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凡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书写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健康活力的女人如何一步步走向变态的境地，张爱玲通过塑造曹七巧这一女性形象，深刻反映了被压抑欲望之后的人性悲剧。
关键词：《金锁记》；女性形象；女性权力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曹七巧来说，迫使她逐步走向“疯子”的道路的、以及造成她命运悲剧的不只是“黄金的枷锁”，情与爱的缺失更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曹七巧首先缺失的是亲情，七巧是被亲哥哥卖进姜家的，她对贪财的哥哥充满了怨恨。然而七巧仍然是重情的，在哥哥和嫂子来探望她时，七巧取出几件新款尺头，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几只金挖耳，几只金锞子和貂皮暖帽相赠，另外还送了她哥哥一只法兰金蝉打簧表，可见，在面对亲人时，七巧并不贪恋她的金钱，她以厚礼款待亲人正是她渴望亲情，同时渴望得到亲情的回馈的表现。然而，她的亲哥哥既然能做出将亲妹妹作为摇钱树的事，又怎么会给予七巧真正的亲情呢，亲情对于曹七巧来说永远是缺失的。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曹七巧缺失的还有爱情，她在该享受美好爱情婚姻的年纪被贪图钱财的大哥卖进了姜家，做了姜家的二奶奶。然而她所嫁的丈夫不仅不是她爱的人，还是个身体有残缺的人，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保证，七巧从嫁进姜家的那一刻起，就宣告着爱情幻想的破灭，因为她不可能从残疾的丈夫身上得到任何爱的回馈。如果说曹七巧的丈夫带给她的只有爱情的绝望，那与姜季泽的暧昧则是七巧黑暗感情世界里的一丝光亮。曹七巧对他的小叔子的感情是复杂和暧昧不清的，与丈夫病态的躯体不同，姜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处处都显示出健康与活力，与丈夫的病态，虚弱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因此七巧迷恋这样健康的身体，迷恋有着健康身体的姜季泽。但当遭到姜季泽的拒绝后，她立刻将爱转换成了关于金钱的怨恨，咒骂姜季泽大把地花去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家产。当姜季泽对她表白时她心里是喜悦的，她以为她终于可以和姜季泽相爱了，然而当姜季泽以爱情骗钱的诡计被戳穿后，她几乎疯狂，她愤怒于姜季泽竟然用那样温情的话哄骗她，她一片黑暗的感情世界在未来得及接受曙光的时刻又重回黑暗，被爱情捉弄激起了七巧的愤怒，同时也浇灭了七巧对爱的所有幻想。这注定了七巧对姜季泽的爱将变成无望之爱，爱情也同亲情一样永远地缺失了。
不仅如此，七巧在姜家也从未感受过丝毫温情。与财大势大的姜家相比，她出身低微，姜家上至老太太下至仆人丫鬟都看不起她，七巧在姜家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在众人眼里，她只是个贪财的泼辣女人，没有一个人真心对待她。因此，爱情、亲情和尊严的双重缺失导致曹七巧长期处于压抑和痛苦的境地。而造成这一切的最根本的源头就是金钱。那几个钱是七巧用她的一生换来的，可以说曹七巧对情的牺牲皆是为了换取姜家的财产，自然对亲情和爱情的求而不得也就直接导致了七巧转向对金钱的变态的欲望。
情的缺失同样导致了七巧扭曲的嫉妒心理，因为对姜季泽的爱而不得，七巧嫉妒和姜季泽成亲的兰仙，她虽然同兰仙嘴里说笑着，但却心里发烦，一双手把兰仙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得走了样才好。而七巧变态的嫉妒心理更是在和儿媳、女儿的斗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面对儿子长白幸福的婚姻，曹七巧认为这是对自己畸形婚姻的无限讽刺，她不能容忍同样作为女人的儿媳能够拥有正常的婚姻。她的嫉妒促使她用尽手段羞辱儿媳，想尽办法挑拨儿子与儿媳的关系，最终，儿媳妇不堪忍受残酷的精神折磨死在了炕上，随后儿子的小妾也自杀了，曹七巧疯狂的嫉妒心理使儿媳们都变成了无爱的“曹七巧”。
曹七巧同样没有放过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安，她亲手毁掉了女儿的幸福。一方面，对于曹七巧来说，所有出现在她女儿身边的男性都是为了夺走她用一生幸福换来的家产，这缘于她年轻时的爱情经历、婚姻经验，她把男人都视为姜季泽之流，不管是自己的侄子还是童世舫，一旦接近女儿，她统统把他们的目的定位在“钱”上，如此将女儿的幸福与金钱相提并论更进一步显示了七巧变态的心理，以及母女之间异化了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人，七巧意识中还潜存着嫉妒与破坏的欲望，这种欲望让曹七巧对女儿有着变态的控制欲，她先是给女儿长安裹脚，以此来束缚女儿的自由，其次是劝说长安吸食鸦片，致使她抽烟上瘾，再没有人愿意为长安做媒。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她的报复行为中，只要能达到控制女儿的目的，她甚至连钱都可以不在乎，她完全舍得付出长安吸食鸦片的花费。曹七巧对女儿变态控制的高潮在她费尽心机地破坏了女儿和童世舫的婚事，女儿就此错失了拥有幸福婚姻的最后机会，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由此长安彻底成为了曹七巧畸形的报复中的牺牲品。
无论是七巧与妯娌兰仙还是与儿媳女儿，她与她们的关系都被异化了，扭曲变态的心理状态让七巧与她们的每一次相处都变成女性与女性的斗争，她无视一切亲属关系，将周围的女性都视作嫉妒报复的对象。为情所生的精神扭曲使她逐渐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通读《金锁记》之后，我们会发现其中男人的形象或是缺席的，或是残缺的，或是懦弱无能的。张爱玲在书写小说时解构了传统女性从属身份所面临的处境，直面传统社会中女性内心的压抑。“男人，在张爱玲那里，只是颓败王国中的物质性存在”[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在《金锁记》中，姜家没有男性统治者，享有最高统治地位的是姜家老太太，她享有姜家上下所有人的敬重，在姜家她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姜家长子的缺席，二子的残缺和三子的无能无疑更提高了女性统治者姜老太太的权威地位。同样的，曹七巧变态的报复行为屡屡得逞源于在分家之后，她掌握了金钱与权力。曹七巧曾是一个深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她的生命力和欲望曾长期被以男权为中心的姜家所压制，但当她拥有了金钱和权力之后，她就进入了男权文化的体制，化身为了权力的主体，以其地位的优势行使权力，压抑家族的成员。如小说描述，长白和长安在母亲所代表的父权之下，长成两个纸糊一样的人，儿女对于此时的曹七巧来说更像是一种物质般的存在，他们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不敢反抗，毫无自主意识。对于她的儿女们来说，七巧扮演了“一个病态母亲和男性家长的双重角色”[ 林桂萍. 走出无光的所在[D].延边大学,2005.]，金钱是病态母亲控制儿女的武器，压迫性的宰割则是代替男性家长行使权威的显示，二者并用，母亲实现了对他们的控制和压迫。
由此可见，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生命和欲望的压抑，而且还在于解构了持续已久的父权秩序，更重要的是对于所谓男性权力的思考。即，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制度下，拥有金钱与权力的女性成了男权社会的帮凶。尽管曹七巧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青春，最终换来了金钱和权利，但她最终也丧失了美丽善良的人性。女性曾是受男权中心社会的最大受害者，但一旦她们拥有了这项权利，她们便会转换性别意识，激发权利意识，自觉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对他人行使这项权利。权利看似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但同时也湮没了她们的人性。从作品中或残缺或无能的男性角色也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父权秩序压迫的不仅是女性的生命力，同样也是男性的。无论是由男性主导的男权制度还是由女性代替男性主导的男权制度，都将造成一个又一个宿命轮回般的生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