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舒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一段漫长的讽刺故事,由一面铁皮鼓而起,也终究由一面铁皮鼓结束。新德国电影学派代表人物施隆多夫导演的《铁皮鼓》以象征隐喻的手法,展现了整个德国民族的历史和纳粹的丑恶,讲述了一个“无父”的故事,影片主角奥斯卡和其所处的纳粹德国都在导演的设置下描绘成为一个因缺失“父亲”而无法健康成长的孩子。透过影片,我们可以窥见施隆多夫等新德国电影学派人物对反战题材的探索和对人类丑形的揭露,以及新德国电影运动这场电影革新运动高潮。
关键词:铁皮鼓;象征手法;“无父”;新德国电影
影片《铁皮鼓》借侏儒儿童奥斯卡的视角,讲述了出生时就带有思想和记忆的奥斯卡,在三岁时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肮脏和罪责后决定停止生长,通过敲打铁皮鼓和尖叫发泄压抑心情、抗议肮脏社会。每一个罪恶亲人的死亡都是奥斯克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他亲手抹杀着罪恶,却没想到成人世界是无穷无尽的罪恶,当所有罪人都已死去,战争也结束,奥斯卡埋葬了童年的铁皮鼓,获得一场别样的成人礼。时过境迁,战后的但泽小城归于平静,可只有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这场史诗般的电影用独特的方式重现着二战带来的空前劫难,展现着纳粹德意志民族在理性缺失下毁灭他人又最终自我毁灭的过程,成人世界的肮脏、社会的冷漠以及纳粹的残暴给人以震慑、反思和惊醒。
一、象征——隐喻之下的内涵表达
本片用隐喻的手法为观众展示了二战时期真实的德国社会,荒诞的场景和角色设置之下,是极具象征意味的审视态度与情感表达。影片中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象征体系,不同的人物、道具、情节都有不同的意指。《铁皮鼓》借主人公奥斯卡的家族史阐发了对当时但泽和整个德国社会环境的“内涵”隐喻,电影中所出现的人物、道具和情节设定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映射,而电影中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和表现出的行为则是对当时历史的重现和对社会环境的反思。
电影主角奥斯卡是整部影片中最为丰富深刻的象征符号,他是德国二战历史的人格化表现,奥斯卡在这个荒诞世界中扮演的是一个“叙述者”和“观察者”的角色,他是电影的叙述人,是社会的边缘人,也是德国历史的观察者,他跳脱于这个荒诞的世界之上。因此,奥斯卡携带几乎一生的铁皮鼓,还有他的尖叫声可以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其实都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从他三岁生日宴上窥见妈妈和舅舅的不纯洁关系,以及他家里人一个个虚伪的嘴脸;从他小时候被玩伴们残忍逼迫喝“汤”,而另一边的成人叔叔却熟视无睹地剥着兔子的兽皮,从他加入纳粹的父亲、楼上那个一直冷漠地吹奏小号的邻居以及残杀掠夺的纳粹分子……他的眼中看到的总是人性中不被察觉的恶与丑陋,而他也用铁皮鼓和尖叫声来对抗这一切丑陋的人与事,向肮脏的成人社会发出抗议。铁皮鼓是他用来表达自我的工具,打鼓是他与世界沟通的方法,“他用鼓声对付一切信仰与意识形态,用鼓声来抵抗遗忘和抹杀历史”。铁皮鼓成为他自身道德、信仰和正义的象征,任何人只要敢抢他的铁皮鼓,他便以尖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和震醒沉浸在麻木中的人们。
在第一次父亲要抢下奥斯卡的铁皮鼓时,他一边敲鼓一边嘶吼, 最终震碎了钟表的玻璃,阻止了父亲的行为, 也是从此时开始, 铁皮鼓的鼓声和叫喊声成为了奥斯卡的反抗的方式, 铁皮鼓不再只是儿童奥斯卡的玩具, 而是成为一个幼童反抗社会的武器。在他尾随妈妈看到舅舅和妈妈偷情乱伦时,他爬上钟楼顶端,不断地敲击着铁皮鼓和大声尖叫,声音不断震碎小镇上高楼的玻璃,表现他对乱伦丑态的反抗、对成人肮脏淫秽世界的愤懑,以及对这个扭曲社会的无力却坚决的抗争。二战时期,纳粹控制着主要的意识形态,象征“同化”的学校和医院更是意识形态控制下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奥斯卡用尖叫震碎老师的眼镜片和医生的标本瓶,以反抗其对人思想的奴化和禁锢。这是奥斯卡的一种反抗,他用尖叫反对的不只是老师的教导和医生的要求,而更是想震碎那个时代扭曲的次序和标准。在纳粹举行盛大仪式的片段中,当纳粹分子攻入但泽,奥斯卡跟随投靠纳粹的父亲参加集会,但他却躲入看台下,敲击自己的铁皮鼓打乱节奏,使纳粹乐队演奏起了《蓝色的多瑙河》,鼓声使猖狂嚣张的纳粹集会转而变成以一场滑稽的盛大舞会。这种夸张到近乎荒诞的方式,正是对现实讽喻的高潮,奥斯卡用鼓声表达对纳粹虚伪性的揭露,也是导演对纳粹主义的反省与讽刺。
《铁皮鼓》让“我们所注视的不是影片中一个丑怪人物,而是我们像是在一次充满忧伤、可笑和情节剧式的旅行中的同行者,共同经历着家庭的,意识形态的和历史的变迁”。
二、“无父”——奥斯卡的“无父”之家与德国的“无父”时代
在情节设置中,我们可以发现影片中展现整个奥斯卡家族都处在一种“父亲”形象缺失的状态下——奥斯卡的妈妈艾格尼丝诞生于祖父母年轻时的一场毫无理由的野合,纵火犯祖父在妈妈出生后便消失于一场奔逃中。上一代人贪婪欲望的恶果导致艾格尼丝也陷入情感畸形的困境,她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在为人母之后仍与自己的表兄保持不纯洁关系。在这种畸形关系家庭中诞生的奥斯卡,他的亲生父亲是自己的表叔,而名义上的父亲对家庭中的乱伦现象熟视无睹,从三岁起就目睹一切的奥斯卡一生都被迫深埋在成人世界的肮脏秽乱中。奥斯卡名义上的弟弟库尔特其实是自己的儿子,但父亲与保姆的奸情粉碎了他的第一份性与爱恋,并造成了恋人变继母的荒诞结局。整个家庭中,奥斯卡的母亲、奥斯卡本人、奥斯卡的儿子三代人都无法明确指出或真实拥有自己真正的“父亲”,都诞生并成长于一个“无父之家”。
奥斯卡诞生成长于1925年至1945年间约二十年的德国社会中,这是纳粹德国的统治时期,历史上称之为“纳粹时代”;这是缺乏监管与理性的时期,心理学家称之为“无父时代”。奥斯卡的诞生于纳粹兴起的时期,而他成长的过程正与纳粹的狂欢同步。他在希特勒掌权时入学,见证着周围纳粹拥护者的游行与失去理智的追捧,目睹着纳粹分子的残杀压迫和社会的麻木与冷漠,战争造就的亲人与爱人在枪声炮火下的接连死亡几乎是他全部的童年经历,当最终苏联红军占领了他的家乡但泽,他也恰好回到了这片故土。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一个人在身份发生剧烈转换时期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此时行为体的心理正在发生巨大转变。如果没有施以正确的引导,行为人就会产生受虐或者施虐的冲动。”对于这个无父的家庭来说,父亲的缺失造成了母亲与奥斯卡极大的性格缺陷,由于缺乏父亲的指引和约束,他们难以作出正确的抉择:母亲无法在情人与丈夫中做出正确选择结束混乱,最终在极度的心理扭曲下选择自杀;奥斯卡看似清醒冷静,用铁皮鼓执拗地批判社会、反抗纳粹,但最终也在贝布拉的劝说下放任自我,成为纳粹的宣传机器,他们都是无父家庭的牺牲品,也同样是二战历史的牺牲品。而对于整个无父的历史时代来说,由于没有理性的政府、没有强劲的约束,才导致纳粹德国的侵略性和非理性,他们发动战争、滥杀无辜、攫取财富,造成了这场人类历史中巨大物质和精神灾难。而整个社会也在非理性的蛊惑之中拥趸纳粹:影片中的父亲加入了纳粹小分队,奥斯卡成为纳粹军官的宣传演员,周围的邻居都盲目热情地加入这场战争,整个社会如同没有父亲监管的孩子,被情绪裹挟着前进,在纳粹分子的宣扬蛊惑下手舞足蹈地加入这场暴力游戏,整个德国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童,影片是那个混乱无序年代的缩影,也是那个麻木残暴社会的重现。
在奥斯卡的经历里,导演表达的是一个来自法西斯民族者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讽刺,是在经历过灰暗历史后,对自我的客观审视与惊醒告诫。此外,在对成人世界的虚伪与丑陋进行抨击,对纳粹的罪恶进行控诉之余,也表达了对和平主题的追求,以及对德意志民族战后重生的渴望。原著作者君特·格拉斯所写下台词:“奥斯卡要长大,必须长大,而且还要学会长大。”最后,铁皮鼓埋进去了,奥斯卡开始长大,德国也该理性思考其正确发展方向。以《铁皮鼓》为例,我们可以窥见这场战后“新德国电影”运动是西德在战后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 是德国电影反思后的继续与发展,这场反战题材电影的探索也成为电影美学与现实交融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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