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云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千姿百态的女性，她们在人生、爱情、亲情、道义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人”，而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玩物。但在婚恋观念中，又再现传统女性在婚恋中的从属地位，强调“因性生爱”的“贞操观”，揭示“一夫多妻”制度的尴尬，描绘“媳妇熬成婆”的无奈，进而使其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关键词：金庸小说；女性形象；婚恋；民俗
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通俗性，在于通过关注传统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体现民众的价值判断与生活准则，体现出浓郁的民俗趣味。“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民俗学内容，是以文献形式间接表现出来的民俗资料”[1],这种民俗文献资料表现出的民俗崇尚，泛化了“江湖背景”，推动了情节发展，丰富了人物形象。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内容既有琴棋书画、诗文茶酒、剑气箫心传统，也囊括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亦不乏秘密结社、宗教组织、行业收徒的描述，写“武功”、写“侠义”，写“情爱”，写尽了人世众生百态与爱恨情仇。尤其是通过情爱世界的描绘，较好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女性形象。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或缠绵悱恻，或惊天动地，作为爱情主体的女性，在爱情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主动的角色。通过写爱情，写出了“不同程度地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内容，为了贯彻这种内容，作者甚至巧妙地从东、西方古典小说戏剧中借鉴了一些不伦之恋的模式，如兄妹之恋、师徒之恋、叔嫂之恋、父女之恋、乃至同性之恋”[2] 。她们或可成为一大门派的首脑，或可成为男性最强大的敌人，但在精神层面上，正如陶慕宁教授所言，“她们并未获得自由，她们的个人意识还只是为所钟爱的男子而存在。” [3]金庸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掺入了大量的反映社会发展趋向、两性关系规律的当代意识，但又在某些人物身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女性文化痕迹，形成了固有的婚恋习俗范式。
一、再现传统女性在婚恋中的从属地位
封建礼俗，女子要遵循“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金庸笔下的许多女子正是照此描摹出来的。《鹿鼎记》中最受人好评、惹人怜爱的双儿，事实上正是因为她贤惠机灵，丈夫说一，绝不说二，一切以夫纲为马首是瞻，具有旧时女子的一切美德。《连城诀》中戚芳的悲剧只因她被骗后，依然遵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对丈夫的邪恶视而不见。《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与张翠山成婚后，除了“祸福与共，始终不负心，生生世世永为夫妇”的誓言外，也表达了对丈夫认识准则的臣服，“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绝不敢再杀一人。若违此誓，天人共弃。”她对天发誓，一心向善，并非出于道德自觉性，而是在爱情驱使下对丈夫的盲目顺从。阿秀、赵敏等女子对情郎的态度也大多类此，对方的言语、行事准则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信条。女性自我意识在不自觉地成为男性附属后，自然消失。
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是容不得女性的能力比男性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石清对梅芳姑的始终不爱，只因梅芳姑处处比石清强，“我和你在一起，自惭形秽，配不上你”（《侠客行》第二十二章）。霍青桐之所以没得到陈家洛的爱情，除了香香公主的缘故外，论智慧计谋她都要比陈家洛略胜一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林朝英，连与王重阳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也是她一直要与王重阳在武功上争一时之长短的后果。传统的男女婚恋观念中，既强调“门当户对”，更不能容忍女性的才能超过男性。与流传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产翁制”传说相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在女子权利不断提升中对自身的不自信。
此外，与男性不同，女性爱情遭到爱恋的挫折后，从未想过要改变爱情的目标，她们的爱情之路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哪怕从此万劫不复。马春花先是被福康安始乱终弃，后又在福康安知情的阴谋中被毒死，岳灵珊被自己苦恋的林平之利用、绞杀，李莫愁因苦恋陆展元在绝情谷中被大火活活烧死。如此种种，既有从一而终的传统，又是因果报应观念的再现。
二、强调“因性生爱”的“贞操观”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曲礼上》）。男女之间的性，既是合乎礼仪的欲望，也是以情为基础的欲望。金庸小说中的许多女性，是因性而生爱的。《倚天屠龙记》中峨嵋派的纪晓芙，不幸被明教光明左使杨逍强奸，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爱上了杨逍，并为他生下一女，且为女儿取名杨不悔，意为永不后悔与杨逍的相遇相恋。
《鹿鼎记》中陈珂、苏荃最后嫁给韦小宝，也正是因为韦小宝在扬州妓院中对她们施加强暴，使她们有了身孕。这样一些因性生爱的例子，还有西夏公主与虚竹，马春花与福康安等。因性生爱，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古代女性贞操观。正是“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我还能怎么办”心理的体现。这是古时典型的因身体上的接触而定终身的现象，这里边爱情的成分很少，而无奈的成分很多。
在古代，传统的贞操观强调女性操守和品行的正当性，约束着女性婚前婚后的行为与观念，是一种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性道德”。核心是“一个女性的肉体性爱只能属于一个男性所有，这个男性只能是他的丈夫,一旦女性在婚前或婚后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了性爱，她就会被社会、家族所排斥，对于她的丈夫来说也成为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4] 成为束缚女性发展的枷锁。故《神雕侠侣》中，出现冰清玉洁的小龙女被全真教道士尹志平奸污的细节，通过对不圆满的“贞洁观”来呈现“悲剧式”爱情。
三、揭示“一夫多妻”制度的尴尬
儒家经典《百虎通》规定：“天子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5]形成了古代一夫多妻的法律典籍。金庸小说中，除《鹿鼎记》外，都提倡一夫一妻。而在《天龙八部》中，甘宝宝、秦红棉、王夫人各为段正淳生下一女，这让依然处处留情的儿子差点发生乱伦的事情，最后却是作为正夫人的刀白凤跳出来说，段誉其实并非你的儿子，给多情的他解了围。绕来绕去，作为一国王爷之尊，本来可以妻妾成群，却偏要在表面专为一人，段正淳以悲剧形式上演了一出“一夫一妻”的闹剧。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较早，但在古代传统社会里，它成了“只是针对父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6]
四、描绘“媳妇熬成婆”的无奈
金庸笔下有一类女性，先前本是飞扬跳脱的人物，她们视礼俗为无物、忽视传统标准好女子价值观的存在，她们敢爱敢恨，敢于反抗家长权贵、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而一旦获取爱情后，往往发生很大的转变，自己又反过来成为阻碍后辈追求幸福自由的障碍。如黄蓉的人生轨迹，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再现。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似极了民间“巧女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勤劳能干乖巧，乐于为人排忧解难，敢于反抗世俗。她为得到自己的幸福爱情，也算受尽艰难困苦：先是欧阳克的作梗，再是父亲、师父的不同意，甚至连蒙古君主也横加干涉。但在成为人妇后，黄蓉对杨过与小龙女师徒之恋的态度，彻底由一个蔑视封建礼法的少女转变成为封建礼俗的卫道者。黄蓉性格发生这种令人憾然的变化，是由少女的潜意识决定的，也是大多数中国妇女所要走的一条必然之路。难怪连黄药师也嘲笑自己的女儿，“她自己嫁得如意郎君，就不念别人相思之苦。我这宝贝女儿就只向着丈夫。嘿嘿，‘出嫁从夫’，三从四德，好了不起！”（《神雕侠侣》）
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女性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敢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但从深层次的精神层面上来看，她们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为爱情而生，她们的个人意识，只为自己所钟情的男子而存在，命运的平坦坎坷也多取决于所爱男子是否肯接纳自己的感情。这样的女性形象还不够丰满、不够复杂，未能完全消除“尤物”的影子。诚然，正如金庸自己所言，宋、元、明、清时代的女性，是不可能有什么现代意识的。对传统有突破，而又不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这样在反叛中传承，在对立中实现统一的女性形象，更能满足武侠对人性提升的要求，从而也使金庸小说更具魅力。
参考文献
[1]韩云波.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01）：86；
[2][3]陶慕宁.谈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J].南开学报,2001(5)：07、08；
[4]王菲菲.“贞操”的精神化——金庸小说的情爱道德观[D].吉首大学，2009：07；
[5](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7：469；
[6]转引自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74；
[7]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D].西南大学，2010.
鲁云（1983～），男，彝族，云南凤庆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