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山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063300
文学作为艺术中的“母艺术”，作伪现象确是最普遍的，因而需要警惕。
无论诗词、小说、戏剧还是散文，都是语言，而用语言文字来说谎和用语言文字来述实一样“方便”。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而又常常是“说谎的艺术”。
何为“作伪”？虚构算不算“作伪”？我想，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虚构是不能派为“作伪”的，因为，小说中的情节是“假的”，但作者借以传达的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是“真的”，也就是所谓“艺术的真实”。至于古人文中的“借题发挥”和杜撰论据现象，还要另当别论。庄子行文中一些个看似信手拈来的“事实论据”，其实往往是他自己杜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要论说的“道”。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只根据一幅画就敷衍出一篇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这往往被人拿来做笑柄，认为古人未必可靠，从而怀疑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并非心声。这又错了。这是典型的“借题发挥”（并非贬义），这种创作方法在中国是允许的，特别在中国古代，也是很普遍的。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有这样精彩的一段——
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庚辰双行夹批：真正好题。妙在未起诗社先得了题目。
]迎春道：“都还未赏，先倒作诗。”宝钗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若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庚辰夹批：真诗人语。]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
请大家着眼庚辰夹批中“真诗人语。”四个字，可见，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为文只重“寄兴写情”。
中国古代的许多花鸟画家，爱画“梅兰竹菊”，称之为“四君子”，但有的却从没有看见过真的“梅兰竹菊”，他所画的是从《芥子园画传》上学来的样子。但这并不妨碍文人借此抒发真性情。同理，范公无暇游历岳阳楼，又受好友滕子京之托要“赶稿”，依画而作文也未尝不可。不能因此就否定《岳阳楼记》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也不宜轻率地怀疑范公忧国忧民的一片真情。毛主席的两首题照诗也足可以说明这一点。《题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和《为女民兵题照》都如同亲见亲历，写出来真实动人，这是寻常事，不必大惊小怪。苏轼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应礼部试的试卷上写的应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一段典故就是苏轼即兴杜撰的，但通篇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所以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认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古代科场作文的评价标准中，用典是重要一项，苏轼的做法，不失为一种“考场机智”，无可厚非。但据说，有一个考生为了在文章中加一些“作料”，硬编了一个“自两槐夹井以来……”的“典”，原来是进京途中曾见到有一个地方两棵槐树之间夹着一口古井。这就纯属“笑傲江湖”了。
我所谓“作伪”者，是指违心。对一事一人一物明明恨之入骨，却可以写作爱得要死，明明日夜盼着离开的人和地，却可以写作依依惜别之状。窃以为，流传至今的如许多应和酬答之诗作读来感人至深的，也未必句句发乎真情，其中必定夹杂着大量虚情假意的“伪作”，希望引起大家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