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探究

发表时间:2021/7/9   来源:《中国教工》2021年8期   作者:汪江
[导读]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航程,风起云涌、荡气回肠。在一次次生死存亡面前,在一个个历史抉择关头,我们党总能顺应大势、把握规律,化险为夷,赢得历史主动。
        汪江
        中共青阳县委党校  安徽省   池州市 242800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航程,风起云涌、荡气回肠。在一次次生死存亡面前,在一个个历史抉择关头,我们党总能顺应大势、把握规律,化险为夷,赢得历史主动。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笔者多方收集、查找、研读相关论文、文献。对这次伟大的转折的前后进行深入探究,探寻其中体现的一些最朴素的道理。争取在伟大中发现平凡。体现我们党的伟大是有血有肉的伟大。
关键词: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有血有肉

一、遵义会议的背景
        关于遵义会议的背景,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主张从中共六大开始算起;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写起。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特别是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了。如果遵义会议的背景也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的话,就会显得冗长而没有必要。而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初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之后,红军才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笔者认为从湘江战役开始研究遵义会议更能体现其“伟大转折”历史定位。
        (一)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中的悲壮一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中央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突破国民党军布下的封锁线。但此役,红军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中央红军兵力折损大半,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笔者在执笔过程中多方查阅、观看这段历史相关的文献研究和影视资料。其惨烈程度让笔者多次停顿哽咽:刺骨的江水、敌机的轰炸扫射、四面八方涌来的敌人……鏖战、抢渡、牺牲,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动摇不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二)黎平会议是湘江战役和遵义会议之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湘江战役后,按照最初的战略设想,此时红军的行军方向是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故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后于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放弃到原计划,力主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9]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这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党内的一次思想准备。
        (三)攻占遵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2]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就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2]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1]
        
二、遵义会议的内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一)参会人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共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等4人;[3]其他人员10人,包括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议程如下:一、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1]二、周恩来和张闻天做报告,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3]三、毛泽东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四、其他同志相继发言,普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
        (三)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1];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方针和任务。[1]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
三、遵义会议的影响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焕然一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了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关于遵义会议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的影响;二是深远影响。
        (一)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作战,迈开铁脚板,迂回穿插,使敌军疲于奔命,红军取得主动。[4]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最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重大胜利。[7]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遵义会议影响深远。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我们党首次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四、遵义会议的启示
        全景式地了解遵义会议的背景、内容、影响后,革命前辈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以及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令人印象深刻。笔者于此之外还尝试进一步的探究此次会议的启示。
        (一)伟大来自于平凡的积累。遵义会议是一次伟大的会议,它实现了我们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但是,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果,是因为之前有黎平会议、通道转兵等重要事件积累和准备。
    早在之前的黎平会议就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实际上就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这就是遵义会议之前,党内的一次思想准备。
        后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从细节上来看,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周恩来等一批革命老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分不开的。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也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最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的成功,验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结语:深入探究遵义会议的背景、内容、影响之后。笔者对这次伟大的会议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得出了三条启示即:伟大来源于平凡的积累;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并不是神话,我们党的伟大是有血有肉的。
参考文献:
[1]徐练. 遵义革命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山东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学位(硕士)论文. 2008-10-15
[2]王斋. 遵义会议——红军长征故事之三. 山东农机化. 2018-06-01
[3]刘慧娟.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北京档案. 2015-01-01
[4] 杨林兴. 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论坛. 20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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