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女性形象塑造中的婚恋习俗范式

发表时间:2021/8/3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3月9期   作者:鲁 云
[导读] 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千姿百态的女性,她们在人生、爱情、亲情、道义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人”,而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玩物
        鲁 云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千姿百态的女性,她们在人生、爱情、亲情、道义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人”,而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玩物。但在婚恋观念中,又再现传统女性在婚恋中的从属地位,强调“因性生爱”的“贞操观”,揭示“一夫多妻”制度的尴尬,描绘“媳妇熬成婆”的无奈,进而使其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关键词:金庸小说;女性形象;婚恋;民俗
        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通俗性,在于通过关注传统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体现民众的价值判断与生活准则,体现出浓郁的民俗趣味。“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民俗学内容,是以文献形式间接表现出来的民俗资料”[1],这种民俗文献资料表现出的民俗崇尚,泛化了“江湖背景”,推动了情节发展,丰富了人物形象。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内容既有琴棋书画、诗文茶酒、剑气箫心传统,也囊括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亦不乏秘密结社、宗教组织、行业收徒的描述,写“武功”、写“侠义”,写“情爱”,写尽了人世众生百态与爱恨情仇。尤其是通过情爱世界的描绘,较好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女性形象。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或缠绵悱恻,或惊天动地,作为爱情主体的女性,在爱情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主动的角色。通过写爱情,写出了“不同程度地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内容,为了贯彻这种内容,作者甚至巧妙地从东、西方古典小说戏剧中借鉴了一些不伦之恋的模式,如兄妹之恋、师徒之恋、叔嫂之恋、父女之恋、乃至同性之恋”[2] 。她们或可成为一大门派的首脑,或可成为男性最强大的敌人,但在精神层面上,正如陶慕宁教授所言,“她们并未获得自由,她们的个人意识还只是为所钟爱的男子而存在。” [3]金庸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掺入了大量的反映社会发展趋向、两性关系规律的当代意识,但又在某些人物身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女性文化痕迹,形成了固有的婚恋习俗范式。
        一、再现传统女性在婚恋中的从属地位
        封建礼俗,女子要遵循“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金庸笔下的许多女子正是照此描摹出来的。《鹿鼎记》中最受人好评、惹人怜爱的双儿,事实上正是因为她贤惠机灵,丈夫说一,绝不说二,一切以夫纲为马首是瞻,具有旧时女子的一切美德。《连城诀》中戚芳的悲剧只因她被骗后,依然遵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对丈夫的邪恶视而不见。《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与张翠山成婚后,除了“祸福与共,始终不负心,生生世世永为夫妇”的誓言外,也表达了对丈夫认识准则的臣服,“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绝不敢再杀一人。若违此誓,天人共弃。”她对天发誓,一心向善,并非出于道德自觉性,而是在爱情驱使下对丈夫的盲目顺从。阿秀、赵敏等女子对情郎的态度也大多类此,对方的言语、行事准则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信条。女性自我意识在不自觉地成为男性附属后,自然消失。
        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是容不得女性的能力比男性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石清对梅芳姑的始终不爱,只因梅芳姑处处比石清强,“我和你在一起,自惭形秽,配不上你”(《侠客行》第二十二章)。霍青桐之所以没得到陈家洛的爱情,除了香香公主的缘故外,论智慧计谋她都要比陈家洛略胜一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林朝英,连与王重阳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也是她一直要与王重阳在武功上争一时之长短的后果。传统的男女婚恋观念中,既强调“门当户对”,更不能容忍女性的才能超过男性。与流传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产翁制”传说相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在女子权利不断提升中对自身的不自信。
        此外,与男性不同,女性爱情遭到爱恋的挫折后,从未想过要改变爱情的目标,她们的爱情之路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哪怕从此万劫不复。马春花先是被福康安始乱终弃,后又在福康安知情的阴谋中被毒死,岳灵珊被自己苦恋的林平之利用、绞杀,李莫愁因苦恋陆展元在绝情谷中被大火活活烧死。如此种种,既有从一而终的传统,又是因果报应观念的再现。
        二、强调“因性生爱”的“贞操观”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曲礼上》)。男女之间的性,既是合乎礼仪的欲望,也是以情为基础的欲望。金庸小说中的许多女性,是因性而生爱的。《倚天屠龙记》中峨嵋派的纪晓芙,不幸被明教光明左使杨逍强奸,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爱上了杨逍,并为他生下一女,且为女儿取名杨不悔,意为永不后悔与杨逍的相遇相恋。

《鹿鼎记》中陈珂、苏荃最后嫁给韦小宝,也正是因为韦小宝在扬州妓院中对她们施加强暴,使她们有了身孕。这样一些因性生爱的例子,还有西夏公主与虚竹,马春花与福康安等。因性生爱,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古代女性贞操观。正是“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我还能怎么办”心理的体现。这是古时典型的因身体上的接触而定终身的现象,这里边爱情的成分很少,而无奈的成分很多。
        在古代,传统的贞操观强调女性操守和品行的正当性,约束着女性婚前婚后的行为与观念,是一种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性道德”。核心是“一个女性的肉体性爱只能属于一个男性所有,这个男性只能是他的丈夫,一旦女性在婚前或婚后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了性爱,她就会被社会、家族所排斥,对于她的丈夫来说也成为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4] 成为束缚女性发展的枷锁。故《神雕侠侣》中,出现冰清玉洁的小龙女被全真教道士尹志平奸污的细节,通过对不圆满的“贞洁观”来呈现“悲剧式”爱情。
        三、揭示“一夫多妻”制度的尴尬
        儒家经典《百虎通》规定:“天子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5]形成了古代一夫多妻的法律典籍。金庸小说中,除《鹿鼎记》外,都提倡一夫一妻。而在《天龙八部》中,甘宝宝、秦红棉、王夫人各为段正淳生下一女,这让依然处处留情的儿子差点发生乱伦的事情,最后却是作为正夫人的刀白凤跳出来说,段誉其实并非你的儿子,给多情的他解了围。绕来绕去,作为一国王爷之尊,本来可以妻妾成群,却偏要在表面专为一人,段正淳以悲剧形式上演了一出“一夫一妻”的闹剧。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较早,但在古代传统社会里,它成了“只是针对父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6]
        四、描绘“媳妇熬成婆”的无奈
        金庸笔下有一类女性,先前本是飞扬跳脱的人物,她们视礼俗为无物、忽视传统标准好女子价值观的存在,她们敢爱敢恨,敢于反抗家长权贵、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而一旦获取爱情后,往往发生很大的转变,自己又反过来成为阻碍后辈追求幸福自由的障碍。如黄蓉的人生轨迹,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再现。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似极了民间“巧女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勤劳能干乖巧,乐于为人排忧解难,敢于反抗世俗。她为得到自己的幸福爱情,也算受尽艰难困苦:先是欧阳克的作梗,再是父亲、师父的不同意,甚至连蒙古君主也横加干涉。但在成为人妇后,黄蓉对杨过与小龙女师徒之恋的态度,彻底由一个蔑视封建礼法的少女转变成为封建礼俗的卫道者。黄蓉性格发生这种令人憾然的变化,是由少女的潜意识决定的,也是大多数中国妇女所要走的一条必然之路。难怪连黄药师也嘲笑自己的女儿,“她自己嫁得如意郎君,就不念别人相思之苦。我这宝贝女儿就只向着丈夫。嘿嘿,‘出嫁从夫’,三从四德,好了不起!”(《神雕侠侣》)
        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女性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敢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但从深层次的精神层面上来看,她们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为爱情而生,她们的个人意识,只为自己所钟情的男子而存在,命运的平坦坎坷也多取决于所爱男子是否肯接纳自己的感情。这样的女性形象还不够丰满、不够复杂,未能完全消除“尤物”的影子。诚然,正如金庸自己所言,宋、元、明、清时代的女性,是不可能有什么现代意识的。对传统有突破,而又不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这样在反叛中传承,在对立中实现统一的女性形象,更能满足武侠对人性提升的要求,从而也使金庸小说更具魅力。
        参考文献
        [1]韩云波.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01):86;
        [2][3]陶慕宁.谈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J].南开学报,2001(5):07、08;
        [4]王菲菲.“贞操”的精神化——金庸小说的情爱道德观[D].吉首大学,2009:07;
        [5](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7:469;
        [6]转引自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74;
        [7]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D].西南大学,2010.
         鲁云(1983~),男,彝族,云南凤庆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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