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曼德维尔游记》到《消失的地平线》:浅析英国文学中“东方乌托邦”式中国形象的变化

发表时间:2021/7/13   来源:《中国教师》2021年8期   作者:徐岳玥
[导读] 《曼德维尔游记》和《消失的地平线》两部英国文学作品对中国形象的塑造都带有鲜明的“

        徐岳玥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曼德维尔游记》和《消失的地平线》两部英国文学作品对中国形象的塑造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乌托邦”色彩。英国人通过不同的视野来认识和塑造中国形象,作为一种弥补自身缺憾的理想国,承担着启发世俗精神、推动思想超越的作用。不论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力量,还是作为逃避社会的幻境,作为“他者”存在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中国形象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英国文化与社会,成为英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英国文学;乌托邦;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徐岳玥(2000.3—  ),女,河南省许昌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一个作家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往往离不开作家本人或者说其身处的社会群体对他国形象的认知和理解,而这种认知又会随着作家的生活体验、两国经济政治水平以及国际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得到发展。从14世纪开始,英国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本文主要以《曼德维尔游记》和《消失的地平线》为例分析英国文学中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中国形象,以及这种“东方乌托邦”形象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异国形象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异”是差异,是与主体不同的不熟悉的一切,其本质是差异性。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构建,往往是对这种差异性的体验和文学表述,是作家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国关系的自觉思考。形象塑造者往往把“他者”当作一个舞台或场所!在这里进行自我确认、自我展示等隐秘渴望,表达源于自我的梦想、期待和追求,叙说自我的焦虑、恐惧与敌意。因此,异国形象有塑造“他者”和表述“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在对异国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的这种关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较少具有确实性。”[1]157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通常不是客观现实的呈现,而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和虚构,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和“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1]7。这样塑造出的异国形象通常会受作者臆想、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而带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
        一般而言,按照作家本社会的模式塑造的异国形象,大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主要是维护作家本社会的秩序;反之,按照与作家本社会不同或相反的模式塑造的异国形象,则大多具有乌托邦色彩,作家通过这种异国形象的塑造试图否定自己身处的社会,并把作家自身的欲望、想象与追求投射到异国形象上,希望能够以此来对本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现实造成一定的颠覆和影响。由于作家对异国的理解并不是个人化的,而是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观念、情感和欲望的影响。因此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英国文学中作为“他者”存在的中国形象往往都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二、《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世俗乐园”
        英国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源远流长,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中国形象都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在14世纪,英国作家曼德维尔便对这座神秘的东方古国有详细的描写。不过《曼德维尔游记》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游记,曼德维尔本人也从未前往中国,他只是根据当时的一些资料进行想象,将中国塑造成了繁华富丽、和平稳定的人间天堂。在曼德维尔的眼中,遥远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那里繁华富庶,世间奇珍无所不有,人民安居乐业,大汗的权势威震四方。“大汗及殿中其他人的餐桌旁都绕有金制的藤,它环绕于整个宫室,上面缀满状似真葡萄的东西(宝石),……杯子上饰有绿宝石、蓝宝石、黄金或诸如此类的宝石”;大汗检阅时的对象“身着各色丝绸制的衣服,上面缀满珍珠宝石,吟咏诗人歌功颂德,妩媚少女翩翩起舞……”[2]。曼德维尔极尽夸张渲染,赋予遥远的中国极度繁华富丽的幻想色彩。
        《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是作家想象的、虚构的中国形象。他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在于世俗的物质方面的繁华富庶和政治的稳定。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英格兰来说,遥远的中国是一个世俗乐园,正是那时的英格兰所需要的物质化的异国形象。当时的英格兰被基督教会支配,在基督教蔑视财富积累的思想观念下,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当他们带着钦羡议论中国的幅员广阔、物产丰饶、财富遍地、城池林立时,同时也在品尝自身的遗憾、压抑与不足,并表达着自己的羡慕与渴望;当他们谈论中国帝王的威严时,他们也正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曼德维尔的中国幻想激发了英国文化中的世俗欲望,迎合了英国人追求物质财富、追求世俗享乐的需求和渴望,寄托着英国人自我超越、自我改造的动机与希望。作家期望能够通过塑造这个富饶和平的人间天堂来强化人们对物质的向往,激起他们对现实的压抑与不满,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世俗欲望和政治理想,从而颠覆基督教对人性中世俗欲望的压抑和泯灭。
        三、《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世外桃源”
        从《曼德维尔游记》开始,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不断承担着启发世俗精神、推动思想超越的作用。英国作家将自身的需要与欲望投射到中国的形象塑造中,使他们笔下的中国拥有更多美好的特征,逐渐成为令人神往的东方理想国。然而这种“东方乌托邦”形象并不是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永恒主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对中国现实了解的增多,英国人逐渐发现了中国文明的弊端。在18、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中国变成了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变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乌托邦色彩又重新出现在了英国文学中。快速的工业化带来了物质上的满足,然而这种过快的发展也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种隐患到达了顶峰,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批知识分子将眼光重新投向了中国,他们从中国古老的文学艺术、思想道德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与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

于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作为远离世俗纷争的“桃花源”重新活跃于英国文学中,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
        詹姆斯·希尔顿也没有到达过中国,《消失的地平线》依然是作者基于资料和想象的产物。其创作《消失的地平线》的灵感均来自于美籍奥地利裔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1924到1935年在云南省西北部探险期间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照片。也就是说希尔顿的创作灵感均来自于相关文章和图片得来的想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个人文化气质。故其幻想出了巍峨凌厉的雪山、“错彩镂金”的建筑以及一个集聪慧与力量于一身的主人公康维。小说的背景在遥远神秘的香格里拉,与《曼德维尔游记》中的富丽堂皇的世俗天堂不同,人迹罕至的香格里拉是没有受到工业化污染的“人间仙境”。这里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资源,安居乐业的人民,并且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收藏,还有放置了大量珍贵藏书的博物馆。此外,虽然位于人迹罕至的秘境之中,香格里拉却依然能够与现代文明保持密切的往来,可以使用先进的现代化器具,又保留着富有东方气息的传统文化。作家笔下的香格里拉是幽远而宁静的,处处充斥着中庸、适度、宽容的儒家哲学,充分展现着这片遥远的东方净土的魅力。甚至这里的居民可以永葆青春,拥有永恒的生命,这是西方人对青春对生命最美好的祈望。这不仅是英国作家在工业文明和经济萧条的时代背景下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寄托,也是当时迷茫无望的人民心中的天堂。  
        四、英国文学作品中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变化
        中国在英国文学中的最常见形象便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但是这种乌托邦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曼德维尔游记》到《消失的地平线》可以看出,中国“乌托邦”形象从世俗的物质乐园到理想的政治文明的象征——“孔教乌托邦”,再到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这种变化主要受到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的影响。
        《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中国形象,是富饶繁华的世俗天堂。这一时期的中国作为英国文学中“他者”,主要承担着推动社会现实改造的任务。包括后期随着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孔子哲学的传播,使人们在描述中国的富足外,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圣哲文化和政治伦理制度。作家将对中国的推崇与向往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他们所塑造的中国是其发泄不满、寄托希望的理想国,是用以批评本土文化的工具和武器。这样,人们开始期望能够打破现有的社会格局,将理想变为现实,这种愿望就成为了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力量。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不再是英国人向往的对象,自然也就不再具有推动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随着英国在国力上不断强盛,种族优越感助长了英国人的傲慢和霸气,雄霸天下的野心与日俱增[3],再加上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失败[ 指的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搜集情报。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在各自的利益上采取了互不相让的顽强抗争态度。并由此导致外交谈判的失败。],一股敌视、蔑视甚至诬蔑中国之风日盛,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文学中利用中国质疑自我之声几乎销声匿迹,中国“乌托邦”形象被打破,英国很多作家开始在作品中丑化甚至污蔑中国。例如,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被嘲笑的对象,雪莱将中国人看作未驯服的蛮族,狄更斯借笔下人物之口质疑中国的哲学[4]。
        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人民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世俗的物质,而是能够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当时社会正处于一种沮丧、恐慌与动荡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现状极其不满。工业革命为社会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为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战争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西方文明陷入低谷,人们对现实生活感到迷茫无望。面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西方人希望能找到一个相对好的使文明得以存续,使人们的生命得以保全的地方,哪怕仅仅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因此,在《消失的地平线》中,作家选择把理想国建立在了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遥远的东方大地上,希望能够得到精神世界的解脱,摆脱现实社会带来的窒息感,重新寻找精神上的信仰[5]。因此他笔下的香格里拉是远离战乱、平静美好的,是一种用来逃避现实的美好幻境,是不存在的“世外桃源”。这里的异国形象,是作为一种逃避社会的审美的幻境而存在的。在这样的“世外桃源”,作家将这个“乌托邦”描绘成充满了人文色彩的,安时处顺、乐天知命,充满了安详与快乐的神秘之境。这里充满着真善美,人们团结友爱,幸福安康。在香格里拉的所有领域,处理各教教派、各民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守着“适度”的美德。而这些在英国则被机器的轰鸣、工厂的浓烟淹没了。人们虽然在物质生活上越来越富足、舒适,但单纯的物质追求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侵蚀了人们的道德和精神,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希尔顿所描述的中国“乌托邦”是一个自然和谐的神秘之境,传达着西方人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向往与回忆,这一中国“乌托邦”形象对于西方文化,意味着一种怀旧与思乡的情绪,他们通过实际的或想象的旅行,寻找着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一种没有被物质异化的人性。
         结语
        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常常带有乌托邦色彩,英国人主要通过想象而把中国作为一种弥补自身缺憾的理想国。当他们的欲望与需求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时,便将其投射到中国形象上,以表达一种愿望,激发一种追求,从中汲取某种改造社会、颠覆现实的力量。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明陷入精神困境,英国人又转向新的视野来认识和塑造中国形象。无论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力量,还是作为逃避社会的幻境,作为“他者”存在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中国形象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英国文化与社会,成为英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英国人对中国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有助于我们反思和完善我们的民族文化性格,使我们扬长避短,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从而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伍辉.解读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J].南华大学学报,2005(10):109-112.
[3]云虹.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定型[J].四川大学学报,2008(4):107-111.
[4]姜智芹.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J].东南学术,2005(01):117-122.
[5]黄河卫.西方人眼中的完美中国形象——以东方主义视角评《消失的地平线》[J].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09(06):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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