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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从隋炀帝设进士科开始到清朝末年被废除，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存续了1300多年。从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科举制的角色和功能并不只是选拔官员，它在体系层面、过程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举制不仅促进了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并且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反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
关键词：科举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所有存在的政治共同体都可以抽象概括为具有相同功能的政治体系。[1]任何政治体系都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以及组成政治结构的政治角色来发挥这些功能，“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2]体系层次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过程层次是政治体系将政治输入转化为政治输出的过程，这个层次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政策层次包括政策输出、政策结果和反馈。
与现代政治体系相比，古代中国这一政治体系并不存在选民、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现代政治结构。但其作为一个政治体系能够存在几千年的时间，说明它有着其他的机构和制度发挥着政治体系的基本功能，维持着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科举制便是之一。科举制在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层面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科举制不仅促进了政治社会化，发挥着政治录用的功能，推动政治交流，并且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反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结合对于历史事实的具体分析，尝试厘清科举制在古代中国这一政治体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
一、科举制在体系层面的功能
（一）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3]杨光斌教授将政治社会化概括为两个运动过程，“一方面，对于政治体系中的个体成员来讲，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通过教育和其他途径，获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知识和政治情感的过程”[4]。“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体系来说，政治社会化又是政治体系塑造其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5]第一个运动过程是个体成员通过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获得政治态度，从社会人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第二个运动过程是政治体系形塑政治文化，增强政治认同的过程。
科举制作为一项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在这两个运动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方面，科举制没有门第出身的限制，“学而优则仕”，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吸引了无数人踏上了读书求官之路，在读书求官的过程中，这些人形成了政治人格，成长为政治人；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的标准和要求是统治者制定的，科举考试的内容是统治者规定的，因此，科举制起到了形塑政治文化，增强政治认同感，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虽然在唐代，每年中进士者不过几十人，即使到了明清两朝，每年进士也只不过数百人，但隋唐以来，各朝各代社会中踏上科举之路的人则不止成千上万，这些人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一方面使自己成长为政治人，另一方面接受统治思想的教育，成为政治统治的坚定支持者，巩固了政治统治。
（二）政治录用
“政治录用是指政治体系以一定的标准通过某些方式选拔人员，使其在政治结构中担当各种角色，并要求他们按照政治体系所期望的方式行事。”[6]因此，政治录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按照特定的标准选拔担任政治角色的人员；二是保证这些人员为政治体系服务，按要求行事。科举制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方式，其本质作用便是政治录用。
科举制的政治录用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精英的选拔上，即选拔官员。首先，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方式相比，科举制扩大了政治录用的范围。有学者统计“两汉举孝廉可考者，官贵和富豪子弟要占75％以上”[7]，九品中正制更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的出现。而科举制度则不同，科举制从最初创立之时就试图打破九品中正制导致门阀世族对官位垄断的现象，意在为庶族中小地主以及出身寒微的平民开辟入仕的途径，使得凡是有条件读书的人，都有考取功名、入仕做官的可能。因此科举制扩大了政治录用的范围。
其次，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官员不仅文化素质较高，且操守品行较好。诗赋杂文、策论经义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不仅考察考生的文化素养，还考察考生的实践、应变能力。为了应对科举，读书人一般都很下功夫，不仅苦读圣贤书，还关心天下事。严格的考试和官员遴选制度，保证了科举选拔出的官员水平和素养较高。并且通过科举为官的官员，其经历寒窗苦读，功名来之不易，所以大多十分注重操守德行和个人修养。《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六卷中就论证了这一点，《资治通鉴》写到刘晏常说“士陷脏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意思是士人如果身陷贪赃受贿，则会被人诟病沦弃，因此，士人大多为官清廉，修身克己，比起利益更看重名声；而小吏即使清廉、洁身自好，最终也很难获得荣华显贵，因此，小吏大多贪污受贿，比起名声更看重利益。其中，“士”多为科举出身，而“吏”为非科举出身。
最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和发展，科举制成为官员任用的重要方式，在官僚系统中科举出身的官员占有较大比例。有数据显示，“唐朝所任用的360位宰相中，进士出身者达143名”[8]；“宋朝一代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明代内阁大学士总计170余人，科举出身者占90%以上”[9]。由此可见，从唐朝之后，科举制已经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最主要方式。因此，科举制在政治录用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三）政治交流
政治交流也可称为政治沟通，既包括由上到下的信息传递，也包括由下到上的信息反馈。在政治体系中指从政治要求的输入到政治政策的输出过程中信息的传递与交换。
科举制的政治交流功能主要通过乡绅阶层来体现。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权运作模式称之为“双轨政治”，即“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10]。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县一级为分界点，在县以上，从中央到地方的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层层渗透，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政治整合；在县以下，则主要靠乡绅阶层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通过社会权威来实现社会整合。乡绅在基层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威望，发挥着团结民众、凝结人心的作用。乡绅的主要来源有四类：一是没有入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监生和举人等；二是通过科举为官而后回归故里的居乡官僚；三是没有功名没有正式官职的乡里领袖；四是自由绅士。[11]
乡绅阶层的政治交流功能主要体现在他既是朝廷政令的传播者和贯通者，也是民众政策反馈的整合者和传达者。朝廷、官府的政令、法令要经由乡绅告知民众。乡绅阶层是我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主体，官府只要将政令、法令告知乡绅，乡绅便会向乡民进行宣传和沟通；同样，民众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也会选择先向乡绅反映，并倾向于聆听乡绅的建议，在争取乡绅认同之后，再反馈给官府。乡绅起到了一个沟通交流的作用。
二、科举制在过程层面的功能
（一）利益表达
利益表达是指某个阶层、某个集团或个人向政治系统提出利益诉求的过程。科举制的利益表达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科举制扩大了入仕的阶层范围，吸纳更多阶层进入官僚体系，满足了庶族中小地主及平民的政治参与需求，给予了这些阶层进行利益表达、提出利益诉求的机会。例如，许多学子寒窗读书，考取功名，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求得官名之后，造福一方百姓，满足平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其次，科举考试中的“策试”、“策问”就是一种政治表达方式，统治者针对现实问题向应试者发问，应试者可以发表自己的建议、主张和对策。这些建议、主张和对策就是应试者对于某一现实问题或者某一政策的利益表达。最后，科举制的利益表达功能还通过乡绅阶层实现。乡绅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威人物，充当着民众利益表达的发言人，是官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是乡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传达者。
（二）利益综合
利益综合也叫利益整合，是指将每个人或者每个群体的分散的、零散的利益要求集中、归纳、提炼、整合为整体的、全面的利益要求的过程。利益综合不只是每个利益要求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所有利益要求中提取最大公约数，使整合之后的利益更符合“公意”。利益综合是政策制定的上一个阶段，经过整合之后的利益要求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或主导利益更一致也更贴合，因此也更容易转化为政策选择。
科举制对于利益综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科举制这一制度本身就具有利益综合的功能，科举制吸纳社会各个阶层进入官僚体系，使得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起到了利益聚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其次，在传统政治体系中，由于利益综合主要靠个别上层人物，即政治精英。
因此如何选拔政治精英以及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的能力和才干对于利益综合功能的发挥极为重要。科举制不仅有着严格的选拔标准，而且面向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不仅保证了选拔出来的官员的质量，也保证了官员的数量，可以将社会中大部分的精英都吸纳到行政决策结构中。并且每年的科举取士又可以实现政治精英的不断补充。因此，科举制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进而提高了政治精英发挥利益综合的能力和水平。
（三）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是将综合后的利益要求转化成为权威性政策的过程。科举制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首先，在科举考生参加考试尚为入仕的阶段，可以通过“议政”及“策试”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对政策制定施加一定的影响；其次，在考生通过科举入仕为官之后，可以通过上书、言谏等途径对于政策制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施加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因此决策权在皇帝手中。虽然庞大的官僚体系对于皇权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官僚系统更多行使的执行权，而非决策权，官僚系统对于政策制定只是提出建议和施加影响，决定权仍在皇帝手中。
（四）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指将已经制定好的或观念、或书面的权威性政策，付诸实践，得以实施的过程。
科举制的实行对于政策执行功能的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科举制的实施使古代中国形成了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即官员并非按照血缘亲族关系确定，而是按照德行才干选拔。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使得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减少很多阻碍，在从上到下的实施过程中会顺畅许多。其次，乡绅阶层作为科举制的衍生阶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也在名著《家庭》一书中指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12]乡绅阶层是官府和民众的桥梁，是我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主体，官府发布的政令、法令要靠乡绅阶层传达到基层社会，进行贯彻执行。
三、科举制在政策层面的功能
阿尔蒙德认为，政策层面的功能包括政策输出、政策结果和反馈。政策结果是政策输出后产生的结果，是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阿尔蒙德认为政策结果并不总与政策意图和政策目标相吻合，在很多情况下，政策结果会偏离政策意图。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策本身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被改变。即使是层层渗透的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也不能保证政策自上而下、自始至终都保持原有形态。二是政策执行的环境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政策实施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从政策执行到政策的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一过程中，政策执行的内外部环境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政策结果与政策意图的差距主要通过反馈阶段来得到。在政策结果产生之后，又再一次通过反馈影响政治体制的行为。反馈过程为政治决策的制定者提供信息，向他们表明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政策期望的贯彻程度。
科举制在政策层面发挥的功能主要在于科举制的实施推动了政策结果的反馈，使决策者能够觉察到政策结果和政策意图之间的差距。
在科举考生入仕之前，学子的“议政”和“对策”便是一种反馈。一方面，科举制的实施使得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切期望，踏上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历程。这些学子既然走的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那么读书便是做官的准备阶段，因此便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官府的运作和政策，热衷于“议政”，而这些“议政”便是政策结果的一种反馈。另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中“策问”、“策试”主要考察学子的对策和施政能力，因此，为了在“策试”中取得好成绩，学子们便会细心留意和观察分析施政情况和政策结果。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学子们的对策也是一种政策的反馈。
在科举考生入仕成为正式官员之后，政策的反馈主要通过上书和上朝实现。上书即向君主进呈书面意见；上朝即臣子朝见君主议事。在中国古代的君主集权政治体制下，政治体系的最高决策者是皇帝，因此政策反馈的终点也是皇帝。官员需要将政策的执行结果上书皇帝，或采用直接在朝堂上向皇帝禀报的方式告知君主。通过对政策结果的汇报，使其对现象政策的执行情况有所了解，并根据这一情况与众大臣商议，从而对现行政策进行适时调整或废止，进而制定新的政策，转化到下一个公共政策的输入过程中。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历元朝、明朝、清朝，绵延千余载。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开设进士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被废止，“1300年间，科举考试共遴选700多名状元，11万名进士，670万名举人。”[13]
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员、政治录用，它在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科举制促进了政治社会化，使得无数人踏上了读书求官之路，在读书求官的过程中，这些人形成了政治人格，从社会人成长为政治人；科举制巩固了政治统治，发挥了形塑政治文化，增强政治认同感的作用；科举制推动了政治交流，作为科举制的衍生阶层，乡绅阶层充当了官府和民众的桥梁，起到了推动政治沟通和政治交流的作用；科举制促进了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将民众的利益诉求聚合为共同体的利益要求，并努力使之转化为政策选择；科举制推动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不仅在制定、执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更在反馈阶段发挥重要功能，使决策者能够觉察到政策结果和政策意图之间的差距，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虽然在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被废止，但我们应当看到在古代中国这一政治体系中，科举制曾发挥过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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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敏萱（1998-），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西北政法大学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