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琪
黑龙江大学 150080
摘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母性书写成就斐然，作家们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做出了艰苦的尝试。他们一方面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政治话语相联系，符合时代主流；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表现单一化的主题，力图从严肃的革命话语中发掘本然的母性温情，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增强革命性书写与人类文化摇篮的母性怀抱的某种联系。
关键词：宏大叙事；革命；战争；男权制
一、宏大叙事中的母亲形象
“十七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描写战争、歌颂英雄的文本，成了当时呼声最高的艺术范本。战争的主角向来都是男人，战争英雄自然也多以男性为主，但饶有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却出现了大量的神采各异的母性形象，而她们身上，革命与母性的关系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形。
（一）革命性与母性相克相生
首先，革命性与母性是“相克”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性所体现出的是对母性的拒斥。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就是这样一位“铁娘子”。众所周知，魔窟“中美合作所”就是敌人惨无人道的暴力演练场，里面古今中外的刑具多达48套。江姐被捕之后，经受了从鞭打到灌水的各种酷刑，被敌人彻夜逼供、严刑拷打。最后，粗长的竹签钉满了纤细的双手，斑驳的血迹溅满了牢房的墙壁，但她始终咬紧牙关、到死也没给敌人透露丝毫信息。她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一位比一般男性都坚强的“铁娘子”。
其次，母性与革命性也有“相生”的一面。《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也间或闪耀着母性特有的动人光辉。她像个妻子一样，知冷知热地待梁队长；她像个母亲一样，为武工队队员缝衣服、做鞋，烧水做饭；牺牲前，她担心、不舍自己唯一的小女儿，这些细节无一不凸显了她身上的母性气息，也展现了她作为母亲的本质特征。冯德英《苦菜花》中的娟子，像个男人一样斗地主、闹革命，表现出非凡的勇猛与刚强，但对姜永泉流露出了她温柔、细腻独特的母性柔情，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她的母性本能更有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母性与革命性“相生”相融的灵光，成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最深刻感人的部分。
（二）革命性与母性同向生长
翻开“十七年”文学的浩瀚长卷，不难发现其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母性形象大多是处于成长中的女性。无论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还是朴实单纯的农民女性，大都是在“成长”的叙事模式中塑造出来的。对这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作家杨沫反映女性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青春之歌》了。《青春之歌》中的“母性之歌”是通过“革命之歌”才得以实现的，这跟“十七年”的主流话语不无关系。林道静的革命成长道路是通过三个男人完成的，细读小说可以发现，这也是林道静母性不断成熟与完善的过程。与余永泽生活时，林道静多是在家洗衣做饭、“相夫教子”，余担负起养家的全部责任，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这时，林道静潜意识里原始的母性本职被唤醒，两人安心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在与卢嘉川的交往中，林道静是一位“被启蒙者”角色，这时的母性内涵，开始向革命性靠近，并超出个人家庭的局限，包含了更为宽广、丰富的内容。在林道静与江华的生活场景中，作家不仅描写了两人共同奋斗的革命图景，同时也描写了他们温馨浪漫的家庭生活场面。江华成熟稳重的性格，给林道静的母性以最坚实的依靠。同时，江华作为实践的革命家，给了林道静最终的革命归宿。这时，母性彻底烙上了国家、革命的烙印，变得博大广阔而又深厚绵长。
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母性内涵逐步从个人化扩展到国家、民族化的过程，母性被赋予了更广、更深的内涵。
（三）革命性与母性水乳交融
对苦难的承受，是母性的崇高境界，更是革命性获得的仪式。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一部分“大娘”“大嫂”始终与苦难作斗争，她们经受了革命前的生活苦难，革命后的战争磨难。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既感动于母性的伟大，同时我们又触摸到革命战士那样一份顽强的内在品格。生活的苦难赋予了她们坚韧的品格，敌人的残暴让她们明白了革命的意义。在她们身上母性与革命性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她们由此成了“十七年”时期为人称道的“革命母亲"。《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是以受尽生活磨难的寡妇身份登场的。在丈夫被鬼子杀害后，这位坚强的“大嫂”，没有一蹶不振，她独自撑起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家庭，养育女儿，照顾年迈的婆婆与病弱的母亲。不仅如此，她还尽心尽力地帮游击队员送情报，探军情，极力掩护、救助伤病员，勇敢地同敌人斗争，为革命献计献策。被捕入狱后，在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下，她始终一言不发，誓死保卫革命军队。她们勤勤恳恳地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母性赞歌。
二、宏大叙事中女性人物的建构模式
（一）男性的审视
父权制作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必然会在一定形式上影响其中的文学创作，虽然，父权文化对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有所减弱，但是话语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想要通过文学重塑自己的社会地位，想要尽力找回自己在历史中的份量，那么他们在塑造自己历史形象的同时，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是审美标准随意定义其笔下的女性，以自己的好恶来书写女性。
父权制的政治理念以及社会思想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以及创作者的价值观念，而作为反映这一价值观念的文学始终没有离弃它，反而却以一种理性与道德的信任对这一历史传统与文化语境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宣传，以对真情、友情的真挚情感，以对现代社会对欲望以及权利的追求，以自己对女性的了解以及男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女性的意识、行为以及思想进行敏锐的捕捉与细腻呈现，让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了那些在现实中脆弱无力，在作品中任人支配却是在支撑男性权利以及自尊的女性，她们在几千年来父权制文化的压制与男权意识的压制下，不断的被塑造与被叙述而显得暗淡无光，但是她们却在不断的想要冲破这样的文化钳制，想要发挥自己那一丝可怜的微光。
（二）革命化的身体
首先都指涉着女性人物符码在外貌上的特征，即女性的形象不再是一直以来文化积淀赋予她们的柔和美，而是变得雄强与坚毅。不论是神态还是身体都具有了某些“男性化”的特征。纵观“十七年”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外貌描写可以发现，“眼睛”这一身体器官备受青睐，这一时期对女性身体的描述少之又少，不过在描写女性，尤其是那些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很多贡献的女英雄时，眼睛成了表征她们坚毅性格的最主要媒介。因此叙述人便选取“眼睛”这一最能表现人的心灵的身体符码，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眼睛”的描绘，寥寥数笔，却能传达出女性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
除了这些女英雄坚毅的眼神外，叙述人还呈现了这些女性人物的健壮的体格，如果不是文本中交代了她们是女性，单从这些对她们外貌的描述中，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辨别出她们的性别。这很容易归结到从解放区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都实行的男女平等制度。在这之前，妇女的生活范围大部分局限在家庭，而当男女平等之后，她们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的，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与继续保持女性的柔美是矛盾的，说似乎就是迈向平等的必经之路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平等，她们自动褪去太长时间以来赋予女性的性格和外貌特征，变得跟曾经的权威——男性趋同了。
参考文献
[1]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2]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吴强.红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4]冯德英.苦菜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