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琳
聊城大学文学院 252000
摘要：《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书中形态各异的女鬼形象成为文学史上永不褪色的经典形象，她们一方面反映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对女子追求爱情、拥有才华、良好品质的肯定，另一方面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而究其女鬼形象的创作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写鬼的传统对蒲松龄产生的影响，二是蒲松龄“喜人谈鬼”，借鬼发“愤”，三是黑暗残暴的社会现实给蒲松龄造成的冲击。蒲松龄借鬼说事，通过对女鬼形象的塑造，曲折地完成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不满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意义价值；创作原因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了大量女鬼形象，特点鲜明，奇趣横生，对这些女鬼形象的意义价值和创作原因深入探究，不仅能够对女鬼形象更深入的认识，也能够了解蒲松龄创作背后的深刻思想。
一、《聊斋志异》中女鬼形象的意义与价值
（一）展示进步女性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女性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地位低下，无谓个人价值的实现。《论语·泰伯》言：“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这里的妇人指的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道德贤惠，以身作则，教养儿女，论功臣十人，孔子只算做九人，即使是身份尊贵的王上的亲母，也不能与另九位贤臣相提并论，古代女性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
但是《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却并未受到过多的束缚，作者给予了她们充分地追求自我的权利。首先对女子追求爱情的肯定，他写了许多追求爱情的女鬼形象，这在礼教森严的古代社会是不可想的，但是蒲松龄对女子大胆追求爱情予以肯定；其次是对女子有才的肯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错误观念已经成为古代对于女子的定义，但是《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却很“幸运”，刺绣书法样样精通的连城、善作词赋的宦娘、精通音律的林四娘，甚至还有善于骑猎的鲁公女等，这些女子并非无才无德之人，反而都有一技之长，这些成为她们在与书生交往过程中的助力，也提高了她们的思想境界，充实她们的生活；最后是对女性良好品质的称赞，窦氏的敢爱敢恨、吕无病的大义、小谢为救陶生深夜奔走等，这些女子正直善良却又极富反抗精神，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她们这些优良品质的肯定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二）揭露黑暗现实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对其创作产生深刻影响。首先作者揭露的是当时政府统治残暴，吏治混乱不堪的情况。窦氏和儿子死在南三复门前后，窦父前去报官，南三复用千金行贿罪名得免，窦氏妇女求得公平正义的路被这千两的黄金买断，贪官污吏取得钱财，商人获得自由，只有窦氏父女这样的底层农民陷入深渊；《公孙九娘》一篇中则是对清朝统治者对无辜民众的杀害做了揭示，受于七案的牵连，公孙九娘无辜惨死，最让人心怀不忍的是这并不是个例，在铁腕统治下丧命之人不在少数。作者同还表达了对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清明社会的向往。
二、《聊斋志异》中女鬼形象创作原因
（一）文学传统——鬼文学的影响
“鬼文化是古代人们对人类死亡现象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所带来的观念和行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存在着写鬼的传统，这一文学传统对蒲松龄《聊斋志异》女鬼篇目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唐以前，人们对鬼的态度一直是敬畏的，鬼一直是青面獠牙、狰狞可怖的。魏晋时期许多鬼文学的创作者都是史学家，例如创作《幽冥录》的刘义庆，干宝亦是如此，因此他们在进行创作时带有史学家的严谨与真实，过分强调真实性带来的是文学性的缺失，魏晋时期的鬼小说多刻板真实地描写鬼，严肃认真地记录鬼怪故事。
这一情况一直到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聊斋志异》中创造的鬼的形象，不但继承了前人鬼小说创作的经验和方法，而且也不再像前朝作品一样为了写鬼而写鬼，过分注重真实性，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创作意图，有意识地虚构出一些鬼的形象，鬼不再只是可怖的形象，而是变成如同人世间的人一般的有着各自特色的“个性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前人创作的鬼的形象，蒲松龄笔下的鬼更有一种超前的女性意识的存在，不再是完全没有自我的形象。借着对鬼的形象的塑造，借鬼话说人话，借鬼事写人世，人鬼世界已然变成了可以互通的模式。
（二）喜人谈鬼——作者经历的影响
文学作品不仅反映时代背景，同时它也是作者思想的承载，因此在探寻女鬼形象的创作原因时，作者蒲松龄的自身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提到：“才干非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认为自己虽才能不及干宝，却像他一样喜爱搜集鬼怪故事，自己的心情如同当年被贬黄州的苏轼，也喜欢听人谈论鬼怪。蒲松龄认为自己写《聊斋志异》的“情”与被贬至黄州的苏轼是相似的。《癸辛杂识》序中提到：“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苏轼和蒲松龄却偏爱怪力乱神之事，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们的人生经历。“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对于一个有着报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被贬黄州无疑是对他政治生涯的极大打击，心中的苦闷无处排解，苏轼在困苦的环境和内心的压抑中通过谈鬼好奇实现了自我救赎，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升华和超越，因此苏轼在黄州时是将“谈鬼”当做排解内心苦闷，帮助自我走出困境的手段，蒲松龄亦是如此。虽未有过被贬谪的经历，但蒲松龄自19岁应童子试名声大振后，此后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屡屡受挫，蒲松龄此人更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古代读书人，因此在科举失意后，漫长的备考生涯、沉重的家庭压力、黑暗的现实社会……在这样令人喘不过气的环境中，蒲松龄内心也是充满了苦闷的，谈鬼说狐也成为了蒲松龄排遣心中“孤愤”的一种手段，他将全部的身心和精力都投入到鬼怪之说中，让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鬼来参与现实生活，让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虚幻的世界中得以实现，给人生存的希望，他笔下的妖鬼狐精也因此具有了更多的人的意志和理想。
（三）黑暗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
文学源于生活，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反映社会历史环境并对之产生一定影响，《聊斋志异》亦是如此，探究其中女鬼的形象创作原因，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清朝统治者入关对蒲松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是封建王权最为集中的阶段，尤其是清军入关以后，对关内的经济和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经济上各种苛捐杂税横行，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贪官污吏大笔敛财，不断对底层民众进行压榨；政治上为巩固政权加强统治，极力打压反清复明的势力，尤其是在此期间对山东人民的屠杀，给同为山东人的蒲松龄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公孙九娘》一篇就集中反映了于七一案中无辜民众被牵连屠杀的事实。清军入关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各地相继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胶东燃起的反清烈火尤为激烈，因此冤死的无辜民众也不计其数，公孙九娘就是受于七案牵连而亡的冤魂，通过对公孙九娘的冤情的陈述，以小见大，展现出当时统治者手下悲惨的民众；思想上，清朝大兴“文字狱”，压制汉族人的反抗意识，树立统治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庄廷珑因私修明史被被碎尸万段，戴名世因《南山集》案凌迟处死、殃及家人……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蒲松龄内心的孤愤之情无处发泄，他虽然深入地体察了世情，但是在封建统治下的蒲松龄作为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根本无力强硬地反抗清朝统治者，只能将目光转向谈鬼说狐，将之作为一种抒发孤愤之情的手段，将不敢写之事和不敢说之话借鬼怪之口述出，以刺当世之事。
《聊斋志异》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奇幻的鬼狐乐园，同时塑造了千姿百态、令人印象深刻的女鬼形象，《聊斋志异》对女鬼形象的塑造，是承前启后的，不仅展示了一幅生动的鬼狐世界的画卷，也使这些女鬼形象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中国鬼文化探秘[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4]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耿斌.《聊斋志异》中女鬼群像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