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慧
福州大学 福建 福州350100
【摘要】本文试图以中西对修辞的对象、修辞目的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修辞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修辞传统； 差异； 修辞目的；
东西修辞在各自的文化土壤，各有发展特色“同”与“异”并存。如东西方修辞学都关注人类的语言交流的修辞规律、方法和、手段，以及修辞的影响和功能。(胡成花&陈汝东，2008:67)但在研究对象、修辞层面及修辞追求却各不相同。在对受众的反应上，国内的研究传统关注修辞活动，不太重视修辞接受者，而西方恰恰相反。(温科学，2009:172)。在研究对象上，中国早期修辞更关注书面语写作的手段、方法、风格以及原则。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把关注对象聚焦在演讲、辩论上。(胡成花&陈汝东，2008:67-68)。在研究层面上，汉语修辞研究看中语料整理，重视文本的梳理与归纳。西方修辞学则既关注微观材料，也有社会与哲学方面的思考。(鞠玉梅,2011:114)。综上，中国修辞传统为以立言者为中心，而西方修辞是与社会互动为主的论辩修辞。
1.以立言者为中心的语言修辞对比以社会互动为主的论辩修辞
以立言者为中心的语言修辞是指修辞为立言者单方面的修辞活动，并视语言为表达工具，主要受到其修辞功用的影响。如《易经》认为“修辞立其诚”。庄子认为“言之所尽”，“得意而忘言”(《庄子.夕物》)。孔子也认同“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现代学者宗廷虎认为修辞就是言要达意。(宗廷虎，1983:38)，陈望道认为言要传情。(陈望道，2001:3)由于语言被视为表达言说者真实想法的工具，受众也更喜欢揣摩“言外之意”，当心意被通晓之后，连工具都在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基于这种修辞传统，自然是以立言者为主体的修辞活动而非受众。
西方修辞活动以涉及治理社会、制定社会规则等方式直接参与、构成人们的生存方式，因此人们开始对它进行反思、探索、总结。于是修辞学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自罗埃德比彻(Lloyd Bitzer)提出“修辞形势”，修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取得最佳语效，而是在一定的修辞形势之中，修辞者和受众在取得相互认同。比彻(Bitzer，1968:1-14)在《修辞形势》一文中提出，“修辞话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受到某个状况或形势所触动引发”即修辞形势，并指出修辞形势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即缺失（需要解决的问题）、受众（需要打动或影响的人）、局限性（人、事物间的关系）。由此可知,受众不是处于被动或者次要地位,而是能干预修辞进程，需要互动的对象。比彻要求修辞者在修辞形势中，以受众为转移,通过有效的方式与受众互动，诱导受众产生有利于实现修辞动机的力量，而言辞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具有象征的力量。由于在西方，修辞涉及治理社会、制定社会规则等有关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西方修辞是以社会互动为主的论辩修辞。
2.追求"诚、达、文"对比追求说服与认同
中国文学对于修辞追求有各类观点,最终可以概括为：“诚、达、文”。“诚”是对修辞者和修辞内容的要求，“达”是关于修辞内容，“文”是对修辞形式的追求。
“诚”主要是指修辞之人要诚实，体现在其“言为心声”,“言行合一”“文以载道”，如若言行不一，就会招致社会的谴责。因此“修辞立其诚”。又唯恐所修之辞影响所言之辞的真实性，因此又提出“辞达而已”以避免为修辞而修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孔子“情欲信，辞欲巧”见解出发指出好的文章要讲究修辞，并对修辞作出总结，他认为修辞者在对“道”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的基础上，再利用美妙的言辞来传达这种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修辞要求真情实感的同时，又要言辞巧妙。刘勰还指出，文章写作的内容与形式应该相辅相成，内容真情实感，有感而发,文章便有价值、有意义；文辞巧妙，能使所言之辞收到预想的效果。内容是根本，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决定形式的选择，而恰当的语言形式又促进好文的传播。
显然，现代文学也继承了其经典追求，比如文学作品中常常设象喻理，引经据典,讲究工整对仗等等来达到语言艺术效果。总之，中国修辞效果：一是看所修之辞以及修辞之人是否为“诚”；二是看所修之辞的内容是否深刻，三是修辞形式能否满足审美期望，拥有一定的艺术效果，以便与修辞内容相辅相成。
有别于汉语修辞追求"诚、达、文"。西方修辞学中最主要的目标当属“说服”与“认同”，虽然中国古代也有追求“说服”的修辞活动，如君臣进谏等，但并非修辞研究的重点关注。相比之下西方早就开始研究如何说服，西方早期的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主要使通过修辞活动如演讲和辩论。
西方古典修辞学肇始演讲和说服，关注通过言说操控人类情感、态度和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言说情景都离不开言说者、话题和受众三个要素，修辞的中心任务就是说服受众。(亚里士多德，2006:162)伯克在古典修辞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认同说”，他把取得认同分为三个基本方式：一种是“互惠认同”，强调共同的利益、特点来构成话语者和听者的亲密关系，由此达到说服效果；第二种是“对立认同”，即几个对立的实体基于共同的敌人而创造认同；第三种是“无意识认同”，在浑然不觉得状态下实现认同(Foss，2002:192-193)。伯克认为说服是认同的结果，修辞的成败系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即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与受众产生共情和一致。(Foss，2002:192)。也就是刘亚猛所说的，要想获得受众的善意，需使受众认同于他们喜闻乐见的各种话语成分，这是成功说服受众的必要条件。(刘亚猛，2004:100-101)。重“认同”的修辞话语要求在修辞者和对象的观念之间建立联系。它意味着要关注话语对象的价值观、经验、信仰、社会地位以及期待和共识。总之就是“话语发出者和听众之间要有共识”(Herrick，2001:9)。通过与听众达成共识,从而影响听众。由此可见，西方修辞追求的是论辩的结果即说服受众或与受众达到认同进而影响听众。
3.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和西方对待修辞持有不同的观念，与中国将其视为表达工具的修辞学相比，西方国家认为语言具有其象征力量，应该恰当地利用它来引导观众的行动。由于这种划分,汉语高度重视语言本省和立言者。西方根据既定的修辞形势，有效地运用修辞策略，以受众为中心，与受众互动达成一致，解决分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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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卜慧(1994)，湖南益阳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修辞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