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凯歌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胡适“改良八事”中的 “不用典”，从提出之日起就备受争议。时隔百年，从现代视野去考察，必将会有新的发现。本文从“不用典”的提出，回到历史背景中，探究“不用典”提出的深层原因。并重点分析脱掉文学革命的外衣，以今日之眼光看待“不用典”，其中的哪些方面还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词：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不用典
一、“不用典”的提出
《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发端之作，对新文学步入现代化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性。而其中胡适提到的“改良八事”，更是奠基了新文学前行的第一步。其中关于“不用典”的论述，作为“八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自发表之日起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事实上，胡适从较早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文学中“用典”的问题了。翻阅《胡适日记》可看到在1915年2月11日，便有“诗贵有真”一条，胡适在当天的日记写下：“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若埋首牖下，盗袭前人语句以为高，乌有当耶。”[1]这可看作他早期对文学创作中“用典”问题的思索。1915年到1916年8月，胡适常常与友人任叔永，梅光迪，杨杏铨等讨论文学问题。7月8日，任叔永同陈衡哲、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等在凯约嘉湖上乘船游玩，由于天气突变，在返回时船翻了，所幸没有人受伤。为此任叔永作了一首四言的 “泛湖即事”给胡适，诗中出现了“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的文言句式，却受到了胡适的批评，随后梅光迪等人与胡适产生争论，正是在争论中他逐步坚定了自己的思想。8月以后他停止与旧友打笔墨官司，开始致力于思考白话文学的创作。1916年10月，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首次提到了“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2] 并将“不用典”放在了“八事之首”的位置上。也许是由于书信的限制，他当时未能对“八事”展开论述。但是不久，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他便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详尽地阐述了“改良八事”的主张。此时对于其中“不用典”的论述就十分全面，并被新文化倡导者们当作“文学革命”的一种手段践行了。
二、文学革命下的“不用典”
胡适在《寄陈独秀》这封书信中，提到“改良八事”时,便将“不用典”放在了首位，显然胡适“不用典”这一主张一定别有深意。
仔细研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不用典”这一条，胡适“分典为广狭二义”，而广义之典，胡适认为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对于“狭义之典”的“用典工者”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由此可以发现，胡适所指的“不用典”，并不是不能使用一切典故，可是仍然有许多学者对这一点进行了误读，且误读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背后有没有可以深究的原因呢？
其实之所以将“改良八事”中的这一主张简化为“不用典”,也是新文化倡导者的一种策略。以“不用典”作为口号，显然呈现出革新的彻底性，因此它就作为一种宣传标语而存在了下来。再加上许多激进的新文化倡导者对“不用典”的理解，实际也脱离了胡适的本意。如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3]，因此“不用典”就以一种排除一切典故的形态流传了下来。这其中无不透露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对于传统的反叛。
“用典”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胡适首先提出的问题，这一现象早已引发了诸多讨论。如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之说，实则就是对“用典”问题的反思，他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4]这里的“隶事”便是“用典”的意思，从王国维这句话透露出的观点来看，他也是“不用典”的推崇者。
既然“不用典”的问题早就被提出，那么为何在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又重新将“不用典”主张拿出来进行阐释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王国维等人谈论的“不用典”与胡适此时所主张的“不用典”其实已不在一个层面之上了。王国维等人所提倡的“不用典”，仍然是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求自身的改良，而胡适的“不用典”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割裂。胡适包括新文化倡导者显然都意识到“用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他们就从这个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养成一种习惯的地方出发，主张对此破除，这可以看作是想要逐步割裂文言与文人思想的关联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为白话文运动造势，以更好的废除文言，推行白话，从而达到“言文合一”的目的。“不用典”主张的提出，正是因为包括胡适在内的新文化倡导者意识到，国人背后的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怀旧和依恋的心理，所以胡适等人大力倡导“不用典”，实际是将“典”与“故”以及承载他们的文言这种载体，一同抛弃在新文化的殿堂之外了。
三、现代视野下的“不用典”
事实上胡适等新文化倡导者对“不用典”的批判仅停留在传统典故上，对引“古人之语”大加批判，对引用西方典故却并无任何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新诗的过分欧化现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便对郭沫若的《女神》中过多的引用西方典故进行了评判：“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5]闻一多自觉地对新诗中的过多引用西方典故现象进行反思，实际也从客观上对胡适“不用典”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清醒的批判。
其次，胡适在“不用典”中“广义之典”的“甲”这一部分指出：“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而对于“‘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胡适以为最好不要使用。胡适十分强调用典必须要符合典故的本义，“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6]。然而如今许多典故的引申含义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比如戴望舒和卞之琳他们就在诗作中常常引用古代的典故，并常常赋予这些典故以不同于本义的新的内涵。如《静夜》的第一节 “像侵晓蔷薇底蓓蕾/含着晶耀的香露，/你盈盈地低泣，低着头，/你在我心头开了烦忧路”，化自秦观 《春日》中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但是两位使人借此句在诗中同样传达了不同的思想情感。原句以美人喻花，更多的是沉浸在一种“春愁”的基调中，而《静夜》则赋予了其爱情和理想等象征含义。但是这些现代诗句中对典故的引申义却流传极广。
由此可见，胡适在“不用典”的阐述中，为了保留典故的本义，而对引用者大加约束。这种想法把古典看得过于僵化，胡适并没有对古代的典故在当代如何灵活运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求，反而逐渐随着新文化激进者的意志尤其在实践过程中将文言几乎完全抛弃，并采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推行白话。
因此，对于胡适“不用典”的评判，既要看到文学革命语境下，不用典的提出背后破除文言，推行白话的深层意图以及实现“言文合一”的终极目标，但同时也要抛除新文化的外衣，从现代视野重新考量胡适对“用典”的否定是否合理。尤其是在其倡导下的新诗历经了几百年的发展与沉淀，再去看其中的“用典”现象，许多问题便已浮出水面。
参考文献
[1]曹伯言.胡适日记（第二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1.
[2]胡适.寄陈独秀.胡适文存一[M].上海：三联书店,2014.4.
[3]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1917,3(1).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
[5]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论新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65.
[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一[M].上海：三联书店,2014.15.
作者简介：胡凯歌（1998-），女，河南平顶山人，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