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彤 王克德2
（1.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21 2.陕西华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陕西西安，710015）
摘要：以大西安地区城郊地带56个村庄为样本村，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各类村庄土地利用效益，辨识其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效益整体偏低，处于社会引领、经济滞后型发展阶段，不同类型村庄各个效益差异显著，但影响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障碍因素呈趋同态势。
关键词：村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障碍因子；大西安地区
0 引言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土地利用问题较为突出，表现为土地闲置荒废、土地细碎化、土地利用粗放等，导致土地利用效益低下，阻碍乡村可持续发展及城乡一体化进程[1]。针对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利用效益时空变化、效益测算、障碍因子测度及耦合关系上，但多以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为主，关于乡村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研究较少。
以大西安地区城郊地带56个村庄为样本村，根据村庄主导产业将其划分为传统农业型、工业企业型、特色种植型、商贸服务型和乡村旅游带动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和障碍度模型，研究各类村庄土地利用效益及其障碍因子。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大西安地区城郊地带为研究区，所选样本村为西安市和咸阳市56个村庄。数据包括项目组于2016年6月-2017年12月的实地调研数据（包括56份行政村问卷和1 680户农户问卷）和2016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两部分。
1.2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已有研究，遵循科学性、层次性、系统性和可获取性原则，构建乡村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乡村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png)
.png)
1.3 熵权TOPSIS
熵权TOPSIS法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过TOPSIS确定评价对象的排序，核心思想是定义决策问题的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并计算各个方案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进度，以此进行方案优劣排序[2]。
1.4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旨在衡量单项指标和分类指标对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程度，具体方法是采用因子障碍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3个指标来进行分析诊断[3]。
2 结果分析
2.1 土地利用效益
结合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1）各类型村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均处于低级水平，最高的乡村旅游带动型村庄，综合效益指数也仅为0.243 9。
（2）从样本村各类型土地利用效益看，大西安城郊地带乡村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处于社会引领、经济滞后的发展阶段。在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影响下，乡村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促使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极大提升，但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业带动而处于疲敝状态，与村庄建设发展不相协调，出现结构性偏差，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型村庄建设方式，使得村庄内生动力不足。
（3）不同类型村庄土地利用效益差异显著。
在经济效益方面，从高到低依次为乡村旅游带动型、商贸服务型、特色种植型、工业企业型、传统农业型。旅游型村庄可极大吸引资本、人口和技术流入，带活村庄经济，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商贸服务型村庄可吸引一系列批发零售活动，促进村庄整体经济效益提升；传统农业型村庄多以大田粮食作物种植为主，且细碎化现象突出，与其他类型村庄相比，单位土地经济产出较低。
在社会效益方面，从高到低依次为商贸服务型、乡村旅游带动型、特色种植型、工业企业型、传统农业型。商贸服务型村庄多为镇政府所在地，各项设施完备程度较高；传统农业型村庄土地闲置、撂荒现象突出，社会效益低下。
在生态效益方面，从高到低依次为乡村旅游带动型、特色种植型、传统农业型、工业企业型、商贸服务型。乡村旅游带动型村庄多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态效益较高；样本村中商贸服务型村庄林地面积平均为0亩，水面平均占比为0.006%，园地平均占比为0.30%，均为所有类型村庄中最低，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生态效益较差。
2.2 土地利用障碍度
从准则层看，影响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阻碍因子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且各类型村庄呈趋同态势，表明经济效益是现阶段制约乡村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提升的首要因素。从指标层看，影响各类型村庄土地利用效益的公共障碍因子从高到低依次为地均集体经济收入、林地比例、人均非农收入（村内获得）、污水处理方式和土地经营多样性指数。
3 研究结论
根据土地利用效益模型：①大西安城郊地带各产业类型村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均处于低级水平，整体处于社会引领、经济滞后型发展阶段；②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从高到低依次为乡村旅游带动型、特色种植型、商贸服务型、工业服务型、传统农业型，且不同类型村庄各个效益差异显著。
根据障碍度模型：从准则层看，经济效益是制约现阶段乡村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提升的首要因素；从指标层看，不同产业类型村庄土地利用效益的障碍因素呈趋同态势，排序前5的因子依次为：地均集体经济收入、林地比例、人均非农收入（村内获得）、污水处理方式和土地经营多样性指数。
参考文献：
[1] 张沁岚,陈文浩,罗必良.农地转入、细碎化改善与农业经营行为转变——基于全国九省农户问卷的PSM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7(06):1-10.
[2] 周磊,黄秋昊.基于灰色关联TOPSIS的城市土地效益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水土保持研究,2014,21(04):39-44.
[3] 李刚,迟国泰,程砚秋.基于熵权TOPSIS的人的全面发展评价模型及实[J].系统工程学报,2011,26(3):400-407.
[作者简介：苏彤（1995-），女，陕西蓝田人，规划师，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和区域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