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萌 李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社区教育对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人口呈现流动性高、素质与经济地位不匹配等特点。高房价促进人口居住分流，经济同质的人在社区中集聚，协同成为湾区社区发展的显著特征。社区教育在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承载内涵、教育组织等产生新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教育，要加大发展力度，在创新社区教育运行模式、建设协同创新社区、助力新时代文明社区等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关键词：社区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协同；趋势
社区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迈向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社区教育通过对社区居民开展教育活动，提高居民的能力素养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在“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近年来，我国着力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发展路径。社区成为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场域，社区教育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区域协同发展是大趋势。市场将发挥更加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城市间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区域内产业的整合和重构将更加合理，居民在区域内的流动也将更加频繁，社区发展呈现更多新的特点。社区将在实现区域融合、推动区域发展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更好的掌握社区教育的变化，更好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9地市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社区的发展趋势及开展社区教育的策略。
一、区域协同给社区因素带来的新变化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特征。城市群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体形态，协同是新时代推动湾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础。陈孟杰（2012）提出社区构成主要有三个要素：人口、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2]。魏智慧、党睿（2014）提出社区的三大非环境性基础要素：组织、文化、人口[3]。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情况，本文以人口因素、物质基础、精神文化和组织治理作为社区研究的四个主要因素。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协同，区域内社区构成的四个因素发生新的变化，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各因素变化的共同特征。
1.人口因素的变化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城市群间的互联互动是重点，通过城市间的高铁、动车、城轨、高速公路、客船等方式，打造1小时的城市群。城市间的人口的流动呈现更高的频率和更大的比例。根据2016年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的统计年鉴，人口数量、外出人口比例、大专及以上比例等情况如下表。
表1 粤港澳大湾区9市外出人口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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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9市的人口因素主要有以下变化。
人口流动性高向中心城市汇集。本地户籍人口比例偏低，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比例高，流动人口比例高。表1统计中，外出人口比例仅以本地人口外出半年以上为统计口径，尚未统计半年内的短期流动数据，也未统计数量更大的外来流动人口数据。因此，粤港澳大湾区9市的流动人口比例应该超过17.25%的平均比例。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广东省流动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其中15-44岁的流动人口占80.82%，远远超过总人口的57.73%。粤港澳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经济发达的深圳人口流动性最大，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也有大量的外派人员。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惠州、肇庆人口流动性也较大，其中有较大比例的人口到经济发达的广州、深圳等地就业。从表1可以看出，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中心城市的人口最多，佛山、东莞等靠近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也多，呈现人口向中心城市汇集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汇集呈现与经济发展协同的规律，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伴随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二是人口不断向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汇集。
人口素质与经济地位不匹配。表1中，大专及以上比例平均为11.4%，这表明粤港澳大湾区9市人口学历情况总体偏低。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总人口，其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比总人口高4.09%，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比总人口低13.57%。广州、深圳作为湾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对高学历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统计数据来看，湾区9市的人口学历分布高层次的比例（大专以上的平均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整体比例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仍然偏低。主要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大学学位及以上）百分比，加拿大为52.6%，日本为46.6%，美国为43.1%[4]。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人口素质与其在我国国内的经济地位比较不匹配，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更具活力的世界级经济区，高层次学历的比例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物质因素的新变化
与社区相关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社区存在的地域空间、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产生活的设施。粤港澳大湾区内交通网络、公共设施的协同，人口流动呈现更高频率和更大比例，使得社区的物质因素突破了原有的行政区划、人口户籍等限制。
地域空间新变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粤港澳城市群的地域空间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心城市的优势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进行转移，产业人员在湾区内流动，导致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居住在东莞工作在深圳，或者居住在番禺工作在广州等成为新的特点。原有城市社区的地域空间呈现商品房小区、单位制社区、城中村、卫星小区等多元化发展的状况。城中村是9市社区中一直存在的一种地域空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庄被纳入城市范围，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城中村，相当比例的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卫星小区是9市社区中一种新的地域空间。在深圳和广州这两个湾区中心城市的周边，淡水、番禺、中山等有专门以这两个中心城市为目标客户的楼盘，居住着在中心城市工作的居民。
高房价促进人口居住分流。高房价使得人口的居住按其经济条件分流。深圳、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商品房价格的高企，使得中产及以上阶层成为中心城市商品房的主要常住人口。收入较低的群体分流到安居房或者卫星小区居住，更低收入的群体分流到城中村居住。各城市的农村人口比例进一步降低，聚集到城市或城镇居住。政府逐步消除地市之间资源流动的行政壁垒，地方政府逐渐将社区的管理对象从户籍人口扩展到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等组成的社区全体居民，配套的政策、资金、设施等逐步打破对户籍、区划的限制，转向更加积极的建设美好社区、引进产业吸引人才等合作平台建设上。
3.文化因素的新变化
社区文化包含两个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从熟人社区向公民社区转变，物质文化层面从单位特质向区域特质转变。经济同质的公民社区。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居民的自由流动和住宅的商品化，使得人口的居住按其经济条件分流。经济条件类似的不同单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经济同质但失去传统社区所具有的“熟人社区”的特征，传统的社区关系发生质的改变，社区居民拥有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利。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中集聚，社区文化起到重要的协同、纽带、宣传、管理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与时俱进等鲜明特点，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具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特征和合作可持续的共同追求。湾区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持续融合，传承开放与改革创新持续推动[5]，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公共环境呈现新的开放、创新、发展等区域特质。
4.协同成为湾区社区发展的显著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推动社会的协同。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先进装备等产业优先在湾区内转移，构建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区域经济。产业的转移和升级推动了相关人流、物流、信息流在粤港澳大湾区地市间的流动，社区产生深刻变化。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单元，广东省需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社区管理是基础，社区是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载体。社区是多元行动主体互动的场域[6]。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原粤港澳大湾区农村城市化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学校、企业、居民等多个社区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日益复杂。随着社会管理的下沉和居民主体意识的增强，社区管理呈现多元治理的变化。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指导与协助关系，转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学校、企业等社会组织向社区供给外部资源，使得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依附性不断增强；社区居民个体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上，逐步呈现强个体性弱公共性的趋势。在社区的治理中，需要协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满足多元的利益需求。
二、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的发展趋势
侯怀银（2017）提出社区教育包含社区、居民、社区教育内容、组织者和资源五个要素。协同发展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因素、物质基础、精神文化等社区构成因素的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教育相应在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承载内涵、教育组织等产生新的趋势。
1.功能定位从“终身学习”转向“创新发展”
传统的学术观点分析社区的功能，基本都从社区和居民这两个角度来阐述，认为社区教育从个体的角度主要是促进人的发展，从社区的角度是开发社区居民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进步，社区教育具有公民教育、社区凝聚、社区发展、文化建设和资源整合等功能[7].。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要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域里来看待，本文认为要加上协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户籍人口比例偏低、流动人口比例增加和学历层次的偏低，使社区教育面临新的挑战。户籍人口比例偏低和流动人口比例增加，每年社区都会出现一定比例的新居民，使得社区教育成为一项长期工作。学历层次虽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整体的比例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战略，定位世界级，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协同是基本方法，创新是动力源泉。社区教育应该主动与国家战略对接，从居民个体的角度，提供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支持；从社区发展角度，要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创新型的人才需求；从区域协同角度，社区教育要支撑创新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流动和配置。
2.管理体制从“自上而下”转向“上下结合”
现有的具有行政化特质的城市社区治理方向是至上而下的，行政资源的划拨一般都是以户籍人口为口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出现流动人口比例高、按经济条件分流居住等因素，使得传统的行政划拨社区教育资源的体制难以适应新情况。湾区的户籍人口比例偏低、流动人口比例上升，港澳同胞在广东的工作和居住数量进一步增加，将推动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建设法制社会的需要和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增强，社区教育的对象从传统的户籍人口过渡到社区居民，管理体制从以往的“自上而下”变为“政府主导、上下结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互动。社区人口来源的多元化、社区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和社区功能的区域化，使得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居民的自治发展活动。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趋势也将逐步走向社区居民自治的社区发展活动[8]。
3.运行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社区驱动”
当下中国城市社区的自治结构是基于行政力量主导而形成的[9]。对社区有管辖权利的政府部门有城管、卫生、环保、工商、税务等，政府对于资源分配拥有主导权，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治理仍然属于政府主导。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区教育有关的资源配置，从以户籍人口为口径，拓宽到以社区全体居民为口径；从以政府为主体来配置资源，过渡到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从社区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最终目标将从政府主导模式走向社区自主开展社区教育的方向[10]。城市群中社区人口和物质基础的变化，推动社区教育过渡到社区发展体系。社区教育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以户籍人口为目标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成为自下而上的，以包含原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全体居民为目标的社区驱动模式。小康社会的建设给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政府也增加了相应的社区教育的预算。社区居民提出社区教育的需求，第三方机构提供教育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区教育买单，这种社区驱动、政府采购、专业服务的自下而上的社区教育运行模式成为主流。
4.承载内涵从“个体教育”转向“协同教育”
社区教育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虽然区域发展导致社区人口的流动与分层，但是作为社区居民，他们都可以平等接受社区提供的教育服务，在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各得其所。地域性是社区的基本特征，随着城市群发展的协同，社区教育的地域性，从传统的狭义的社区所在地域，拓展到广义的面向社区及周边区域，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地域文化已经深深融入经济之中，成为湾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群地域空间的新变化，形成具有同一经济特质的人居住在同一类社区，形成了社区教育需求的差异化和多样性。不同社区呈现不一样的教育需求。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城中村社区教育的需求重点在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小区社区教育的需求重点在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类、生活保健类、人文素质类课程。社区教育面向社区的原居民、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等多种人口类型，具有居民发展、社区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从个体到集体到区域的多种功能，承载文化知识学习、公民素养训导、职业技能培训等多个内涵，需要整合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融合传统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区域特质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等多样文化。社区教育面向多类人口、具有多种功能、承载多个内涵、整合多方资源、融合多样文化，协同的职能和协同的要求，使得社区教育从居民的“个体教育”转向“协同教育”。
5.教育组织从“单一结构”转向“多元结构”
社区教育的活动类型，从是否营利的角度，可分为公益性、微利性和营利性。社区教育的供给组织，从比较单一的社区学校，发展到社区学校、培训机构、高职院校、本科院校、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医院、科技馆、博物馆等，因而社区教育的办学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征。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从社区居委会直接组织，发展到社区驱动、居委会统筹等。此前高校普遍缺乏参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意识，外来工群体教育培训中普遍存在高校缺位、社区缺席、高校与社区交互融合不足等问题[11].。当下在社区教育供给的组织中，高校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与社区教育的需求相关的，也是与高校的定位相关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及产业链在湾区内外的重构，使得高校服务地方的职能得到拓展，服务范围从单一地市为主转为服务区域为主，人才培养从瞄准产业的某些岗位转向围绕产业链的部分环节。高校在社区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大，提供的教育项目越来越丰富。
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发展的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在人口、物质、文化、治理上的变化，给社区教育带来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承载内涵、教育组织等新趋势。社区教育要应对社区新变化，顺应新趋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教育变化趋势，开展社区学院建设，以社区学院为平台，积极推进湾区协同背景下的社区教育探索和实践。
1.加大社区教育发展力度
社会建设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社区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单元，社区教育是社区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和谐社会建设重要抓手。在区域协同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面临的情况日益复杂。人口流动性的上升，港澳居民增加，经济因素导致居民的分流和分层，面向户籍人口的资源分配与社区的多类人口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粤港澳地区多种文化的冲突日益明显。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给予高度期望，社区是建设的基础，社区教育对于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区域协同使得社区教育在传统的居民发展、社区发展的基础上，承载了区域发展、协同发展等新意义。提升港澳与珠三角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是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文化基础。持续改革创新引领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在核心。融合包容和创新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最突出的特征，也是社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2.创新社区教育运行模式
社区教育的管理，从传统的“自上而下”转向“上下结合”，构建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专业服务的发展模式。
政府搭台，管理体制是基础，发展规划定方向。政府负责搭建社区教育的平台，配备社区教育的场地，投资建设社区教育需要的仪器、设备等软硬件，采用差额方式提供人员工资、办公运行等基本经费，采用“定编+聘用”的方式来安排工作人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选择教育项目。社区教育要规划先行，可每个行政区规划建设一个社区学院，建设方式可与当地的职业院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共建，社区学院的目标定位可选择面向社区，也可选择经济社会的某一行业。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已和西丽街道合作举办建设了西丽社区学院，与深圳市大鹏新区合作建设了大鹏旅游学院，与深圳市民政局合作建设了养老学院。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可大大增强湾区社区教育的在文化教育、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能力，保障教育质量。
市场运作，是社区教育可持续的关键。举办社区教育应以微利为目标，只有盈利才有长期运行。社区学院的建设，由政府提供场地，提供必需的运营经费和管理人员基本工资。社区学院经费的缺口，则需要社区学院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获取，从社区学院举办培训项目收入中产生。项目举办多、效益好的，则社区学院的绩效高，收益好。为保障公民素养等居民主动参与积极性偏低但对于社会建设又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可政府采用补贴的方式，筹集党建、宣传、社区教育、民生微实事等专项经费，投入到社区教育中，建立市场竞争项目和政府补贴项目相结合的社区教育项目结构。政府补贴项目的经费来源于财政，经费从地方政府转移到社区学院，需要履行招标采购等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如果是高校等教育机构直接举办，则需要将社区学院财务单独管理，并且在审批权限、支出口径等做出调整。创新社区学院的用人机制，通过聘用制、劳务派遣、临时聘用等方式解决社区教育的人员问题，从社区教育的收入中支出相关的人员经费，建立配套的激励制度。项目举办的主体，采用竞争性的机制，构建以教育机构、文化机构、行业企业等的多元社区教育供给体系，培训主体能否在社区学院持续开展培训项目，取决于举办项目的绩效。结合社区居民的具体情况，按其人口类型、学历情况、经济层次、所在区域等情况，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教育项目，满足学历提升、素养训导、职业发展等需求。居民可跨社区、跨区域选择适合自己的社区学院和培训项目，加强培训报名、考勤、评价等管理，建立相挂钩的培训补贴机制，将居民需求和培训供给通过市场的方式结合起来。
专业服务，是社区教育的质量保障。以教育机构尤其是高职院校为社区教育供给的主力军，艺术馆、图书馆、档案馆、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提供主渠道正能量的文化教育项目。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装备制造等产业，相关的行业企业可在企业周边的社区开展技能培训和转岗培训，为企业提供发展的人才等环境。导入专业教育机构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社区教育的监督机制，保障社区教育的方向和质量。
3.参与建设协同创新社区
粤港澳大湾区最显著的标志是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是成为我国新产业新经济的策源地。随着创新环境要素地位的日益突出，社会尤其是社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区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环节，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与实践的新主体之一，社区教育成为推进创新的重要载体之一。知识创新区的设立可以学习借鉴，各个区域应努力寻求创新范式变革，从而改善创新环境提升创新能力[12]。高校在创新驱动、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在创新社区建设中，注重各方资源的协同，高校可联合政府街道、社区企业，面向社区居民，创新组织模式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培养创新人才为重点，营造创新社区文化，培养居民创新意识。
4.助力建设新时代文明社区
在区域协同的背景下举办社区教育，以人口流动性高、学历层次偏低为基础，以学历提升、技能培训、公民素养培养为重点，以支撑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以促进社会文明为方向，提升区域居民的能力和素质，推动全民学习与终身学习。文化对于社区发展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调适、辐射等功能。教育机构或文化机构可与社区共建社区教育基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13]，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传统的岭南文化、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合作可持续的共同愿景的教育功能，以传播先进文化、打造和谐社区、推进区域发展为目标，形成居民、社区、学校、街道的四方共建共享机制[14]。社区教育机构可结合社区建设对公民素养培养的需要，在知识文化素质、法律和自律意识、道德修养等开展培养。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的引领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湾区特色社区文化；培养公民的知法、守法、依法等意识；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加强与港澳地区职业训练局等教育机构的协同，共同开发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教育项目，提高在粤的港澳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就业技能，建立共同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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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研究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发展的趋势与策略”（2020GXJK228）中期研究成果；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先行示范区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深圳范式研究》（SZ2020DO19）研究成果；系国家职教院深圳分院2017年度课题“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的模式和路径研究”（7017-22J40016999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朝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李鸽，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