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越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波斯之间的战争在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统治期间达到了高潮，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千年宿怨的一个缩影，也是土耳其和波斯在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产物。本文将通过研究在16世纪中叶这一个特定时期奥斯曼与萨法维之间的三次战争，以及在同一时期两国间的政权交往，试图总结两国战与和背后的深层逻辑，进一步探讨、论证这一时期的战争与结束战争的《阿玛西亚和约》对于中东历史演进的深远影响。
Summary: The wars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Safavid Persia reached a historic peak during the reign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r.1520-1566). The bitter war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housand-year Sunni-Shiite split and hostility, it is also a product of geopolitical rivalry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Safavids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thesis, by analyzing three wars waged by the two states against one another in the mid 16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ir diplomatic engagements, seeks to conclude the fundamental logics and reasons hidden beneath the war and peace between them, while further arguing for the profound influences of the wars in this period and the Amasya Peace Agreement, which ended the wars, upon the subsequ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阿玛西亚和约，地缘政治
Key words: Ottoman Empire，Safavid Dynasty, The Amasya Peace Agreement, Geopolitics
一、导言
自萨法维王朝建立并将什叶派定为国教之后，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帝国间就开始了漫长的战争史。两国间的斗争在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在位期内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对波斯的战争远非两国冲突的最终章，但总体而言苏莱曼大帝对波斯作战的结果大致确定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划分。今天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国界线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之间战与和的最终结果。在苏莱曼大帝之后，两国之间的战争与领土变更仍在继续。奥斯曼帝国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向波斯发动的战争短暂地拓宽了帝国的领土，而萨法维波斯阿巴斯大帝在位期间不仅收复了这些领土，又短暂地占领了巴格达等奥斯曼之前控制的地区。但总体上，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之间的边界在之后只是沿着苏莱曼时期最终奠定的边界稍有变更而已。因此，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波斯之间的战争与外交是两国数百年交往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阶段，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将从奥斯曼帝国的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描述这一时期历史的脉络，总结出两国战争与外交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范式，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试图阐释两国于1555年签订的《阿玛西亚和约》对于中东政治格局造成了何种影响。
二、奥斯曼-萨法维战争的背景
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波斯是主宰中东地区数百年历史的两个大国。奥斯曼帝国崛起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在16世纪苏莱曼大帝统治期间臻于鼎盛。萨法维波斯则诞生于1501年，稍晚于奥斯曼帝国，却在诞生之后迅速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在伊斯玛仪一世的领导下，波斯在阿拉伯征服后首次实现了全境统一。萨法维王朝确立了波斯什叶派的传统，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游牧民不满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宗教信仰上更倾向于什叶派，很容易为萨法维王朝拉拢。伊斯玛仪一世也不放弃任何机会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煽动反抗奥斯曼帝国中央的叛乱，不断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自东向西扩张其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在塞利姆一世的统治下于1514年在查尔德兰战役中击败了萨法维军队，但随后无法向伊朗高原进一步挺进，很难对萨法维王朝施以“致命一击”，波斯帝国总是能够在战败之后迅速恢复其力量，即便是在首都大不里士沦陷后也能保留实力，伺机收复。塞利姆一世去世后，刚刚即位的苏莱曼大帝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向西方扩张上，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波斯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但在苏莱曼大帝大约十年对西方国家的征服活动之后，无论是在中欧、还是在地中海，奥斯曼帝国向西方的扩张都陷入了瓶颈，而此时帝国与萨法维波斯之间的冲突则逐渐浮现。双方宗教立场的分歧、对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缘争夺，以及双方主导伊斯兰世界野心的冲突这三个核心矛盾是推动中东两大帝国走向战争的主要原因。苏莱曼大帝时期爆发的奥斯曼-萨法维战争在史学界也被称1532-1555年战争，但战争并非连续进行了23年，而是有间断地爆发了三次，且每次战争持续的时间都较短。
三、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对波斯发动战争的原因与特点
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对波斯的战争经历了一个从防御性战争到征服性战争的转变。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奥斯曼帝国虽然也有扩张的目标，但其战争的主要驱动力是巩固对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控制，打压亲近萨法维王朝的土库曼游牧民，尤其是其中的“红头军”（K?z?lba?）武装。此时，奥斯曼帝国是通过进攻的方式来迫使萨法维王朝战略收缩，意图使其完全丧失干涉安纳托利亚地区社会生活的勇气与能力。但在第一次战争后，苏莱曼大帝在战争轻松胜利的鼓舞下，尝试对波斯西部、西北部地区和外高加索全境实现长期占领，此时战争带有更明显的扩张性质。战争的最终结束也正是因为苏莱曼大帝发现与萨法维的战争陷入一个僵局，双方在现有边界附近实现了一种势力均衡，尽管奥斯曼帝国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却没有资源和能力长期占领新征服的地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苏莱曼大帝开始采取外交手段来处理同波斯的关系，并在1555年同波斯签署了《阿玛西亚和约》，基本确立了两国的边界，稳定了两国关系。
今天土耳其的历史宣传习惯将安纳托利亚视作土耳其民族的传统家园和土耳其文化的核心。但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安纳托利亚却是一个难以控制的“边区”（Ta?ra），向来是不服从中央管辖的游牧民、信奉异端的苏非教团和桀骜不驯的“红头军”孳生的温床。15世纪之后，这些势力都逐渐走向强调逊尼派正统、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国家的对立面，很容易为萨法维王朝所利用。萨法维从一个苏非宗教教团转换成一个强调圣战的政治、军事团体，其背后的主要助力就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土库曼游牧民，尤其是“红头军”这一军事宗教团体。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化认同方面，安纳托利亚东部在16世纪几乎完全倒向萨法维王朝一边。因此在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对波斯的战争看似是军事扩张战争，本质上目标却是巩固对安纳托利亚东部的统治，拉拢当地的游牧民，抵御萨法维王朝的苏非主义宣传渗透。
但奥斯曼帝国确实有向东扩张的野心。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建立在军事扩张基础上的国家，其诞生以来的“加齐”圣战传统主宰了每一位奥斯曼统治者的世界观。对奥斯曼帝国而言，领土边界从来都不固定，与别国的条约也总是暂时性的，战争与军事扩张是奥斯曼政治的常态，战争就是奥斯曼外交的方式，奥斯曼在欧洲的扩张于1529年的维也纳战役战败后达到了一个极限，面对势力与其保持均衡的哈布斯堡帝国，很难继续向中欧腹地扩张。因此苏莱曼大帝很自然地将扩张目标转向了东方，也就是波斯。苏莱曼大帝于1532年到1536年发动的第一次战争顺利地实现了原本的作战目标，这使得奥斯曼帝国对萨法维波斯的政策从“遏制”转为“扩张”。在第一次战争后，萨法维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的打击，萨法维沙阿塔赫玛斯普一世完全意识到了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军事实力、武器装备、乃至于军队训练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基本放弃了利用宗教影响渗透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传统政策，转而向奥斯曼帝国采取了近乎于“绥靖”的态度，尽可能避免与其产生任何冲突。与此同时，萨法维王朝也逐步展开制度建构，趋向于中央集权，其苏非主义宗教背景也在缓慢消退，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异端苏非教派不再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此之后，奥斯曼帝国对波斯发动的战争便不再可以用“战略防御”来解释，而是具有明确目标的“扩张性战争”。苏莱曼大帝对波斯发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战争即可被归入此类。
理论上，根据伊斯兰教法，一个穆斯林国家向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发动战争是“非法的”。即便发动战争，穆斯林在战争中也不应抢劫战利品。这种宗教法律规定在现实中的约束力值得商榷，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伊斯兰国家，使其不得不更审慎地处理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在发动战争前必须找到一个比较合理、有信服力的理由。奥斯曼帝国到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已成为一个正统逊尼派国家的代表。苏莱曼大帝之父塞利姆一世在灭亡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之后夺取了哈里发之位，并将其传予苏莱曼，这赋予奥斯曼帝国宗教上的权威与合法性。因此，奥斯曼帝国借此宣布萨法维王朝是宗教异端，对其发动战争，成功获得了多数逊尼派穆斯林的认同。即便如此，无论是塞利姆一世还是苏莱曼大帝，都必须在发动对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之前，象征性地征求伊斯兰法官和教法学家的意见。只有在伊斯兰教法官颁布法令（fetva）阐述战争理由之后，这场战争才是正义、符合宗教教义的。苏莱曼时期奥斯曼宗教机构愈发体制化，逐渐和帝国中央绑定在一起，成为政权上层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宗教机构长官谢赫伊斯兰（?eyh-ü-?slam）的职权开始系统化，比如谢赫·艾布苏德（?eyh Ebussuud）就与苏莱曼关系紧密，起到为苏莱曼大帝的行政权威做出宗教阐释的职能。由于奥斯曼帝国此时已成为“伊斯兰正统”的象征，甚至将宗教机构工具化，作为其宣传的喉舌，苏莱曼可以基本不受阻碍地对另一穆斯林国家发动战争。正是由于这一点，奥斯曼帝国对波斯的战争也具有“宗教战争”的特色，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奥斯曼-波斯战争的教派因素有被过度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消除异端”的思想确实是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与合法性来源。
在战争过程中，苏莱曼大帝逐渐意识到由于波斯的地理环境和萨法维王朝的军事力量，奥斯曼帝国不可能完全占领波斯。所以奥斯曼-波斯战争总体呈现出一种“有限度”的特征。
这种“有限度”并不指战争规模较小，而是体现在战争双方在战争中有较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一旦意识到战略目标无法达成，就不会再长期拖延战争造成不必要的自我损耗。这与同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战争、以及穆拉德三世时期奥斯曼帝国对波斯的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莱曼大帝第二次（1548-1549）和第三次（1553-1555）对波斯作战都只持续了两年左右，原因在于无论是苏莱曼还是塔赫马斯普，都不希望将战争转变成一种消耗战，都有意识地将战争控制在一个“理性的限度”内，两国间的战争不过是外交的一种手段。
四、战争期间双方寻求西方盟友的外交努力
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中东欧、地中海、印度洋和波斯四个方向都进行了战争，且时常面临同时在两个战线作战的情况。萨法维波斯也利用奥斯曼帝国四处树敌的弱点，尝试与西方国家建立“反奥斯曼联合阵线”，哈布斯堡帝国自然成为了最适合结盟的对象。早在伊斯玛仪一世时期萨法维王朝就已试图与哈布斯堡建立关系，这方面的外交努力是双向的。哈布斯堡面对日渐逼近的奥斯曼威胁，也在积极与波斯建立联系。在塔赫玛斯普一世时期这种外交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1529年2月18日，查理五世从西班牙托莱多向波斯沙阿致信，请求波斯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与哈布斯堡协同作战。由于东西方交流的匮乏，查理五世这封信署名寄给已于1524年去世的伊斯玛仪一世，代表查理五世的使节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德?巴尔比。查理五世无意间选择了一个接触波斯最恰当的时机，因为同一时期，苏莱曼大帝将军事扩张的方向转向了东方，而萨法维王朝已清楚感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塔赫玛斯普一世在收到该信件以后欣然同意，并约定于次年（1530年）共同对奥斯曼帝国发起攻击。但到了1530年一个突发事件影响了双方计划达成的盟约，东方的乌兹别克人入侵了波斯呼罗珊地区，为避免两线作战，波斯只得同奥斯曼帝国暂时缔结和约。
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也积极与波斯展开接触。奥地利先后于1529、1532与1533年向萨法维宫廷派出使团，尽管这些外交使团并没有担负缔结盟约的任务，但波斯与哈布斯堡之间保持了信息的畅通与默契，在1532-1555年奥斯曼-波斯战争期间，每当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发起战争，波斯基本都会从东方予以策应，迫使苏莱曼一世无法集中军力大规模对外扩张。
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帝国的敌方法国也在寻求可以共同抵抗称霸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盟友，不同于哈布斯堡与波斯的合作关系，法国与奥斯曼帝国更进一步，以盟约正式确认了两国间的盟友关系。在宗教思想仍在外交中占主导地位的16世纪，这一结盟事件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都将其看作亵渎神圣的恶行，当时的历史学家将两国间同盟关系称作“鸢尾花与新月的渎圣同盟”。由于该同盟主要针对哈布斯堡帝国，在本文中不做详细讨论。但法国作为盟友确实也曾派遣外交官乃至军事人才赴奥斯曼帝国帮助其对波斯的战争。1547年奥斯曼帝国同波斯作战时，法国外交官加布里埃尔?德·卢茨（Gabriel de Luetz）在奥斯曼围攻凡城（Van）的战役中就攻城炮火的使用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导。
五、战争进程与阿玛西亚和约的签订
奥斯曼帝国史料中对于帝国与穆斯林国家作战的记载远不如对其与西方基督教国家作战记载详细。因此有关奥斯曼-波斯战争具体进程的史料并不多。战争分为三个阶段：1532-1536年战争，1548-1549年战争和1553-1555年战争。尽管奥斯曼与波斯对抗的种子早已埋下，但战争的导火索直到1529年才出现。当年，波斯巴格达总督宣布向奥斯曼帝国效忠，而奥斯曼帝国比特里斯总督几乎于同时宣布向萨法维效忠。此时奥斯曼帝国主力军队尚在欧洲前线，塔赫玛斯普一世乘机迅速镇压了巴格达总督的叛变，并重新指派了一位总督。奥斯曼帝国则直到1533年才派兵镇压比特里斯叛乱，并委派了新任比特里斯总督。但叛变迟迟未能平定，这使得苏莱曼大帝决定对萨法维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宰相易卜拉欣帕夏（Pargal? ?brahim Pa?a）率大军于1534年5月14日抵达了迪亚尔巴克尔，苏莱曼则于6月11日出发亲自率领军队同波斯作战，奥斯曼大军一路凯旋，轻松夺取了凡城和萨法维都城大不里士，随后更是夺取了几乎没有防御的巴格达。波斯军队面对奥斯曼帝国优势兵力尽可能避其锋芒。由于补给不足，苏莱曼大帝不得不于1535年宣布撤军。苏莱曼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巴格达，因此土耳其历史将其称为“伊拉克战役”。伊拉克战役的胜利激发了苏莱曼对波斯领土的野心，随着帝国在西方对中欧扩张的停滞，他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东方。此时，萨法维王朝的内乱正好给他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1547年，塔赫玛斯普的弟弟埃尔卡斯?米尔扎试图发动叛乱，被发现后逃亡奥斯曼宫廷，苏莱曼抓住这一机遇于1548年3月29日启程进军波斯。战争中，苏莱曼大帝成功占领了大不里士、亚美尼亚全境、格鲁吉亚部分地区，并攻克了东安纳托利亚的战略要塞凡城，巩固了对东安托利亚的统治。但波斯在战争中再次实施“焦土政策”，奥斯曼军队因补给不足而被迫撤军。
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鲁斯塔姆帕夏领导了1553年开始的第三次战争，苏莱曼本人随后也参与到战争当中。在这次战争中，波斯军队罕见地率先采取了攻势，并一度占领了东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埃尔祖鲁姆，但随后在奥斯曼帝国优势兵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所占领土。1555年，双方签订《阿玛西亚和约》，和约规定：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波斯平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与库尔德斯坦的土地，东部属波斯，西部属奥斯曼。安纳托利亚东部部分地区（如埃尔祖鲁姆、凡城与卡尔斯等）划定为两国间的缓冲地带。奥斯曼帝国控制今天伊拉克的绝大部分领土，而波斯则控制阿塞拜疆全境及其北方的高加索地区。在宗教方面，奥斯曼帝国允许波斯的朝圣者前往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城，同时也允许他们前往伊拉克境内的纳杰夫、卡尔巴拉等什叶派圣地朝拜。作为交换，萨法维波斯必须放弃什叶派传统的诅咒前三大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的宗教仪式。
六、战争与阿玛西亚和约的历史意义
1530-1555年奥斯曼-萨法维战争永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其遗产之坚固、影响之深远几乎与一战后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的势力划分等同。尽管战争并没有终结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对争议地区的争夺，《阿玛西亚和约》某种意义上只是暂停战争的休战条约，其效力仅持续了三十年。然而，这次战争在奥斯曼与波斯数百年战争交往史中最具有代表性，其结果充分体现了奥斯曼与波斯之间的“势力均衡”（equilibrium）状态，《阿玛西亚和约》划定的疆界基本沿着山脉、河流等自然地貌，体现出一种沿“天然疆界”划分领土的特色。这一划分结果是双方都难以突破的。1639年的《祖哈卜条约》对领土划分的结果基本与《阿玛西亚和约》的结果一致，由此可见《阿玛西亚和约》基本确定了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之间长期的领土边界。
首先，战争一个重要的间接结果是划定了伊拉克未来历史的走向。此次战争后，伊拉克被纳入了奥斯曼帝国、同时也是逊尼派世界的轨道。尽管此后波斯的阿巴斯大帝短暂收复了巴格达，但伊拉克控制权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奥斯曼帝国一方。在奥斯曼历史大部分时期，伊拉克被划分成三部分：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分别为不同的总督统治，这一行政划分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另一方面，奥斯曼的统治奠定了逊尼派在伊拉克占据政治主导权的传统，并且阻隔了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和什叶派中心波斯之间的联系，有效遏制了什叶派从波斯向西发展。这一局面从16世纪开始几乎不间断地持续了近400年，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才有所改变，可见1530-1555年战争影响之深远。
其次，1530-1555年奥斯曼-萨法维战争塑造了日后土耳其和伊朗两个民族国家边界的雏形。《阿玛西亚和约》签订之后，安纳托利亚东部归属奥斯曼帝国，阿塞拜疆归属萨法维帝国，该划分具有历史性意义。在1555年前这两个地区的归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在此之后，这两个地区各自被逐渐拉入奥斯曼和波斯的政治与文化轨道中，此后再难以被挑战。除此之外，1555年《阿玛西亚和约》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与库尔德斯坦三个地区的分割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亚美尼亚被永久地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最终只有东半部分成为了今天的主权国家亚美尼亚。库尔德人则被永久地分割在不同的政治体之内，以至于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在语言、文化上发生了巨大的割裂。只有格鲁吉亚后来因为俄罗斯分别对奥斯曼和波斯领土的蚕食得以重新整合，但长期政治分裂造成的文化差异同样难以弥合。
最后，1530-1555年战争迫使萨法维王朝从大不里士迁都加兹温，随后又迁都伊斯法罕，这改变了波斯政治、文化的中心。自蒙古西征、伊儿汗国建立以后波斯文化重心西移之后，波斯文化的重心又一次因为政治格局而发生地理上的移动，大不里士作为战争前线城市的文化重要性日渐式微，伊斯法罕在波斯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则日益凸显，并逐渐有了“伊斯法罕半天下”的习语。这两座城市文化重要性此消彼长，其后形成的文化格局也大体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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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波斯-土耳其文化综合体的演变”（编号：20XWC1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