然身上有不好的品行，但是并不阻碍他们比权威和知识更能看清事实，更具有改造中国的希望。在鲁迅对他们“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感情中，对不幸的同情是压过愤怒的。对他们的希望和尊重也是真实的。就像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所说的那样：“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白史法，不解在瑜之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及之处。”在这里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也是权威与民众的关系。
有知识的群体会对没有知识的群众造成压迫和欺骗，这是启蒙运动提倡知识和理性的原因，也是鲁迅启迪民智的一个原因。
三、底层民众和权威阶层
当知识也是一种权威的时候，小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的官员和舜爷就都是权威的代表。那个时代，守旧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一种自大。所以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必然成为权威阶层的一部分。鲁迅当然更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小说中官员们对文化和民众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体现。对于底层民众，他们的生命和苦难在权威阶层那里只有赏玩的价值，——比麻木的群众更加冷漠的看客。“ 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禀大人，他们都是以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可是对于文化的态度，他们却说：“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国，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尊崇文化，接济也只要每月送到这边就好。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对于民众，只不过把他们当作愚民。而他们“考察盒子的内容”时，又可以看到他们“与民同苦”后面的虚伪：“有的咬一口松皮饼，极口赞叹它的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去享受这样的清福；咬了柏叶糕的，却道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为君难，为臣亦不容易。有几个又扑上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的太多是很不雅观的。”
至于舜，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他的权威，而是通过侧面的方法表现出他的权威。第一个方面是官员们对他的恭敬和“国泰民安”的赞颂，第二个方面是京城的世情风貌体现出舜的权威。
在这一阶层当中，大禹是不同于他们任何人的，他塑造的大禹是一个艰苦卓绝、脚踏实地的人物。这个人物寄寓着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一方面在他自己，对底层民众的态度不同于他的官员同事，他相信民情，“遇山开山遇水架桥”，不随波回流，能够力排众议，通过实地考察的方法最终治理好了洪水。可是他最终没能够改造社会，而是被他周围所吞没，被利用，也染上了庸人的某些习气。他所热爱的民众并不能够学习大禹真正的精神。在群众的眼里禹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底层人民纵然有一些缺点，可是他们并非愚昧，而是被统治阶层愚弄。只有打破统治阶层的“瞒”与“骗”，中国才会有希望。
自诩优越的统治阶层自身更有国民劣根性。他们对底层民众的生命置之不理，而对上司却谄媚歌颂，这正是鲁迅所要批判的奴才心理。和底层民众不同，民众能够认清事实，脚踏实地，而他们为了个人的好处和利益却乐于“瞒”和“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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