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婧帆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高校思政教育共同体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把控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基石，实践依托则是网络话语权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对高校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加速了教育的变革。本文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下高校网络话语权的内在逻辑及外在张力，并进一步提出提出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优化路径，使高校朝着“立德树人”根本目标进行浸润式思政教育改革。
关键词：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后疫情；话语表征
一、研究背景与综述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在新时代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002).]，话语权的争夺是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的关键一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下“云传播”的兴起，以往大众传播主导的时代，逐渐让位于互联网群体传播，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主体的极端多元化、把关人缺失、情绪先行的后真相传播模式，使得网络意识形态的把控和引导具有复杂性和风险性。因而，把后疫情下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作为研究课题，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致效具有中流砥柱作用。
（二）文献综述
法国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从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认为是话语衍生了权力，而权力反之控制话语，话语不仅是符号，更代表着发言者的利益诉求，其本质是权力决定话语的属性及演变历程[ 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82.]，抢夺话语实质就是在争夺权力。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认为社会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引导，通过 “精神道德领导”“统治”两种方式来掌控权力。新媒体崛起后，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认为“拟态环境”是网络话语权的来源之一，人们凭借新媒体认识外部世界，媒介重组下的拟态环境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产生偏离。诺尔曼·费尔克拉夫认为“网络话语”属于“媒介话语”重要一支，代表发言者的社会关系以及话语所属的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同样认为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国家意识形态是话语权的标志，有社会历史性。
（三）研究过程与创新
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当下关于高校思政网络话语权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是从新媒体和大数据的角度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把握新时期的景观社会和话语表征。另一方面是研究内容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系统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方式，结合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式，明晰郑州大学相关现状并提出可行措施。
二、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内在逻辑
（一）传播逻辑：互联网“块茎传播”中的情绪流动
由高校学生构成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中，信息已经不啻是传统意义上的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更是一种观点与情绪的传递与链接。高校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场域，是由多个场域组成的 “空间”，信息在“场域”之中或之间不断地跳跃。由于信息的暧昧性和情绪的不确定性，“跳跃”中的信息不是一种恒量，而是一种变量。高校网络话语权的信息始终在“跳跃”中不断地变化与生成，形成一种流动的、差异化的、跨界式的存在。如疫情期间很多高校学生对李文亮医生进行了关注和讨论，但是由于“块茎传播”下真相的不确定性、负面信息的敏感性以及疫情中学生情绪的焦虑，使得学生出现于不确定情况下在网络平台跟风发表言论的现象，传播了失望怀疑等的负面情绪。
（二）教育逻辑：“去中心化”下的引导角色弱化
“块茎传播”下语境的变更，使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建构也转变，思政教育者的引导者角色进一步弱化。学生是亚文化群体的主力军，同时作为成长于网络时代的互联网“原住民”，更习惯通过网络表达情感和诉求，网络“新话语”的快速发展，影响网络话语权建构。相比之下，高校思政教育者的话语体系及内容较陈旧且缺乏个性，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青年网络语境，使得在教育中引导者的角色不断弱化。尤其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对社会经济的冲击，青少年群体压力与焦虑增多，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抬头，“佛系文化”和“丧文化”成为高校学生表达潮流，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引导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
（三）技术逻辑：网络使师生共在
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万物互联”成为当下和未来的趋势，舆论场去中心化日益突出。在群体传播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人人“在场”的景观社会，提供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狂欢广场”，每个主体都“沉浸”其中，教育从传统的老师“说教”转变为师生“相长”。曾经的“禁言”式思政教育和话语权引导是教育者的“一枝独秀”，高校的学生只是“戏剧舞台”中的观众，异同同声是高校思政教育语境的典型特征，信息的反馈不足且滞后。然而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云传播”达到空前繁荣，人人皆可传播，人人皆有话语权，使得传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也空前的成为共在的主体。
三、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外在张力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树本清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主流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无根浮萍”而是历史选择了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我们从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中来。即使全球化过程中思想多元碰撞，但是主流话语权在我国永远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对于高校学生网络话语权树本清源。
（二）西方意识形态的鱼龙混杂
美国学者巴莱特提出“媒介帝国主义是指某国的所有权、结构、传递或内容，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迎来了信息大爆炸时代，高校网络虚拟平台的海量信息伴随着多元意识形态，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呈现病毒式扩散。尤其是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抬头，以及现代社会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高校学生来说，难以完全分辨这些冗杂信息，容易出现价值观偏离，陷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圈套。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西方由于中国崛起下的利益博弈、意识形态差异下的冷战思维、种族与文化偏见等原因，对于中国疫情采取负面报道态度，冲击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
（三）后疫情社会现实的冲击
新冠疫情是对中国之制的一场闭卷大考，同时也是对高校思政教育和网络话语权引导的一次大考。疫情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苦难与打击，造成了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损失，妨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也影响着社会心理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心理。而疫情防控下的禁止或较少出行也使得互联网上的“云传播”空前发达，高校师生更多通过云端进行沟通和教育。这场疫情无疑加速了当前社会的变革和教育的变革，给后疫情时代的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引导带来考验。
四、后疫情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优化策略
（一）加强网络话语权后疫情教育
第一，加强爱国政治教育。后疫情时代下，在网络话语权引导过程中，应该讲好中国故事，应将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文化制度自信传递给学生，培养爱国爱党的信念。第二，加强健康传播和自然生命教育。应该引导大学生保护环境、爱护动物、敬畏自然。疫情的爆发也让快节奏的生活暂时“慢”下来，身体健康被提至重于一切的最高位置，所以在后疫情时代高校网络话语权应强调“健康重于泰山”的理念。第三，加强规则与底线思维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底线思维，着力化解重大风险。后疫情时代，高校应时刻关注影响学生思想意识导向，引导树立网络底线思维。
（二）强化后疫情时代高校网络话语权队伍建设
高校辅导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出现的共性问题是应变能力不足。要首先提高教育者媒介素养，强化思政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辅导员要实时关注网络上学生思想动态，并对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进行定期调查评估，针对不当言论和错误思潮，要旗帜鲜明地及时有效地制止，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自觉抵制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此外，也要与时俱进，充分意识到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深入探索网络话语背后的亚文化价值观，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及观念，创建良好的交流环境，用师生平等的身份主动与学生进行互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加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话语权建设。
（三）完善高校网络话语权阵地及相关规章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存在网络话语权传播矩阵不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应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建立系统化管理机制，对高校全体师生的网络言行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高校思政教育的网络话语权良性发展。加强对校园网络平台建设，也要全面构建良性话语网络化互动平台，建设主流话语权网站、官方论坛、官方公众号等。也要建立专职人员管理制度，对所有网络信息及舆情信息及时进行监控与管理，确保高效思政教育全矩阵平台的稳定和安全。高校网络平台还要制定相应的信息反馈制度，有舆情和意见及时沟通反馈，充分行使表达权和网络话语权，建立良性互动的高校网络话语机制。
（四）创新后疫情时代高校话语话语体系
一方面，要在网络上讲好中国故事。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存在过分强调宏大叙事的问题，与大学生青年群体的话语体系脱节，制约了教育引导效果。高校网络思政老师应转变话语体系，想学生之所想、言学生之所言。比如积极运用学生校园实际生活及社会真实案例来印证真理，提高思政教育网络话语的说服力，“润物细无声”。其二，教师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互动全新的师生对话模式，让学生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其三，应重视后疫情下对于学生身心影响，关注学生焦虑、抑郁、情感障碍等负面情绪和心理问题，防患于未然。
六、总结
后疫情时期，高校的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出现新的变化，本文基于后疫情时期社会特征和互联网特征，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来分析影响网络话语权的内外因素，适时提出应对新形势的网络话语权应对及优化策略，以求高校思政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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