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十月革命争论解析——基于社会心理视角

发表时间:2021/7/9   来源:《中国教工》2021年2月4期   作者:杨云安 张立伟
[导读] 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心理理论是解读其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的一把钥匙,双方在社会主义革命一系列问题上几乎都持相左甚至相异的观点。
        杨云安  张立伟
        东莞理工学院
        摘要: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心理理论是解读其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的一把钥匙,双方在社会主义革命一系列问题上几乎都持相左甚至相异的观点。以社会心理视角对十月革命历史和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寻找某些启示,这对深化社会主义革命研究还是十分有帮助的。社会心理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也与生产关系息息相关。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不能割裂这种联系和影响。它仍然可以为今天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社会心理理论;革命

一、普列汉诺夫与社会心理理论
        社会心理理论是普列汉诺夫对马恩社会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社会结构理论是以结构视角解析人类社会,将其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法律构成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这个结构是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一种建构。对于这个结构中各单元是如何互动并影响其他单元的这个过程,马恩没有给与充分的理论解释。恩格斯晚年提出“中间因素理论”指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即政治、法律、文化艺术、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它们同时也和上层建筑之间产生作用,共同影响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并影响了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影响是通过政治制度、法律、道德等中介来实现的。后者也通过对贴合社会大众日常和精神生活的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民众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社会大众在这些思想和价值导引下,形成了与上层建筑适应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主要受经济因素、生产力水平制约。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理论将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互动中分析出社会心理这一中间态,以社会心理作为双方之间互动的中间变量,能够更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基于物质结构视角所阐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和影响上层建筑,同时也与其进行互动的过程,“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黄沁茗,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及历史与现实意义,湖北社会科学 2009 年第2期,第8页。]1
        社会心理理论存在内容缺陷。生产关系有非客观存性在的一面,即它是在生产力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和,这一总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受到生产力、主体自身思想、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上层建筑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以满足和促进社会主要生产力、生产关系为目标指向,试图满足、承载或容纳更多、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和关系对立统一过程。意识形态是精神世界的认知建构,并且赋予客观存在价值意义。主体的精神世界并非完全受制于客观世界,在实践中它总是依托生产力实践和生产关系调整中自觉寻找更加丰富的价值指引和思想导向。普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理论作为一种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阶段的参考指标。当社会心理所影响和塑造的上层建筑实现了对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超越时,生产力发展才有可能,生产关系变革才是名副其实。当社会心理停留在落后于生产力发展阶段时,即使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解放,仍然不能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这是普列汉诺夫理论的最关键之处。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给出十分明确的能够鉴别社会心理水平的条件或者标准,以至于他的理论仍然要回归到生产力的因素,以客观世界作为参照物,无法获得更强的说服力。
        社会心理理论体系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仍然能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社会意识形态长期占据主要地位,促使民众在心理认知层面对客观世界的社会生产力认知与意识形态世界所塑造的精神、价值理念不自觉的镶嵌,民众的心理与客观世界并不必然是统一的。避免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分离只能在生产实践中保持对生产力实践的最大程度的客观化,客观世界是限制精神世界各种精神活动的天然屏障。这个屏障是天然无法突破的。承认这一点才符合马恩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不论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还是实践中产生的理论都无法超越所处的时代。

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论争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争论内容涉及社会主义革命方方面面,包括革命的条件,民众的社会心理,革命性质等。双方无法说服彼此,只能分道扬镳。这一系列争论都可以归结于俄国是否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普列汉诺夫以生产力为判断标准,坚持认为俄国作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足以促使生产力发生革命,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列宁则认为俄国内社会矛盾危机重重,已经到了能够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两人的观点碰撞其实是各自思想视角的差异。普列汉诺夫以社会心理理论论证其观点,列宁则以发展马恩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作为其思想支撑。
        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既要看客观环境条件,也取决于人对客观实践环境的认知。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相对落后,这是公认的。这种“落后”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却有不同的判定。这是二人分歧所在。普氏认为俄国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资本主义。“直到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发展才走上正轨。但与英、法等国相比,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己经落后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姚海,《苏联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这里的客观条件不仅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水平落后,更包括社会思想层面的认识水平,对社会主义制度、政策、法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表现样式和形态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普列汉诺的这些观点尽管没有被列宁支持,但是在领导十月革命建设过程中,列宁也开始思考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认为其很多观点闪烁着真理的火花。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以后,生产力及社会心理应随之变化,否则生产关系的革命成果也无法得到巩固和保障。
        他认为民众的社会心理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甚至沙皇俄国封建专制阶段,不满足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所必需的条件。民众思想和文化水平都较为缺乏,在宗教的麻痹下,不具备发动革命的精神条件。列宁则以恩格斯晚年思想给出了回应。恩格斯晚年提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跳跃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前提是已经实现革命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和支持。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说明了这一道路的可行性。苏联成立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20年左右时间),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丰富了马恩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同时,在实践上寻找一条不同于马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路径。
        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历史发展的不可跳跃性。人的生产实践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不可能跳出历史发展阶段。试图通过跳出历史发展阶段,跨越社会形态的活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客观规律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被认知,但是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历史条件下的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客观规律认知的过程性。“当社会遵循着自己的自然规律所示的途径前进时,它既不能跳跃自己发展的那些自然阶段,也不能命令废除它们。但是它可以缩短和减轻生育的痛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142页。

]他认为理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绝不可能因其先进性就能使客观世界跨越式发展。他是历史循序论者,他坚持“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溃同时并举。这两个时刻之间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互相分离开来。”[《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虚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2页。]作为客观实践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影响实践活动,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不能脱离当时的实践环境和历史条件。列宁则认为社会革命带来社会发展历史的巨大飞跃,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带动生产力水平发展。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政治优势,充分激发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意识形态、社会心理都是基于社会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当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时,相应也会变化。他的理论实践性更加明显。“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 第 4卷, 第 777页,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列宁作为革命家,更加重视实践中寻找问题答案。从20世纪俄罗斯百年历史进程看,普列汉诺的理论价值还有合理之处,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其中很多观点也对研究和解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模式最终失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参考。
        此外在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方面,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革命条件不成熟时,通过革命活动取得了政权,赢得暂时的胜利,必将会造成无尽的灾难。“将导致一个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政治怪胎,即导致一种共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即便获得了政权也无法将革命成果巩固,因为其自身的不足,理论的局限,生产力的不发达,造成生产关系的倒退等。人为的干预并不能加速社会发展反而会带来逆向退步。但是他也承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由此可见,他本人是十分矛盾的。或者说,他的理论实际上是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无法自圆其说。苏联十月革命的发展历史也说明了列宁思想的先进性,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无言以对。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观点几乎都和列宁相左,但是列宁并未简单的否认这些观点,而是十分重视其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在后来的革命建设过程中结合苏联实际,有针对性的调整政策、制度,避免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某些问题。从实践过程看,列宁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领导人斯大林几乎完全改变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后来的发展方向。

三、关于社会心理理论的价值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这些问题领域的分歧,并不意味着他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他与孟什维克主义者观点也不完全相同,与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是大相径庭。从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看,他更多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进行逻辑推演,或者说凭借着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分析和设想。一般研究者更多的将普列汉诺所犯的错误归因于他长期脱离俄国革命运动实践,醉心于理论没有跟上革命发展的步伐。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完全否定普列汉诺夫在理论方面的探索价值。
        社会心理理论对解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心理理论是整个社会群体,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各种阶级成员,他们组成了社会,同时还应该包括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人群。受当时生产力局限,生产关系的无论如何调整都是以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为认知框架,很难跳出这个框架外。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变化,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如何创新,社会生产力水平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是受客观规律制约而非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精神能动作用可以影响生产力的表现形成和呈现样态,但是却无法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是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还是心理、感情、习俗都是与时代具有紧密的联系,具有典型的时代性特点。在实践中如果把二者进行某种割裂,将产生一种偏差认知,这违反马恩唯物主义精神。实践中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思想、理论都是只能影响而非决定生产力发展变化。这种影响能在什么程度上,多大层面上,多强的力度上产生作用,显然,马恩没有给出答案,因此很多人就会在这里将影响几乎等同于决定,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受到了限制,实际上是将其发展空间限定了。
        社会心理是一种群体的习惯意识,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性和特点。社会心理不同于社会思想或者社会意识,它具有某种隐蔽性,也不容易被把握规律。相比思想和意识形态,心理具有某种不规则、散乱性。它代表了群体对客观世界的非体系性认知,心理世界的隐秘比精神世界更加复杂,观念是精神世界的认知基础,但是却只是心理世界的认知概念,心理世界的形成是受客观环境和个人主观精神世界的影响共同塑造,对于影响和塑造的过程很难分析和理解。当人的精神世界获得文化、思想资源输入后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自身认知框架内以某种筛选标准、偏好记录,形成碎片化事实和记忆。有些会成为引起思想变化的观念,有些则促成了日常行为、感觉、习惯的改变。心理的变化可以通过外界环境的改变来推动,甚至可以在人身上打下深刻的环境烙印。如果人们的思想意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也能具有一种固定,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代际之间精神世界是不会完全相同,只能是共享某种相似的场域,新生代人的精神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宣传等方式来塑造,社会心理则依然会保留上个时代的痕迹。社会心理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复杂联系足以让自身无法置身生产力之外,生产力贯穿实践的过程,社会心理则是对这一过程的反映。只要生产力不发生质变,社会心理也不会发生质变。这也许能有助于理解普列汉诺诺夫对生产力第一性坚持的原因。
        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启示就是社会心理及其基础上建构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在动态的变化,但是社会心理却是能够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影响和决定社会心理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其作用时间显然要更久,这才是其理论最大的价值所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是生产力无法获得突破的时代,生产关系矛盾空前积聚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认知已经对资本主义以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产生强烈的不满,在心理上也已经对资本主义弃如敝履,只有心理上实现了超越,在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才有可能不会对资本有丝毫留恋和惋惜,这必须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时机可以说获得了自然成熟。这是普列汉诺夫理论的自然逻辑延伸。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数百年历史,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心理所具有的价值不可忽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扮演了社会潜意识的角色,他它深植与人们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习俗当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人们对客观世界,对社会发展的理解和认知、决定了人们看待和改造世界的方式。社会心理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总是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制度政策密切联系,甚至交融混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始终保持一种警醒,即大众的社会心理是否已经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具有稳固的现实、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只有社会心理发生了了根本性的变化,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作用,才能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转引自[俄]弗·舒布京:《忧郁的真理》,载《新世界》.1991年第6期。
本文是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人才创新项目课题“我国反分裂斗争中国际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6100046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云安(1987.7— ),东莞理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张立伟(1987.6— ),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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