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萌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语学院，济南 250000）
摘要：被誉为国民作家的司马辽太郎，共发表小说57部，其中长篇36部，并获得了日本众多著名的文学奖项。他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兴趣，因此对中国文化研究颇深，其有关中国历史的文学作品深受日本读者欢迎。本文以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项羽与刘邦》为例，深入探究其作品中中国形象中的英雄，分别从被否定的英雄人物和被肯定的英雄人物分析司马辽太郎眼中的英雄。
关键词：《项羽与刘邦》；英雄；“士”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原名福田定一，因酷爱司马迁的《史记》而更名“司马辽太郎”，取“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意。一生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代表作品《项羽与刘邦》在日本出版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其小说中关于“中国”“中国形象”的书写对日本读者影响极大。司马辽太郎发表的《项羽与刘邦》、《鞑靼疾风录》、《空海的风景》反映了日本作家对历史中中国形象的认知。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已开始开展关于司马辽太郎的研究。
司马辽太郎崇尚英雄，喜欢描写英雄。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扩展文字中的主观想象会展现作者独特的中国英雄观，这既成为小说的导读，也使得小说文本有越境成为历史叙述的倾向。那小说中谁是真正的英雄，与作者的英雄观又有何种联系？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
被否定的英雄形象
一、刘邦的形象
（一）刘邦作为秦末汉初风云变幻历史大潮中的胜出者，一定有其超出常人的能力和特点。《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对后世史学和文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司马迁在编撰过程中修史态度严肃认真，对不能弄清的问题或采取阙疑的态度，或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客观公正。在《史记》的《高祖本纪》中，司马迁给予了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的肯定评价，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刘邦是一种高度认可的态度，也是刘邦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优点。另一方面，刘邦身上的弱点在《高祖本纪》中也鄙陋无疑地被记录，“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本传侮之，而他传发之”。司马迁尊重事实地记录了大汉王朝开创者的短长。
在《项羽与刘邦》中的主人公之一，司马辽太郎毫不吝啬地给了刘邦巨大的篇幅去刻画刘邦的反面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史记》中司马迁对刘邦好酒好色等无赖形象的刻画，对刘邦的人性弱点也没有一丝的放过。除此之外对刘邦的负面形象也进行了过度的渲染。从刘邦的背景描写上可以看出，伯仲叔季为中国传统上区分位次先后的常用词语，与日本姓名中的太郎、次郎等有相同的用法，“太公”“媪”在中国古代，是老翁、老婆婆的惯用称谓，平常无奇。而司马辽太郎把用来叙述刘邦的社会关系的正常用词扭曲为司马迁在故意调侃刘邦，将此称为刘老大、刘老二、老疙瘩儿和老爷子、老太太。这虽有增加人物命运转折之意，但更多的是对刘邦社会地位的嘲讽。在当时那样的一个礼贤下士的年代，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刘邦可以说是对人毫无礼貌。《项羽与刘邦》一书中数次写到刘邦一边搂着女人洗脚，一边接见仰慕而来的“士”，可谓无理至极。除此之外刘邦还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只要有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并且采用；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认为“一辈子待在沛城反而更好”；他是一个“逃亡专业户”、“百战百败”，一无是处，身边的朋友都是“一群渣滓，是无赖、小偷”。
也许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中刘邦能够最终战胜项羽的理由是刘邦在骂人的时候“被骂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感到受伤害”。所以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刘似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虽然最后成为楚汉之争的胜利者，但是无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个人能力方面都不符合英雄的概念，刘邦不是司马辽太郎眼中的英雄。
项羽的不足
（二）作为《项羽与刘邦》中的另一主人公项羽勇猛无敌，武功盖世，军事方面个人能力无比突出。项羽本身出身于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名门，从小就有名仕项梁的教导。项羽是桀骜不驯的，作为楚人之后，在江南的会稽遇到秦始皇帝出巡时，可以大喊一声：“彼可取而代之”。胸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远大理想，“他力气大得惊人，头脑又聪明，还有一股太人喜爱的憨直劲”，项羽注定会得到实力派人物的信赖和尊重。这样的一个项羽是符合人们心中英雄的形象的，在《项羽与刘邦》前半部分，项羽也是在朝着英雄的方向在发展。
从大义凛然的刀劈宋义、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开始，项羽进入他的高光时期。在战争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项羽率领的楚军几乎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项羽自身武艺高强、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无以匹敌；在战场之外，项羽爱护士兵、团结士兵，项羽就是楚军的精神领袖，只要有项羽在楚军就会凝聚在他的麾下。项羽所带领的楚军以楚人为主，这样的军队很容易形成凝聚力，这是楚军的优势，但遇到项羽的任人唯亲、心胸狭隘，很快成为其最大的弱势。在楚汉相争刘邦胜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黥布、彭越、韩信等均是自先依附项羽，后投靠刘邦。项羽的思想是武功胜过一切，过于刚愎自用，“论武功，项羽比任何人都高强，再加上他爱憎分明，性情过于激烈，部下对他只有畏惧和服从，不再有人敢反驳他的话。楚军整齐划一的长处，已开始暴露出病态的症状。”人才的大量流失，项羽的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了项羽在楚汉之争的失败。
项羽虽然个人能力卓越，有良好的社会背景，但是由于其刚愎自用、好用武功、独断专行，造成联盟分崩离析，部下满腹怨气，不是一个时代需要的领导者。虽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司马辽太郎的《项羽与刘邦》中他也只能以一介武夫存在，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封侯人也不是英雄
（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展开，一个旧王朝的覆灭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无人从平民变成王侯将相。《项羽与刘邦》中众多的王侯将相最后都没有成为司马辽太郎笔下的英雄，他们或有着贪婪好色的缺点，或有着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不足，再或者他们只是幸运巧合而成为王侯将相。在《项羽与刘邦》结尾叙述因得项羽首级而被封侯的五人时，这样写道“只是若无其事地写到那几个封侯人的名字”，足以看出司马辽太郎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英雄。
被肯定的英雄
二、士终结了楚汉相争
（一）楚汉相争进入了白热化之后，刘邦和项羽势均力敌，不分胜负。非但如此，刘邦与项羽在荥阳附近进退两难，长此以往两败俱伤。
这是自从陈胜吴广发动起义以来从来没有的困局，作为两个军事集团的领导者，刘邦与项羽都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矛盾已经被升级到了刘邦与项羽所在层次无法排除的高度。这时在前面做了大量铺垫的“士”展现出来，侯公提出以鸿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并得到刘邦军事集团的认同和成功说服一向固执己见的项羽，为楚汉相争的结束提供了前提。
“士”侯公以简单的办法解决了武力、谋略、政治、交际都无法解决的尴尬局面。看似简单的办法其实是综合了刘邦与项羽背后的军事、历史、保障、民生等多种因素得出的结论，在这个滑鸿沟为界，各自退兵的方案当中蕴含了丰富的经验、大量的智慧，是春秋以来以法家、道家、纵横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主张所不能比拟的。
士的作用
（二）《项羽与刘邦》一书当中，士始终在影响和决定着项羽军事集团和刘邦军事集团的建立、成长和发展。范增作为项羽的亚父在项梁死后开始扶持项羽，在范增的影响下，项羽成为势力最强大的秦末起义力量，引得各地武装力量和谋士竞相归属，可以号令天下各股势力。同时范增也最先洞悉刘邦日后将成为项羽最大的敌人，力劝项羽通过鸿门宴杀掉刘邦，以绝后患，后续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范增的前瞻性。
另一个方面，项羽军事集团力量从巅峰走向衰弱也是从范增失去项羽信任开始。张良认识到范增对项羽的巨大作用后，使用离间计挑拨。项羽对范增开始怀疑，影响了范增发挥其在项羽军事集团作用，才得以让刘邦军事集团有了成长的机会。
除了项羽和刘邦军事集团中的“士”或接近“士”的谋士被司马辽太郎详细描写之外，秦末汉初的各支军事力量中极少被提到有“士”的存在。缺少“士”的帮助是各支军事力量无法壮大的直接原因，各支军事力量虽然有着各自的优势，这些优势只能帮助他们在长时间的战事纷争中昙花一现，不能帮助他们走向最后的胜利。
刘邦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个人能力并不突出，甚至是有严重的人格缺陷。缺少了“士”或接近“士”的谋士帮助前，可谓百战百败，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失败让刘邦自暴自弃。这个“逃亡专业户”最惨的时候只有夏侯婴在身边，甚至为了逃亡时减轻马车的重量要推下自己的亲生儿女。这样的描写在《项羽与刘邦》中比比皆是，为后续“士”和具备一部分“士”特征的人帮助刘邦战胜项羽做了强有力的铺垫。
士的本质特征
（三）侯公是《项羽与刘邦》中“士”的代表人物，侯公出场次数不多，但是在楚汉争霸的全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侯公没有显赫的出身，在一辩成名之前没有令人记忆深刻的履历，却有着长期的游历经历。一辩成名后，除了坐着借来的马车在成皋城里兜风外，没有其他物质享受的行为，甚至抛弃了“平国侯”的爵位，溜之大吉。
按照马斯诺的需求层次划分，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 真正的“士”就是一直在追求者自我实现，所有的行为都是为自我实现的铺垫，有时为了自我实现甚至要跨越过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的需求。《辩士往来》一章中侯公和蒯通有能力生活的更好，这种更好是超越普通民众的更好。侯公和蒯通都是“士”理念的追求者，可谓志同，但道略有不同，侯公可以为蒯通剽窃自己思想的行为而选择再次孤独，就可以看出“士”对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超越了社交的需求，而非社交的需求是自我实现需求的基础。郦生说齐、侯公说楚等，几乎每一次士的出使都是安全没有保障的活动，但士从来没有因为安全因素而放弃过自我实现的机会，甚至郦生在齐王的锅中都为了成为真正的士而妥协。
“士”所追求的并不是“义”。“义在古代写入‘義’，本是由羊和我两个字组成，由此有‘让我更美’的含义。”义可以使人获取名，刘邦的车夫夏侯婴在刘邦的逃亡之路上不离不弃，生理、安全、社交等等均没有保障，在刘邦顺境的时候夏侯婴也可以封官授爵，同样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但夏侯婴的思想中只有刘邦一个人，这是一种义。张良在刘邦潦倒之时对刘邦的扶持也是一种义，这种义可以帮助张良让刘邦，让所有人看到他的能力，认识到他的自我价值，但这是建立在成就自我的道路上。
“思想和气概，都应该举世无双。”和“安抚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是“士”的两个条件。士是有崇高理想追求的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士并非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作为项羽或刘邦的“客”，这是最有效区别“士”的真伪的方法。项羽和刘邦的“客”中有很多人不是真正的“士”，他们虽然也为了自我实现，但是那种自我实现只是为了封官授爵，为了青史留名，有利益的追求。这也是“侯公”与“陆贾”、“张良”、“萧何”们最大的区别。
综合上述，司马辽太郎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不是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专家，但他对中国古代“士”的见解却是非常深的。《项羽与刘邦》这部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超脱了历史史料的记载，具有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的特质，从政治角度、文化角度、人文等专业技术角度，生动入微地刻画了“楚汉争霸”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项羽与刘邦》展现了司马辽太郎的英雄观，自我实现是人需求的最高境界这毋庸置疑，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引人思考。
参考文献：
[1]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M].赵德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历史文库，2004:280.
[3]梁伟岸.“皇媪”考[J].黑龙江史志，2008，（16）:71.
[4]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全集46[M].文芸春秋，1984:36
[5]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M].赵德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204.
[6]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3：329-330
基金项目：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018-2020外研社横向课题项目《司马辽太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萌，山东淄博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