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服务“一带一路”是高职教育的重大发展机遇。通过对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43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存在不同区域的高职院校参与的程度不均衡、举办项目与“一带一路”的方向契合度不高、项目的规模较小、面向的国家和地区相对集中、与企业深度融合和人才培养标准化需要加强等问题。因此，高职院校要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聚焦“助力企业走出去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系统构建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体系，以技能人才培养为重点，与走出去企业联合开发标准，实现良性循环，提升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和可持续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一带一路
一、引言
“一带一路”旨在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提到“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教育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通过经济合作发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构建经济协同的共同体[1]，是“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职业教育是一带一路中教育合作的重要组成，目标是为深化经济合作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标准和民心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鼓励骨干职业院校走出去。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院校。”《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主动发掘和服务‘走出去’企业的需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这对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指明了两大方向，即通过职业教育合作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入先进标准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
在倡议和相关政策出台后，我国的高职院校陆续开展了服务“一带一路”的活动，300余所高职院校在国（境）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300多项的国际合作，2018年5月在深圳召开了“互学互鉴，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作者选取了全国43个“一带一路”高职院校的案例，通过对这43个案例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客观的把握我国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现状与趋势，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推动高职教育进一步明确“深化经济合作”的目标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的方向。
二、样本指标确定与统计特征分析
（一）样本指标确定
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主要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入先进职业标准”两大方向。郝天聪[2]提出，教育可从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4个方面进行评判。《“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案例汇编》中，项目的信息主要包括合作单位、项目介绍、项目成果、合作意愿等。
综上情况，选择单位、方向、项目、规模、区域这五个作为研究分析的指标，其中主体、方向、项目、区域4个指标为计数变量，规模指标为计量变量。单位分为院校类型和所在区域2个维度，项目分为类型、内容、办班地点、生源4个维度，规模分为项目数量、服务学生人数和派出教师人数3个维度。样本指标与维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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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自治区）。
（二）统计特征分析
1. 对项目单位的统计分析
作者运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项目单位上，国家示范校、国家骨干校、省示范校、一般院校的数量及占比见表2，高职院校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布及占比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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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来自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占到67.4%，国家示范校、国家骨干校及省示范校，合计占到93%。院校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来自江苏的院校最多，有8个；其次是广东和山东，有5个。运用SPSS 21.0 对各省的项目总数进行统计，16个省域的参与的高职院校的均值为2.8667，标准差为1.95911，8个省域的参与总数未达到平均数。可见，省域间服务“一带一路”总数离散程度较大。统计显示，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各省域举办项目的数量的分布也极不平衡，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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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愿景与行动》的“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讲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从项目单位的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占比超过2/3，是服务“一带一路”的主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较低，与《愿景与行动》中要求的西北、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内陆地区的定位、功能和要求有较大差距。
在合作单位上，高职院校有合作单位的项目有32个，有个别项目合作单位既有境外的企业也有境外的大学。其中属于服务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项目有19个，合作机构是境外的大学或教育机构的有16个，合作机构是境外企业或者行业组织的有3个。
2. 对项目内容的统计分析
在项目方向上，与“一带一路”方向一致的有23个，占比为53.5%，其中属于“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项目有19个，属于“引入先进职业标准”的有4个；其他20个项目基本都属于接受留学生、合作办学专升本、语言培训等，属于传统的国际交流的范畴。
在项目类型上，属于培训的有36个，学历的18个，科研1个，竞赛2个，其他模式的8个（部分院校举办的项目兼有培训、学历、其他等多种类型）。
在项目内容上，属于输出知识技能的有31个，属于文化交流的有3个，属于输出企业标准的有1个；属于引入工艺流程的有0个，引入产品标准的有0个，引入技术标准的有4个，引入服务标准0个，引入管理方法的1个。
在办班地点上，境内办班的有32个，境外办班的有25个，其中部分院校举办的项目兼有在境内和境外办班。
在生源来源上，境内生源的有23个，境外生源的有33个，其中部分院校举办的项目兼有境内生源和境外生源。
3. 对项目实施的统计分析
高职院校举办服务“一带一路”项目的数量统计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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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中，1个院校举办1个项目的有35个，举办2个项目的有3个，举办3个项目的有1个，举办4个项目的有3个，举办5个项目的有1个。服务学生的平均人数为1258个，在平均人数之上的项目有仅6个；如剔除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30000人和义务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11065人，服务学生的平均人数为364人。派出教师的平均人数为16.2人，在平均人数之上的项目有仅7个。
区域中，有的项目面向多个区域，其中非洲5个，欧洲13个，亚洲32个、北美2个、南美、大洋洲3个，面向全球的11个。面向国家最多的是马来西亚有9个，其次是印度尼西亚有7个，第三是泰国有6个，第四是德国有5个，第五是俄罗斯有4个。
三、统计结果分析
在统计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项目方向与“一带一路”的契合程度、项目实施与“一带一路”的关联程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项目方向与“一带一路”的契合程度
1. 办学水平因素对项目方向的影响分析
在项目方向上，属于“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项目有19个，其中国家示范校有8个，国家骨干校有2个，省示范校有7个，一般院校有2个。
在项目方向上，属于“引入先进职业标准”的项目有4个，其中国家示范校有2个，国家骨干校有1个，省示范校有1个，一般院校为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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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示范校和骨干校合计200所，占到全国1336所高职院校（数据来源，201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15%。在43个案例院校中，国家示范校骨干校的占比达到65%，省示范校占到30%，远远超出国家示范校和骨干校在全国高职院校的占比。可以看出，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在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2. 地域因素对项目举办的影响分析
在高职院校所在的地域上，东部地区的28所高职院校举办的项目方向与“一带一路”的契合的有15个，比例为53.4%；中部地区8所高职院校有4个，比例为50%；西部地区7所高职院校有4个，比例为57.1%。可见，地域因素对项目举办的方向基本无影响。
东部地区28所高职院校占到43所高职院校的65.1%，东部的13个示范校占到25所示范校的52%。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基数优势，东部地区的示范校、骨干校数量合计92所，占全国示范校、骨干校总数的46%；二是资源优势，东部地区的示范校、骨干校的办学经费、国际交流等，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东部的示范校52%比例低于全部的65.1%比例，表明东部的示范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服务“一带一路”的参与力度。
东部的13个示范校中，与“一带一路”方向一致的有5所，占38.5%；西部的7个示范校中，与“一带一路”方向一致的有3所，占42.9%；中部的8所示范校中，与“一带一路”方向一致的有2所，占25%。与43个院校中有23个项目方向是与一带一路一致的占比53.5%比较，均偏低。表明示范校在服务“一带一路”项目的方向上，尤其是中部地区的示范校，契合程度低于平均水平。
从整体来看，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未能在服务“一带一路”中拥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窗口作用、门户功能，在举办的项目比例上明显偏低。中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未能发挥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二）项目实施与“一带一路”的关联程度
1. “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结构因素分析
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举办的19个项目中，在境内举办的有11个，境外举办的有14个，其中部分项目在境内和境外都有举办。生源为境外学生的有16个，境内学生的有9个。在境内举办且生源为境内学生的有7个，境外举办且生源为境外学生的有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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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部分项目既在境内也在境外举办，生源有境内也有境外。
依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的重点有两个途径：一，在国内培养能跟随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二，在国外培养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从“境外举办且生源为境外”比例来看，在国外培养本土人才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境内举办且生源为境内”比例来看，在国内培养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举办的19个项目中，输出企业标准的仅2个，这个数量偏低。德国的职业教育通过向全世界输出标准，尤其是与企业相关的标准，对德国制造和德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标准化为德国带来经济利益，标准化对德国制造业走向世界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企业要走出去，构建新的产业价值链，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在我国5G、高铁、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基础建设等优势产业[3]。
这个数量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我国企业的对标准认识不足，先进的标准总量偏少；反观早期在通讯领域，思科、爱立信等制定的标准主导了信息产业的发展，标准在全球的传播和认证，对企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其二是我国高职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度不足，未能和我国的优势产业融合，构建职业教育的标准，从而无标准或者少标准可以输出；反观德国的职业教育，为了应对工业4.0，构建职业教育4.0，支持、促进德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2. “引入先进职业标准”的结构因素分析
在“引入先进职业标准”的4个院校中，有3个属于引入技术标准。从“引入先进职业标准”的总量占比来看偏低。
（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后续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分析的样本数量有限，仅选取了43个案例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这43个案例是经过选取的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是样本数量仍然偏少。
二是选取的43个案例，不能确定选取单位在选取抽样的时候是否遵守了随机抽样的原则。国家示范校、国家骨干校因有较大的知名度，因此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典型案例选取的属于做得比较好且比较有特色的案例，分析的结果有可能优于全样本的分析结果水平。
后续的研究，可扩大样本数。研究方向和内容可进一步明确和深化，重点放在服务“一带一路”与人才培养质量的量化分析上。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高水平高职院校是服务“一带一路”的主力但规模偏小
国家示范校、国家骨干校及省示范校举办的服务“一带一路”的项目，占到43个案例的93%，是服务“一带一路”的主力军。但是，国家示范校、国家骨干校及省示范校仅占到我国高职院校少数，大部分的一般院校未能举办服务“一带一路”的项目。
全国仅不到30%的院校参与服务“一带一路”。服务的项目数、服务的学生数、派出的教师数等数量均偏低。服务的规模小，导致效益偏低，甚至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补贴来维持项目的运转。
目前我国东部的高职院校参与服务“一带一路”的数量占到近7成，各省域参与的高职院校数量不均衡，中部、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占比较低，与《愿景与行动》中要求的中西部地区的定位、功能和要求有较大差距。
2. 高职院校开展服务“一带一路”的探索但需进一步把握核心要义
“一带一路”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合作发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核心要义是服务“走出去”的企业，两大方向是通过职业教育合作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入先进标准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但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方向一致的项目仅占53.5%。高职院校要进一步将服务“一带一路”的项目下沉，下沉到与走出去的企业合作上，下沉到企业需要的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上。
国家示范校在服务“一带一路”项目的方向上，契合程度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的8所示范校中，项目与“一带一路”方向一致的仅2个，高职院校尤其是高水平的院校需明确服务“一带一路”的方向，提升服务效果。
3.与企业深度融合和人才培养标准化需要加强
在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上，存在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的现象，举办的项目多为传统的留学生、文化交流等，未能与走出去的企业融合在一起，尤其是与行业的龙头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培养人才。
在培养国际化的人才中，需要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标准化水平。高职院校与企业一起研发，将企业的标准、行业的标准转化成为技能人才的培养标准。中国职业教育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标准，树立中国职业教育品牌，服务“一带一路”是重要机遇，与走出去的企业一起制定和输出标准是重要途径。
4. 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需要加大走出的力度
从高职院校服务的区域和国家来看，主要面向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主要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德国、俄罗斯等，区域和国家相对集中，未能覆盖到全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项目，境内举办且生源为境内占比36.8%，境外举办且生源为境外占比63.2%。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主要有在国内培养能跟随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和在国外培养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两个途径，这两方面均需要加大力度。
（二）建议
1. “一带一路”是高职院校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为先导，以商贸为桥梁，以民心相通为根本，为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机会，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4]。
通过与走出去的企业合作，向世界输出中国高职教育模式，传播中国技能人才培养标准，为民心相通奠定基础，为高职院校提升国际化水平拓宽渠道。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参与服务“一带一路”的数量和比例较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处于上游位置，44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仅有20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水平高于中国[5]，这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意味着我国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比较优势，总结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走出去企业需要的技能人才。“一带一路”给我国高职教育走向世界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2. 聚焦“助力企业走出去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应围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的“宏大经济愿景”这一目标，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民意基础。
明确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方向。在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严峻挑战时，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是促进区域发展、抵抗经济波动的重要途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优势产业输出，在沿线国家构建新的产业价值链，与沿线国家构建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和区域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前面研究可以看出，仅有53.5%的案例都是围绕“助力中国企业和中国的优势产业走出去”和“引入先进标准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这两个主要方向开展服务工作，高职院校需要进一步明确服务“一带一路”的方向。
发挥高职教育的优势。作为侧重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而言，应该发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优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多数低于中国，缺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技能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准则和标准不一，通常是懂专业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国际法律法规，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和技师紧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7]。高职院校要发挥高职教育的优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且当地经济发展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3. 系统构建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体系
高职院校是职业教育协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实施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主动做出政策预案，尽快转变教育模式，培养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构建多层次高职院校参与的服务体系。目前仅300余所高职院校开展了服务“一带一路”的项目，参与的院校数量和举办的合作项目的数量，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应加快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工作进度，构建多层次高职院校参与的服务体系。
国家示范校和国家骨干校在高职教育拥有较高的办学水平，是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国家示范校和国家骨干校多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或者省会城市，经济较为发达，有在产业领先的企业，领先企业存在走出去的动力，为国家示范校和国家骨干校合作提供机遇。国家示范校和国家骨干校抢抓与产业的龙头企业合作的机遇，围绕“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方向，重点做好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企业标准研发、职业教育标准研制等工作。各省的示范校，结合所在省市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和功能，围绕“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方向，服务地方企业走出去。一般院校，尤其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利用区位优势和文化优势，重点服务与中国毗邻的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北亚地区的国家，为中国企业在毗邻国家的发展提供技能人才的支持。
开发高职教育特色项目。中国企业走出去，本地化是必由之路，技能人才的本地化是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主要国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较低且缺乏开发能力，无法为“一带一路”建设供给足够的技术技能人才。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主要模式有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立足国内教育“走出去”等[8]。中国企业在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将职业技能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9]。 因此，高职院校要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入先进职业标准”这两大方向上，发挥高职教育的特色与优势，与走出去的企业合作，以技能人才培养为重点，构建服务项目。以境内举办的培训班，培养合作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高职院校在境内举办的面向企业的留学生班，重点调整到举办合作企业的订单班，毕业后留学生将到合作企业工作。高职院校在境外举办的培训班，面向目标国的人群，结合走出去的企业需求，培养企业本土化的技能人才。高职教育注重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的标准，发挥标准的规范化功能，融入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
教育部门搭建政策沟通平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就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服务的目标和方向，制定在支持和促进高职教育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人才、经费、招生、就业、学历互认等配套政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搭建与目的国的政府、企业、教育交流的平台，创造双方对接的机会，提供与目的国在高职教育上的学分互认等教育政策的支持。推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际化，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与。以大赛引导技能人才的培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持和营造良好氛围。
4. 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
标准连通服务“一带一路”。高职院校与走出去企业联合开发标准，将行业的标准、企业的标准转化成为职业资格标准和技能工种标准，并融入到人才培养中。开发相应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同时输出行业和企业的标准，标准化的培养人才。标准的制定，也有利于走出去的企业在更大范围的发展和推广。
实现良性循环的造血功能。转变现有“一带一路”项目的公益性的援助色彩，强化项目的盈利性，实现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造血功能，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建立企业、学员承担学习培训费用的分担机制，探索“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学费补贴的投入机制，实现以项目养项目，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服务一带一路，是高职教育的历史担当。发挥高职教育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聚焦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奠定民心相通的基础，实现合作共赢，是高职院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金立群，林毅夫.“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国际顶层战略设计与行动布局[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0).
[2]郝天聪.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职业教育：经验与挑战[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
[3] 陈朝萌.中国——印度洋第二条物流大通道构想[J]. 开放导报，2017(3).
[4]陈琪.“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J].现代教育管理，2018(6).
[5] 黄群慧.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12).
[6]苏丽锋，史薇。“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对策[J].教育与经济，2018 (10).
[7]陈琪.“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8(6).
[8]姜大源.高职教育不能缺位的三大领域[J].中国高教研究，2018(6).
[9]罗 恒，卡罗莱?穆西米，刘清堂.“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探究——以中国-肯尼亚职教项目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8 (9).
课题：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2017年重点课题“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定位及对策分析”（项目编号135A005）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