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以苏州乡村为例 张诗瀛

发表时间:2021/8/3   来源:《论证与研究》2021年6期   作者:张诗瀛
[导读]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所为。但从实践来看,伴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对苏南乡村产业结构的冲击,苏南乡村社会结构和治理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围绕当下“乡村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和行为逻辑,通过深入调研苏州乡村社会治理现状,总结出苏州青年参与
                                                                         张诗瀛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所为。但从实践来看,伴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对苏南乡村产业结构的冲击,苏南乡村社会结构和治理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围绕当下“乡村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和行为逻辑,通过深入调研苏州乡村社会治理现状,总结出苏州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中面临着“参与动力不足,治理领域狭窄”、“政治素养不高,参与能力不足”、“组织建设不足,参与渠道受限”、“参与效能有限,保障机制缺失”四大现实困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青年;社会治理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部署,而在城镇化、信息化和科技化影响下的乡村社会,乡村发展既有时代机遇和政策支持,也面临着多方的困难与挑战。一方面,受历史环境影响,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结构使得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建设力量不足,由此导致的乡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社会现实,就决定了广大农村地区必然将在很长时间内都面临着民生方面的社会治理困境。另一方面,在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乡村社会也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尤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农村,信息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乡村产业结构,进而对农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和传统的治理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乡村社会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盘桓在乡村建设主体间的利益链条更加复杂,不同的文化认同、生活习惯与传统乡风习俗的逐渐割裂,传统的以村干包办的内部治理模式在协调各方利益矛盾、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上的不足日益明显,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江苏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9年—2025年)》明确提出“围绕城乡建设高质量,引导青年投身乡村振兴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在乡村振兴战略方兴未艾的当下,引导“社会上最有朝气、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青年群体参与到乡村的建设和治理工作,对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刺激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困境分析
       (一)参与动力不足,治理领域狭窄
        当前,在苏州农村开展村干部选举、村民议事大会等乡村治理工作时,除了村委干部的青年工作人员,鲜有其他青年面孔的出现。青年对乡村公共事务采取的回避消极态度,其深层原因就在于青年无法将乡村发展与自身的成长发展相联系,缺乏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动力。这一方面,乡村社会无法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适宜的就业岗位吸引青年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的自身觉悟和眼界有限,尚未认识到乡村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无法将个人的成长融入时代的大方向,去主动承担起国家和时代所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
        青年群体参与动力不足,也与青年群体所能参与的治理领域十分狭窄有关。“从建政以来,乡村治理就是一元化的政府权威治理,至今还是”[1]。

在目前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中,村党委干部仍一手包办绝大多数村务事宜,能由公共讨论决定的事务数量非常有限,社会共治的治理领域仍较为狭窄。虽然各个村落均有开展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的民主议事,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村民议事往往只有“被通知”,却没有“共讨论”这一重要环节,留给由村民,尤其是青年讨论决定的事务极少,集体协商的空间狭窄,可供村民参与的自治领域有限,乡村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的现象依然很明显。由于对公共事务并不享有表决权和参与讨论的机会,大大挫伤了青年群体的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二)政治素养不高,参与能力不足
        苏州农村青年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良好,基本达到大专和本科学历,但其政治素养和参与能力却尚未达到能够有序参与乡村社会共治的水平。青年群体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选举权等基本政治知识,以及对本村开展的村委选举和村委任职情况普遍了解有限。还有部分青年空谈理想主义,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解脱离乡村现实,或考虑问题的思路严重脱离乡村物质生产条件,或对乡村现实过于悲观,忽视了党和国家在基层建设上长期努力的工作成果。青年群体对于乡村社会的认知局限,一定程度影响到青年群体参与乡村社会共治。
       (三)组织建设不足,参与渠道受限
        苏州农村青年加入乡村自治组织、乡村文娱团体的占比较低,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青年未参与到任何形式的村民组织。当前,苏州乡村的社会组织建设主要围绕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开展,而围绕青年权益保护、青年思想学习、青年技能提升的社会组织和活动数量几乎没有。
        青年组织能有效增进内部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帮助青年群体形成同辈支持网络。青年组织建设的不足,一方面会阻碍青年群体对乡村生活形成归属感和认可度,挫伤青年群体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青年组织的缺失也使得青年群体无法凝聚起自己的群体力量,获得发言权,在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中积极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发声。
       (四)参与效能有限,保障机制缺失
        当前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村党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领导核心地位,乡贤、致富能人等通过村民议事大会、村经济合作社等形式都对乡村治理工作享有一定的发言权。[2]但在当前的治理体系中,青年群体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虽然苏州乡村基层干部年轻化建设普遍良好,但部分乡村青年干部存在“养老”心态,在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上,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未能充分发挥青年优势,给治理工作带来新思路,新动力。同时,长期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盘根错节的亲缘和利益关系,复杂深厚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主体和治理格局发挥着深远影响,新兴的青年力量如果想渗透进乡村治理体系,存在“人情壁垒”、“地域排外”等障碍。
        村组织开展的“意见箱”、“线上议事平台”等发声渠道使用效率低,回应不及时,形同虚设,缺乏相应的监督保障机制,降低了现行参与渠道和平台的效能。尤其是针对青年群体新设的线上发声渠道,较之于诸如“闹事”等传统申诉方式,效率更为低下,大大挫伤了青年群体的发声积极性,造成平台建设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曾经以村党政组织为一元化单中心的集权的治理体系不断弱化,多元的乡村社会主体逐渐分化和呈现出来,他们不仅大大提升了乡村经济的活力,更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大。在多元复杂的乡村社会舞台上,村党委发挥着核心领导地位的同时,乡村社会也鼓励和呼唤着科学理性的自治力量参与共同治理,来更好的配合党委班子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步伐。青年群体作为新时代的有知识有能量有潜力的“主力军和突击队”,但目前还面临着“参与动力不足,治理领域狭窄”、“政治素养不高,参与能力不足”、“组织建设不足,参与渠道受限”、“参与效能有限,保障机制缺失”等多重困境,但唯有正视困难,积极克服,动员青年广泛积极的参与,才能让乡村振兴战略有源源不断的生力军,让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这一长期工程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1]周庆智.乡村治理转型:问题及其他[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6).
        [2]萧子扬,陈艺华,吴若琼.“缺席”和“回归”:新时代我国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J].青年探索,2019(03):15-27.
        作者简介:张诗瀛(1997-)女,汉族,江苏张家港,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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