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430033
摘要：江汉关海关档案是研究江汉关史、近代武汉城市史、湖北地方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本文以江汉关海关档案为例，调研海关档案的编纂现状，总结海关档案的历史价值，分析进行海关档案编纂的必要性，并根据现状提炼识读和编纂策略。
关键词：档案识读 档案编纂 海关档案 江汉关
海关档案是一种专门档案，是海关在履行国家行政监督职能，执行海关任务的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档案。武汉海关的前身江汉关，肩负办理进出口申报、货物验收、征收进口税、查禁走私等职责，保留了大量关税、外交、邮政、航政、市政、民生等多个门类的档案资料，是历史海关档案的重要组织部分。
相对于我国古代来说，我国近代的历史短，政治、经济、人文等要素变化多、发展快，没有稳定、统一的形态，这就使得我国近代海关档案的识读和编纂显得尤为关键。
一、海关档案编纂的必要性
海关档案既有时间跨度大、库存范围广的外部特点，又有因海关对外贸易本质产生的具有国际性的内部特征。于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下，规定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通过特许商行制度管理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攫取了中国海关管理权和行政权，特许商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由帝国主义列强把持的中国海关开始直接插手外贸管理。由此，我们能清楚地见到在海关体现出中西方的技术交流与西方列强对我国国家主权的冲击。海关档案作为我国对外贸易、交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近代由中国传统文化的蜕变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和发散交织形成的近代文化主脉络。
以上海关档案的内外部特点，使海关档案的识读、编纂的必要性得以凸显，展现了其对后续档案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的独特价值。
二、海关档案的编纂现状——以江汉关海关档案为例
海关档案是我国近代的历史缩影，江汉关海关档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开埠，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设立江汉关监督衙门，十二月二日江汉关税务司署设立，江汉关成为近代中国四大海关之一。江汉关在长江之畔见证了长江百年的潮起潮落，也记录了武汉曾经的兴衰沉浮，江汉关及其海关档案就是一幅浓缩的近代图景。
（一）体量大、种类多，案卷分散不集中
受到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江汉关存在着两套管理机构，相应地在日常行政中也存在两套档案体系。一套是江汉关监督衙门（民国作江汉关公署）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江汉关监督档案，另一套是是江汉关税务司署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江汉关税务司档案。
目前，江汉关监督档案主要分散保管于各个机构，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而江汉关税务司档案则相对集中，主要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湖北省档案馆。其中，湖北省档案馆藏有所属年代为1901年12月26日至1949年5月（缺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的江汉关税务司档案1108卷1。
由此可知，江汉关海关档案数量庞大。同时，两套档案体系的内容繁杂。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涵盖了人事任免、地方外交、气象观测、机构设置、货运监管、员工斗争、物资验收等15类档案。但是获取这些档案材料不仅涉及到两岸多地，而且档案开放程度较低，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海关档案直至目前仍未对外开放，还有江汉关监督档案未形成独立全宗，无形中加大了档案编纂的难度。
（二）历史文化价值高，现实利用程度低
江汉关海关档案内容丰富，涵盖领域广，是研究江汉关史、近代武汉城市史、湖北地方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但是就目前的编纂成果和利用来看，学界对江汉关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尤为薄弱，这与江汉关在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
根据至2016年12月的统计，全国查阅海关档案的人数总量极少，广东省查阅粤海关档案的人次仅有834人次2，说明目前海关档案的编研无法满足广泛人民群众的现实。以湖北省档案馆已开放的江汉关税务司档案为例，每个案卷仅按年代混编成卷，各个案卷内容杂乱；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省档案馆藏江汉关税务司档案现存的手检案卷目录、全引目录、机读案卷目录、文件级别目录是1968年的产物，根本无法满足当前学术研究的需要。
江汉关海关档案作为研究湖北省乃至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的重要史料宝库，其中蕴含的独特价值与目前近乎停滞的编研工作形成的巨大矛盾，是我们档案专业学者、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所以，对江汉关海关档案的识读和编纂工作刻不容缓。
三、海关档案的识读与编纂策略
（一）考证翻译
识读海关档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语言翻译进行考证，避免出现“常凯申”3式误译。由于近代海关存在外籍税务司的特殊设置和固有的国际化特征，在语言使用上以中英文为主，也存在着使用诸如法文、俄文、日文的情况，仅英文一项就产生了一套独特的专有名词和常用语言的海关英语，其使用方式完全不同于现在教学中使用的英语语法，目前国内尚未对海关英语有系统研究，这也成为了海关档案识读的阻力；还有海关档案涉及到许多中外专有人名、地名、条约名等，都需要专业的工具书进行参照、比对。对海关档案的识读是后续编纂研究的前提，识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续编研的严谨性和专业性。比如在对江汉关海关档案进行翻译识读时，需要考虑到英语人地名拼写使用的韦氏拼音时注意多加比对、查证，保证识读翻译不犯低级错误。
（二）多方联合
多方联合是江汉关海关档案识读和编纂顺利进行的关键。多方联合不仅是各个档案馆建立有机联系，建立一个共享开放的管理利用系统，而是横贯整个工程，全方位、多层次的联合。在识读时，档案部门可同文献学、语言学、地名学等专业进行合作；在编纂时，可聘请高等院校文史类专家对海关档案进行深度挖掘并同档案人员合作进行基础编纂工作，对于海关报表、员工斗争这类专业性较强的档案文献，档案馆可以寻求与会计机构、工会等机构合作，以求用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历史，从而超越档案学的局限性，改变现今档案馆“编多研少”的现状。
（三）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是完成海关档案识读与编纂的关键保障。同各档案馆、各高校、各机构建立有机联系，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其中最首要的技术工作就是档案数字化工作，在国际上，2005年北欧博物馆将所藏的7460页近代中国海关档案全部数字化4，我国于2015年实行“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的发展战略，并在2016年取得重大进展。从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将有助于多方研究利用，扩大海关档案识读编纂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将有助于保护档案原件，从而成为我国海关档案编研利用的最大助力。
江汉关海关档案是研究湖北省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资源宝库，也是湖北省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江汉关在近代见证了晚清时列强对中国的欺侮，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累累硕果。对海关档案的识读和编纂，都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利用和铭记。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一批批诸如《档案》、《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优秀电视节目得以呈现，并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所以，未来江汉关海关档案的编纂，亦可以通过制作专题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向大众推介和宣传海关档案，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档案文化氛围。
注释：
1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省档案馆指南》[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2陈永生，李娜娜.中国近代海关档案的分布与现状_陈永生[J].中国档案，2017，（8）：58-59.
3常凯申（Chiang Kai-shek）：即蒋介石，此为翻译韦氏拼写法的错译名。
4陈永生，肖代龙.中国近代海关档案文献编纂研究_陈永生[J].档案学研究，2017，（3）：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