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 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摘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唐律》是中华法典化的楷模，而其中的婚姻制度更是独具特色。本文阐述了唐代缔结婚姻和解除婚姻的制度及其限制性规定，凝练出唐代婚姻是礼律融合的产物、受民族互化融合的影响、唐代妇女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等观点。本文认为通过研究唐代婚姻制度及相关法律关系的变革，对于完善我国当代的婚姻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唐朝；缔结婚姻；解除婚姻
一、唐代缔结婚姻的法律制度
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代承袭着旧有的礼制，遵从“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实质要件，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同时，在婚姻缔结方面，还有“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禁止结婚情形。
（一）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
1.须符合“一夫一妻”制度的规定
在唐律中关于婚姻最重要的维护便体现在一夫一妻制度的重视上，例如在《唐律疏议·户婚》中对于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重婚行为，唐律便已针对性别的不同分别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如针对男子重婚行为《贞观政要》中记载：“夫已娶妻而再者。徒一年，女减一等；若以欺妄而再娶，男徒一年半。女免，离之。”与之相对应的女子重婚，唐律也做了规定：“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皆徒两年；妾者，减二等，各离之。”这种对于男女双方不同的量刑标准既是唐律中礼法结合思想的体现，也是唐律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对于人权尊重的一种体现。
2.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律疏议·户婚》“尊长与卑幼订婚”条规定：“诸卑幼在外，而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仗一百。”从法律条文看，法律首先保护已经合法生效的婚姻关系，在此之下，唐律中的“父母之命”才得以贯彻和体现。而对于媒妁之言，《唐律疏议名例》对于这点也做了记载“嫁娶有媒”又为“为婚之法，需有行媒”，由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自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成了由民间婚俗到正式法律规范的转变。
3.须遵循“同姓不婚”
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在唐人看来，同姓相婚不利于延续子孙后代，也是对宗族伦理的一种严重冲击。唐代的同姓不婚原则与我国现行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结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则具有类似性。
（二）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
唐代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就是确立婚约和举行六礼程序。唐代婚姻制度在继承汉代婚约制度的背景下，第一次将民间流行的六礼纳入了唐律条文之中，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记载：“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可见在唐代男女成婚必须要奉行六礼规定，六礼完备称之为“聘”，即婚姻合法。同时唐代婚姻还要求具备婚约，其可以视为婚姻成立的前提，也是婚姻成立的证明。
（三）缔结婚姻的限制
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三种：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这些都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七种：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为了保护夫权，唐律规定禁止娶逃亡女。
二、唐代解除婚姻的法律制度
从唐律所规定的解除婚姻制度来看，唐代立法者考虑到家族本位原则，在此基础上设置了一个周密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唐代婚姻制度中的婚姻解除形式有三种，一是七出（仲裁离婚）、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三是和离（协议离婚）。在效力等级上，和离的前提是无七出或义绝之情形才可行使。
（一）七出
杨廷学者在《唐律初探》一书中，牛志平学者在《唐代婚丧》一书中均将“七出”界定为仲裁离婚。与传统礼制中的“七出”顺序相比，唐律中“七出”的顺序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姑舅，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唐律把无子放置第一位，盗窃由最后一位升至第五位，这表明唐律对继嗣、家族财产等宗法伦理重视有所上升。在唐立法者眼里，只有家这个基础夯实，国这个大家才能得以稳固，从而实现由齐家而治国。
（二）义绝
关于唐代的“义绝”制度，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刘玉堂的《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刘玉堂学者认为“义绝”即官府强制离婚；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庭内部伦理和防范亲属相犯。
所谓“义绝”就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通奸、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解释“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三）和离
“和离”又称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疏议》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解除婚姻的限制
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意思是说，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三不去”是法律对男子解除婚姻权利的一种限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对法律的影响，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家庭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对唐代婚姻制度的思考
（一）体现了礼律融合的法律文化
唐律是“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的精神完全融合在唐律之中，唐律则是礼的法律表现，礼法融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变得尤为突出。在唐律中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违婚和罪名的实力等都渗透了礼的元素。例如，婚姻缔结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姓不得为婚”等，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
（二）体现了婚恋自由和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
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妇女的法律地位有所提升，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在婚姻制度上，唐律规定卑幼在外自成婚者，法律有条件认可，这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唐朝时期，改嫁、再婚、和离也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
（三）现代社会人们需要适当遵守一些结婚的限制条件
“同姓不婚”和“亲属不婚”作为我国古代结婚消极要件中重要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中国古代基于伦理纲常和优生优育考虑所得出的进步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口健康繁衍生息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单纯的规定“同姓不婚”、“亲属不婚”是不太科学的，因此我国对同性之间以及亲属之间不得结婚的规定进行了完善，这种完善恰是架构在这些结婚的消极要件基础上的。例如现行婚姻法中规定的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其实和“同姓不婚”、以及“亲属不婚”的消极要件出发点一致，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结婚双方的生育即下一代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结语
“合二姓之好，以至上事宗庙，下继后世，婚也。”良好的婚姻制度不仅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前提，也是完成祭祀和传宗“任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纽带。唐代婚姻制度虽然是中国婚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但其也存在许多局限性。通过分析唐代婚姻制度立法成功的启示与失败的教训，对我们完善先行的婚姻法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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