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润
广东佛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1600
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为完善商业银行同质同类比较和差别监管模式，监管部门依托“CAMELS+I”监管评级框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从而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监管，合理分配监管资源。
“十四五”时期，农合机构应更加重视“CAMELS+I”监管评级体系的时代价值，依托该体系进一步规范经营管理行为，促进农合机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广东辖内某农商行将监管评级提升目标纳入改革发展整体规划，对标二级标准，找差距，补短板，进一步夯实监管评级基础工作，在追求评级目标的过程中有效地促进了机构稳健发展。但是，在推进监管评级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或监管部门完善监管评级政策予以解决。
一、主要做法
（一）坚持“一把手”工程与全体动员相结合。监管评级提升涉及业务结构调整、利润分配、风险管控等方面，既触及利益，也触及“灵魂”，是一项重大而有难度的系统工程。“千难万难，一把手重视就不难”，在“一把手”的推动下，该行先后将监管评级提升战略规划部署，确保了监管评级工作的连续性，并由“一把手”加强与监管部门领导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最新监管要求，读懂弄透监管导向；同时，全体动员，上下联动，各部门、各条线人员都积极参与保级和提级的工作中。具体而言，将“CAMELS+I”监管评级体系七大模块分解到具体部门，如财务部门负责资本充足、市场风险、盈利状况及流动性风险，信贷部门负责资产质量，合规部门负责管理质量等，其他部门必须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坚持定量三道防线和定性定量化相结合。监管评级标准中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辅相成，定性指标是定量指标的前提和条件，离开了定量指标，农合机构就容易偏离方向。因此，该农商行在追求评级目标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好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管理。一方面，针对定量指标部分，建立内部台账，为定量指标设置法定值、触发值和目标值。其中，法定值是监管部门要求的底线，不得逾越；触发值是一道中间防线，一旦达到触发值，必须高度关注，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目标值是自定目标，可以较宽松，为评级提升留足空间。如将不良贷款率触发值设定为3%， 2020年由于受疫情影响，预计不良贷款将有所增加，故目标值比往年稍大，核定为1.6%。该农商行对诸如此类敏感指标均设定“三道防线”，并指定专门部门每月定期监测。另一方面，做好定性指标量化管理工作。即将定性指标逐项分解，制定逐年达标台账，落实到责任部门和岗位。
（三）坚持短期业务发展与长期可持续相结合。深入调整业务结构，建立科学可持续盈利的模式是提升监管评级重中之重，总体方向是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往“小额分散”的信贷业务转型。一是坚守本土银行、农村银行、普惠银行的定位，调整信贷组织结构。2017年，整合涉三农、小微企业、消费金融等有关部门，率先设立普惠金融部，确保调结构战略部署得到有力落实；2019年，针对信贷营销主动性不强等问题，整合小支行成立大支行，赋予一定的信贷审批权限，并出台网格化营销方案，推动信贷业务下沉和人员“走出去”。二是通过科技手段发展大零售业务。依托手机银行，率先推出线上产品，信贷作业效率相比手工操作大幅提升，以科技手段推动调结构。三是主动退出社团贷款，公司业务专注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努力降低大额贷款风险。
（四）坚持资本硬约束与信贷资产质量控制相结合。一是坚持资本约束的底线。
“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即有多少资本就做多大的业务，根据资本消耗情况调整资产结构，控制好资产的整体风险权重，并确定可持续的分红比例，平衡好股东对投资回报的要求权与机构资本积累的关系。二是引入国资战略入股。该农商行最大四家股东分别是地方国企、三家农合机构，其他前十大股东还包括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本地优质民营企业等，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股权结构较为合理，提高资本稳定性，夯实公司治理基石。三是严把信贷资产质量关。开展监管评级工作既要整体推进，又重点突破，牢牢守住信贷资产质量这条“生命线”，在推动信贷资产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促进信贷资产质量的持续向好，为提升监管评级和改革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6年，该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3%、2.2%、1.44%、0.95%、0.69%和0.84%，总体呈下降趋势。
（五）坚持制度硬约束和合规文化培育相结合。一是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明确“三会一层”的职责边界，保证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实行“双百分制”考核，即业绩评价管理计分卡和合规内控管理计分卡各100分，确保合规经营类指标和风险管理类指标不低于业务类指标，实现激励与约束的协调与平衡。二是持续开展制度后评估。不断加强对各类业务和管理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设，每年定期对内部控制制度的体系性、应用性、合规性和规范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有效保证了内控制度的时效性与全面性。三是持续加大违规违纪监督力度。近年来，该农商行不断加大内部审计力度，主动暴露问题、自查自纠，每年定期开展约50项专项审计，对发现存在问题进行责任追究。通过加大问责力度，增强全体员工规章法纪意识，严守思想底线。同时，该农商行指定专门部门跟踪落实监管会谈提出的不足之处，并及时反馈监管部门整改情况。四是持续建设合规文化。2014年起，每年围绕一个主题组织开展“合规与内控管理”建设活动，不断增强员工全面合规意识、审慎经营意识。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一）资本补充的滞后性与涉农实体经济的合理融资需求量存在结构性矛盾。目前大部分农合机构资本补充渠道主要有利润留存以及增资扩股，但是前者往往数额不大，后者不能常态化运用。若资本净额及一级资本净额较低，会导致本机构大额贷款的执行标准较低，进而较难完成大额贷款占比考核指标，资本补充的滞后性与涉农实体经济的合理融资需求量存在结构性矛盾。长远来看，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量与该考核指标的错配将制度性减少机构获客机会，可能消减支农支小的动力，并形成不利循环。
（二）促进监管指标更优与享受当年税收优惠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监管评级指标体系固然是比较科学的评测标准，但实际操作中，为使指标“更漂亮”，往往要放弃当年税收优惠，以达到弃税保级的目的。
（三）集中度风险指标权重偏低。集中度风险状况是审慎经营的集中体现。根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定量和定性评价标准》，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只占资产质量要素定量部分的25％，集中度风险占整体评级的实际权重只有1.5分，比重偏低。
三、对策建议
（一）优化资本配置。一方面，在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优先投放资本占用少的资产，如小微企业贷款、个人贷款，以分散小额的原则发展信贷业务；另一方面，当资本不足时，适当放慢资产扩张速度，加大利润留存，依靠内源方式补充资本，或适时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等外源性手段补充资本。
（二）平衡好税务筹划与监管评级的关系。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在一定风险容忍度内寻求收益的最大化，不一定要使所有指标都达到最佳，风险管控到位即可。当然，对于监管评级中核心指标，如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指标等，两权相害取其轻，优先满足监管评级的要求。
（三）调整监管评级指标体系集中度风险指标权重。个别农合机构集中度风险较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超集中度授信风险对农合机构经营发展造成的危害极大，也是形成高风险机构的重要因素。建议将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指标在监管评级体系中单列出来，并赋予更高的权重，倒逼部分机构转变“垒大户”的业务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