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新穗学校 尹章伟
摘要：采用情绪智力量表、简式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和家庭环境量表对189名专门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母亲情绪智力对情绪智力的影响，以及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在其中的多重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母亲情绪智力显著正向预测专门学生情绪智力。（2）母亲情感温暖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3）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对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多重中介作用，即母亲情绪智力会增加母亲情感温暖来改善家庭环境，从而促进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提升。
关键词：母亲情绪智力； 专门学生情绪智力； 情感温暖； 家庭环境
1.引言
近年来情绪智力已经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研究热点，情绪智力作为集感知、理解、管理以及运用情绪等多种情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性能力（Chao, Humphrey, & Shanshan, 2018），与专门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习成绩、人际关系等息息相关（Nikooyeh, Zarani, & Fathabadi, 2017; Garg, Levin, & Tremblay, 2016; Baudry, Grynberg, Dassonneville, Lelorain, & Christophe, 2018）。因此，提升青少年的情绪智力有助于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其更好发展。专门学生作为青少年群体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在专门学校大量时间都会和教师接触，表现较好的学生周末可以获得放假资格。在已有研究证明了教师情绪智力与学生情绪智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基础上（麻彦坤，蒋光艳，刘秀清，2016），进一步探讨父、母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已有研究证明了父、母亲情绪智力均会显著正向预测子女情绪智力（Turculet, Tulbure, 2014），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校教师访谈，在专门学生家庭中，与父亲相比，母亲往往会花费更多时间来陪伴子女，也有研究证明母亲情绪智力对子女情绪智力的影响更大（Ulutas & Omeroglu, 2012）。周春燕等人（2014）研究发现，子女所感受到的母亲情感温暖显著高于父亲情感温暖。此外，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父亲更多的是教育子女遵守规则与纪律，而母亲更多的是为子女提供爱与温暖（Sears, Maccoby, & Levin, 1957）。良好的母子关系和家庭环境可能对专门学生情绪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考察母亲情绪智力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作用机制。
母亲情感温暖，作为一种积极的教养方式，指母亲能够主动关爱子女的成长，及时反馈子女的需要，让子女产生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Kelly, & Dupasquier, 2016）。一方面，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母亲能够及时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在与家庭成员之间进行情感交流时表现出更高的情感能力、价值观和道德修养（Alegre, 2012）。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有利于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周晶，王红，郭庆科，2017）。当母亲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养育子女时，子女能感知到母亲对自己无私的爱护与鼓励，便会主动与母亲沟通交流，情绪智力由此得到提升（Argyriou, Bakoyannis & Tantaros, 2016）。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子女与母亲的相互作用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母亲能准确地感知子女的情感需求并及时给予情感温暖，对学生学习、生活等方面产生积极的评价，有利于学生形成较高的情绪智力（Debbané, Badoud, Sander, Eliez, Luyten, & Vrti?ka, 2017）。实证研究表明，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在母亲与子女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张兴慧，董爱波，王耘，2015）。母亲希望通过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提高儿童希望水平（王馨蕊，邢艳艳，许燕，2017）。从上述一系列的研究中，不难发现积极的教养方式在母亲情绪智力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中有着重要中介作用。由此推测，母亲情感温暖可能是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
家庭是对个体成长影响最大的微系统，来自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协作能够有效帮助专门学生积极探索自我，促进情绪情感的良性发展（Mihaela, 2014）。虽无文献直接证明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的中介效应，但以往研究表明，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母亲可以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有效地改善家庭环境（Zysberg, Lang, & Zisberg, 2013）。母亲表达出的积极情绪能提升其与家庭成员的互动频率，从而增进家庭环境的亲密性（Lunkenheimer, Shields, & Cortina, 2007）。处于良好家庭环境的学生，能更加自由地表达情绪，从而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邓丽芳，徐田丽，郑日昌，2009）。研究表明，父母身份认同促进行为会通过家庭环境的亲密性影响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刘杨，陈舒洁，袁晓娇，方晓义，2013）。也有研究表明父母饮酒行为会增强家庭环境的矛盾性，从而使专门学生产生不良适应（Bijttebier, & Goethals, 2006）。由此可见，家庭环境不仅是专门学生生长发育、习得知识的重要场所，其好坏、健康程度同时也是影响专门学生身心发展的桥梁（刘杨，陈舒洁，袁晓娇，方晓义，2013）。基于上述文献，家庭环境可能是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关系间重要的中介变量。
除了上述简单中介效应之外，本研究将考察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过程中的多重中介机制。情绪智力是导致母亲采用不同教养方式的重要内在因素，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母亲能准确感知自身和子女的情绪状态，及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坚持以肯定的态度，对子女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Argyriou, Bakoyannis, & Tantaros, 2016）。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可以为子女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家庭环境（徐韦, 朱云霞, 陈灵，2002），良好的家庭环境又为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Mihaela, 2014）。家庭功能理论（family function theory）认为，家庭功能对专门学生情绪情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家庭成员需要通过相互沟通、情感表达等方式来提升家庭功能，从而有效促进专门学生的情绪发展（徐洁，方晓义，张锦涛，林丹华，孙莉，2008）。Kashdan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特征使监护人能准确地感知子女的情感需求并及时给与情感温暖，在子女面前合理地表达自身情感，减少矛盾冲突从而形成良好的家庭环境。积极的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子女情绪智力的提升（Argyriou, Bakoyannis & Tantaros, 2016; Mihaela, 2014）。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母亲情感温暖显著中介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关系。
研究假设2：家庭环境显著中介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关系。
研究假设3：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
2.方法
2.1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广州市内公办专门学校共189名专门学生及其母亲进行问卷调查，被试均为男性；选取初二、初三两个年级学生，其中专门学生平均年龄为13.51岁，标准差为0.85，母亲平均年龄43.77，标准差为13.58。
2.2测量工具
2.2.1 情绪智力
母亲情绪智力以及专门学生情绪智力采用Schutte等人（1998）编制，王才康等人（2002）翻译修订的情绪智力量表。该量表共33题，含四个维度：情绪感知、自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和运用情绪。采用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情绪智力越高。本研究中，母亲及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和0.89。
2.2.2母亲情感温暖
采用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简式教养方式问卷，共21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情感温暖分问卷，共7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法，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4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母亲情感温暖越高。本研究中，母亲情感温暖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3家庭环境
采用Moss等人编制，费立鹏等人（1991）修订的家庭环境量表，为更好契合中国背景下的家庭环境特点，选取信度较高的4个维度：亲密性、矛盾性、组织性和娱乐性，共36题，采用是否记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因子代表的家庭环境因素越突出。本研究中，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0.76、0.63、0.78。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在施测前已征得学生本人及家长的同意，专门学生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试结束后当场上交，母亲问卷由学生周五放假交给母亲填写，周日回校上交。在完成问卷前，要求被试仔细阅读并理解每份问卷的指导语，再进行作答。经过整理以及剔除无效数据后，首先采用SPSS 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此基础上，使用 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
3研究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的变量数据均以问卷的形式获得，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介绍的方法，采用Harnan’s 单因子检验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7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58%，低于40%临界值。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母亲情绪智力、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以及专门学生情绪智力进行相关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值及显著性水平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中的亲密性、组织性、娱乐性呈正相关，与矛盾性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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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0.05，**p< 0.01，***p< 0.001，下同。
3.3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关系：情感温暖、家庭环境的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以母亲情绪智力为自变量，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为因变量，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为中介变量建立多重中介模型,结果显示母亲情绪智力到家庭环境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β = 0.05, SE=0.03, p = 0.06），删除不显著路径后，重新检验该多重中介模型。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df=2.66, CFI= 0.97, TLI= 0.97, RMSEA= 0.05, SRMR= 0.04，表明本模型可接受（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具体的各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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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图
在母亲情绪智力对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影响中，各部分中介效应以及总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了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母亲情绪智力可以通过母亲情感温暖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24%，也可以通过依次影响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进而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85%，具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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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
结果显示，母亲情绪智力显著正向预测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且加入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两个变量后，母亲情绪智力对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类似：个体受抚养者情绪智力的影响较大，并对个体后期的情绪和社会化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Turculet & Tulbure, 2014）。在子女的自我报告中，对个体情绪智力水平预测效果最好的是他们所感知到的母亲情绪智力，即母亲情绪智力越高，子女情绪智力水平越高（Ulutas & Omeroglu, 2012）。
数据结果表明，母亲情感温暖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证明了研究假设1，情绪智力是导致母亲采用不同教养方式的内在因素，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母亲能够准确感知自身和子女的情绪状态，理解并满足子女的需要，形成积极的教养方式（Argyriou, Bakoyannis & Tantaros, 2016）。当专门学生感知到母亲情感温暖时，能够习得与情绪表露有关的情绪调控能力，从而有助于自身情绪智力水平的提高（Wills, & Cleary, 1996）。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教养方式在亲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张兴慧，董爱波，王耘，2015；王馨蕊，邢艳艳，许燕，2017），一方面母亲情绪智力可以直接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另一方面母亲情绪智力可以通过母亲情感温暖这一中介间接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
数据分析显示，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与研究假设2不一致。以往研究发现家庭环境显著中介父母行为与专门学生情感之间的关系（刘杨，陈舒洁，袁晓娇，方晓义，2013），而本研究更侧重于考察家庭环境在亲子关系中的作用，大量研究证明在母子关系的关系中，起作用的是教养方式，而非外部环境因素（张兴慧，董爱波，王耘，2015；王馨蕊，邢艳艳，许燕，2017；范航，李丹丹，刘燊，方圣杰，张林，2019）。Ganiban等人（2009）研究指出，融洽的家庭环境是以和谐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为前提的，家庭环境基本功能的实现与亲子间合理的沟通交流（如情感温暖）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情绪智力作为感知、理解、管理以及运用情绪的综合性能力，需要通过母亲积极教养方式（情感温暖）来改善家庭环境，进而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母亲情绪智力如何影响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结果发现，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多重中介作用，这与研究假设3一致，也进一步深化了Ulutas和Omeroglua（2012）的研究结果。Ulutas和Omeroglua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母亲情绪智力与子女情绪智力具有密切关系，但没有进一步探讨母亲情绪智力与子女情绪智力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即母亲情绪智力会增强母亲情感温暖，优化家庭环境，从而促进专门学生情绪智力。同时，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家庭功能理论（family function theory）。家庭成员之间只有完成亲子沟通、情感表达等各项任务，才能有效促进家庭功能的实现（徐洁，方晓义，张锦涛，林丹华，孙莉，2008），家庭功能在专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正向影响专门学生情绪健康（王玉龙，汪瑶，唐卓，张曼琪，2017）。情绪智力较高的母亲在教养子女过程中善于使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营造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通过情感温暖和积极的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情绪智力。
本研究以家庭功能理论（family function theory）为指导，探索了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验证了母亲情感温暖和家庭环境的多重中介作用，为今后深入考察情绪智力的代际传递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同时，研究结论为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持，母亲可以通过积极的教养方式改善家庭环境，从而达到提升子女情绪智力水平的目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不足，问卷维度的选取容易使测量结果产生偏差；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只探讨了母亲情绪智力对专门学生情绪智力的作用机制，未能将父亲情绪智力的影响纳入其中。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探讨父、母情绪智力对子女情绪智力的综合影响。
5.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母亲情绪智力对专门学生情绪智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母亲情感温暖、家庭环境在母亲情绪智力与专门学生情绪智力之间起到多重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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