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瑞敏 缪金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100029
一、国家身份建构与“他者”想象
“想象”是形成共同体认知时不可或缺的过程。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民族主义和国家起源的经典著作中把“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民族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不仅包括对于共同体共性的想象，还包括对于异域和“他者”的想象。一方面，民族需要在共同的语言、血缘和历史记忆中培育同一性，描绘“我们是谁”的轮廓。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同一性也建立在外物存在的基础上，即通过将自我置于与他人的对立面，通过观察“我们不是谁”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没有“他者”的存在，就不会有共同体自我意识的产生。此外，在基督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文化中，存在着善恶相对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既存在着上帝的善，也存在着魔鬼的恶，善与恶处于永恒的斗争之中。这种二元对立论的存在也驱使着美国人寻找与自身相对立的“他者”。
广义上的“他者”泛指界定自我的参照物。在国家身份建构和共同体想象的过程中，凡是被用来作为本民族特性参照物的所有异邦或族群都是“他者”。[ 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8(03):156-173+207-208.]狭义的“他者”是与自我相悖的对立面。即与善相对的恶。文化价值冲突及其引发的利益冲突皆可视作界定狭义“他者”的标准。本文所指的“他者”是基于二元对立论的狭义上的对立者。
对于“他者”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尤其重要。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缺失多数国家所拥有的共享历史记忆和共同的血缘，因此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对“他者”的想象。美国国家身份建构过程的突出特征就是不断寻找“他者”，从对立面寻找国家意义。从第一批清教徒在北美登陆开始直到今天，美国人眼中的“他者”指向历了数次转变，这种转变伴随美国国家身份的再认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向。
二、孤立主义到国际主义的外交转向
纵观美国建立后二百余年的历史，其外交政策在总体上经历了由孤立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转变。
孤立主义是美国在建国后形成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直到20世纪初都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1796年9月17日，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辞》，告诫彼时的美国人要件洁身自好，不要被牵扯进欧洲的纷乱事务之中。他认为“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额阴谋诡计。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所以，如果我们卷入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这份告别演讲被视作孤立主义的宣言。其指向主要是彼时被美国人视作“旧世界”的欧洲大陆。孤立主义认为美国应当与欧洲政治保持距离，不卷入、不干涉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拒绝与欧洲国家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一方面，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大陆是宗教堕落的“旧世界”，而美国人却是居于“山巅之城”的上帝选民，代表者人类普遍性的美好愿景和神圣使命。另一方面，孤立主义也被视作美国维护自身经济自主性、保护革命成果和军事安全的重要保障。
[ 姚念达.远离““旧世界””:美国精英对欧洲的““他者””想象与孤立主义外交的起源[J].史学集刊,2019(04):119-128.]此外，地理上的隔离状态也为孤立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提供了客观条件。
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美国经历了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的摇摆。在战争前期，美国仍然秉承传统的不卷入欧洲政治的原则，在战争并未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多数美国人表现出的态度是厌恶和不屑，并竭力避免卷入战争。[ 方恩升.纵论美国外交政策:从孤立主义者到“国际警察”[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03):69-73.]到了1917年，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通过给交战双方提供物资获取了大量财富，“我们人民的天赋才能、我们实力的成长，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 Franklin Wastt. Wilson the Diplomatist; a Look at His Major Foreign Policies.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因此战后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踌躇满志欲推行国际主义，大步走出孤立主义来领导世界，但是却在国内外的反对声中破产。美国国内的孤立思潮在一战后的反战声音中势头更猛。
1941年珍珠港事件标志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进入国际主义主导的阶段。日本以极小的代价给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造成了直接且沉重的利益损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直接原因。此外，美国通过实施罗斯福新政有效应对了经济危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1937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比重为38%，超过同期英、德、法、日四国的总和。同时美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均实现飞速发展，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提供了条件。彼时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和亚洲的肆虐让美国意识到，传统的孤立主义已经不能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无法再置身事外。而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全面参战几乎摧毁了孤立主义在美国的民众基础，威尔逊执政时期就有意推行的国际主义政策终于占据主导地位。
三、外交政策转变背后的“他者”与“自我”
（一）孤立主义：欧洲“旧世界”
美国国家建构初期，欧洲正处于列强之间军事冲突持续最强的时期，第一次“百年”战争之后又经历了第二个“百年战争”，王国、帝国、领主之间的野蛮和暴力战争构成欧洲几乎严酷的社会现实。除此之外，美国建国之初，正是欧洲拿破仑倒台，君主复辟，政治制度倒退之时，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被暴政扼杀。宗教的扭曲、暴政、野蛮战争成为美国人眼中“旧世界”的突出特征。与旧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建国后成功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对欧洲的认知和对自身的定位为美国“孤立”于欧洲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
（二）国际主义：苏联、恐怖主义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元气大伤，无论是各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欧洲的整体实力被大大削弱，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欧洲国家要么已经建立民主制度，要么接受了美国的民主改造，都被相继纳入美国规划的国际秩序之中。因此，二战时期的欧洲对于美国已经失去“他者”的参照意义。取代欧洲“旧世界”成为与美国对立的“他者”角色的是被美国视为“邪恶帝国”的苏联。
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意味着美国以苏联为邪恶“他者”的阶段终止。直到2001年，“9?11”事件让美国再次感受到敌对““他者””的迫近。恐怖主义成为既苏联之后又一个明确的、强大的、邪恶的敌人。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同中国间的对抗意味愈发浓厚。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在逐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走进美国敌对范围的中心。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四年中，中美关系更是空前恶化。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将会持续，未来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所谓敌对“他者”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