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乙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的疫情天灾，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此次疫情，不仅考验着中国城市，还考验着乡村。但是，乡村社会却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强硬的一面，从单向依赖向多元主体互动及时转换，基于政策学习视域下，本文侧重强调乡村疫情防控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统一目标、集中力量阻击疫情，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键词：乡村应急管理；政策学习；互动机制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2019年12月，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生，大量在外的农民和大学生返乡过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速病毒的扩散，逐步蔓延至全国各地。此次疫情，不仅考验着中国城市，还考验着乡村。此次疫情由于具有传播性强、不确定性和控制难度大等特点，逐渐演化为一场跨领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使管理体制、治理能力以及医疗体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呈现出来。从影响乡村疫情的因素上看，桂华从社会流动人口状况在时间、空间和区域三个方面分析疫情防控的问题，疫情防控体现了乡村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的特征。[1]从政府治理形态来看，各级政府的确也借用了军事组织技术来重构政府行为。湖北武汉肺炎疫情发生正值农历春节特殊时期，大批农民工返乡，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薄弱，导致防疫工作极度紧迫。[2]
综上所述，各学者剖析了影响乡村疫情防控的因素，为我国在防止疫情扩散时献言献策。笔者以已有相关研究为基础，基于政策学习的视角，采用个案分析方法，以基层治理、协调发展等为准则，力图从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贡献、大众传媒融合以及村民嵌入的“四维”视角深入分析乡村疫情防控的互动机制。
三、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础
政策学习，又称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指的是相对持久的想法或行为目的的转变，这个转变是由一定经历引起，并与政策目标的实现相关。[3]
（一）学习路径
王浦劬等认为公共政策扩散机制有学习、竞争、模仿、行政指令推行和社会建构机制五种模式。政策学习不同于模仿，不是进行简单机械的政策照搬和挪用。 [4]在政策学习过程中，考虑到中国是标准的中央集权型单一制的政治现实，基于全球信息化、技术化的背景下，决策者改善政策时可以从四个维度考虑政策学习的路径：纵向网络互动下从中央到地方、横向网络互嵌下村村之间隔离、前后互动和内外互动。
（二）学习过程与研究方法
学者ＲobertＲich 对组织的知识使用划分的三阶段：信息的收集、处理和运用。[5]信息收集是指接受或获取政策知识或信息。信息处理是对政策信息的筛选，确保信息的有效性。信息运用是将可行的政策操作化。本文通过安顺市阿歪寨的个案分析，在政策学习视域下探索中国乡村疫情防控中各主体是如何互动的，运行的机理有何关系。
四、脚本描写：政策学习与互动机制
（一）情景再现之阿歪寨
阿歪寨村，隶属于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幺铺镇，全村现有人口247户1072人，其中布依族1041人，占总人口的97%，是典型的布依族传统村落。区政府、镇政府、乡政府联合互动，村口搭棚，防疫点每天24小时轮流值班。村干部组织发放口罩、宣传单家，查询是否有外来人员，建立微信群直接与村民对话，构建起“十户单元、村组网络、支部主体”的自我管理格局。村医每日到三个村走访三次去测量体温、消毒。广播从早上8点至晚上8点循环播放。直至目前，阿歪寨没有发生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哪个不怕死，哪个不怕痛？但是不能随便乱蹿，惹上病传染给别人要负责，这个责任是担待不起咯！”（阿歪寨村民H，2020年12月）
（二）从单向性依赖到多元主体互动
1.纵向网络互动：从中央到地方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央高度重视，2020年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对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根据新冠肺炎患病发生率人数从2019年12到2021年1月看呈现出“N形”，新冠肺炎患病发生率人数的增减同气候变化、人员流动规模大小有着紧密的联系。鉴于一些地方疫情防控严峻，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频繁，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也印发了《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安顺市发布关于做好安顺市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
2.横向网络互嵌：村村之间隔离
地方政府间学习彼此的政策措施，村村隔离有效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阿歪寨坐落于两山中间，进出口单一，在村口搭棚，横跨“一根杆”，便割断邻近三村之间的来往。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村民众志成城的内生性，防疫站点24小时轮流值班，确保了全村人的安全。作为布依族村落，每年春节跳藤甲舞、表演地戏的风俗从未间断，疫情的突入袭来，这些载歌载舞的节目被按下暂停键，为不给村里增加发病风险，不给国家增加烦恼，村民配合度极高，各自呆在家里不出门。整个寨子“静”了下来。
3.社会组织贡献：链接补给资源
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专业性和志愿性的特点，其在参与公共危机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能够很好地协助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及时补位，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作用特别显著。在疫情的侵略下，社会组织迅速行动、积极响应，从抗疫一线到社区防控，从募集款物到招募志愿者，社会组织向各个地区捐献防疫物资。在疫情发生后，正是基于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号召，主动补位，弥补政府在防疫中的不足。
4.大众传媒融合：让传递的声音阻止人与人的聚集
大喇叭、广播等在村里每天循环播放，第一时间向社会及公众通报疫情信息，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抗疫条幅、宣传口号在村里的墙上、黑板上等随处可见。针对很多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微信，不会时刻注意到在网络媒体播报的新闻信息，省卫生健康委的短信每日一条，不仅能让老年人认真阅读还能提高警惕。看似“落后”的群发短信做法，此时反而非常有效。通过加强宣传和防控措施的落实，确保疫情能够及时被发现，不被瞒报。
五、结论
乡村疫情防控是中国战胜新冠肺炎的不可忽视的战场之一。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学习中，阿歪寨疫情防控实践彰显出政府、社会组织、村民和大众媒介四者相互协调的互动机制，有效控制了疫情，这对乡村疫情防控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桂华.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疫情防控体系建设[J].人民论坛,2020(11):71-73.
[2]吕晓勋.严阵以待,织牢农村防疫网[N].人民日报,2020-02-07(005).
[3]保罗.A.萨巴蒂尔,汉克.Ｃ.詹金斯-史密斯.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径［Ｍ］.邓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
[4]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0(06):14-23.
[5]Robert F.Rich,“Measuring Knowledge Utilization：Processes and Outcomes，”Knowledge and Policy，vol.10,no.3(September 1997)，pp.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