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洋洋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市 200000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人民民主新生政权还未完全巩固，广西、贵州、西藏等省份还未完全解放；土地改革还未完全完成，男女平等的国策还未完全落实，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未完全稳定，社会充满了不稳定的因素；国民党统治造下了难以想象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还有一些地区的人民不能拥有正常的温饱生活；土匪、特务、国民党军队逃散人员等反革命的势力依然存在，一个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中国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与此同时，1947年开始的世界冷战格局，也使得美国将遏制中国作为其遏制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称霸世界的目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不仅是主观选择，更是客观形势上的选择。那么，“一边倒”政策是否在建国前就有所萌芽还是在建国后才决定完全倒向苏联，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其次，“一边倒”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也是本文要阐述的内容。最后，是本人对“一边倒”政策的评价和看法。
关键词：“一边倒”；中国共产党；苏联
一、“一边倒”政策的历史背景
（一）国内背景
1. 政治：巩固政权的斗争
当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于解放省会城市才算是一个省的完全解放，因此这样说来，还未获得完全解放的有八个省份，且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分别是广东省、广西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位于华南地区的有两个，分别是广东、广西。当时广东的省会城市广州解放于1949年10月14日，由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余汉谋控制。当时广西的省会城市桂林解放于1949年11月22日，由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控制。海南当时并不是省，而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解放于1950年4月30日，由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官薛岳控制。位于西南地区的有五个，分别是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和西藏。当时四川的省会城市成都解放于1949年12月27日，由国民党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控制；西康的省会城市康定解放于1949年12月9日，由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控制；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解放于 1949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犹国才控制；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解放于1949年12月9日，由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控制；西藏（当时还是省）的省会城市拉萨解放于1951年5月23日，由当地农奴主们控制。
虽然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国民党残留势力仍然留在中国大陆妄图复辟国民党军事专治统治。蒋介石在去台湾前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妄图推行“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意图破坏和毁灭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这些潜伏下来的反动分子，勾结反动军官、旧官僚、恶霸地主、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等旧势力，占山为王，意图破坏新中国的秩序。这些人形成了威胁新中国政权和社会秩序的一股股反动势力。土匪特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残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破坏交通，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给生产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1950年1月，国民党特务在四川、西康地区组织大规模武装暴乱。仅仅1950年一二月份，西南地区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部队小分队就损失3000余人。其中第六十军第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成都东北龙潭寺执行任务时，遭遇土匪袭击，被灭绝人性的匪特挖眼、割舌、掏心；该军的一个司务长被土匪捉住，被活活煮死。3月份前后，广西省发生土匪袭击基层政权达280余次，有68个乡、5个区、3个县的政权被攻占。湖南、广西、广东三省，发生土匪袭击解放军小分队事件86起，被杀害达800余人，被抓走1000余人。湖南邵阳匪首陈光中，亲手杀害了200余名无辜群众，奸淫妇女达400余人。土匪横行、恶霸猖獗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果断采取措施。中共中央军委指挥人民解放军150余万人，遵循重点进剿、分区驻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的阶段，依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人民解放军将这些反动势力逐一清剿，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这时在外交上选择倒向苏联，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国内反动势力复辟，是稳妥的外交政策。
2．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国民经济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烂摊子”。国民党执政期间，通货膨胀一度到了离谱的状况。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为14亿元。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相比抗战之初增加了397倍。到1948年8月，法币的发行额达到663.6万亿元，比1945年8月增长1500多倍。以上海地区为例，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量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492.7万倍，法币彻底崩溃。当时的人们，用麻袋背着一大袋纸币去购买大量日用品，不得不说是非常荒诞的一幕。国民党政府还为此做了挽救和努力，想要通过“金圆券”改革来改变现状的国民党政府必须要稳住上海各个商界的资本家，以期获得经济改革的成功。因此，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结果最终在自己亲人的面前收住了手。蒋经国初到上海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刚到上海，蒋经国就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里面写道：“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穿着朴素的蒋经国，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接待上访的商户和群众，举报一个查处一个，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老虎，都照打不误。短短十天不到的时间，上海大量的著名富豪和企业家都被蒋经国给抓起来了，包括鼎鼎大名的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被捕入狱。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卓有成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上海地区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占到全国总兑换额的64%。杀红了眼的蒋经国，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给抓了，这可是真正的大老虎。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通晓全国局势的杜月笙，根本就没去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上海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到：“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扬子公司是当时全上海囤积物资最多的公司，但这家公司是孔令侃的，他是孔祥熙的儿子，是宋美龄的外甥，孔氏家族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但蒋经国直接将扬子公司给封了，还要严惩孔令侃。几天后，宋美龄亲自来上海说情，但蒋经国拒不接受，坚持要查办扬子公司，宋美龄直接打电话找了蒋介石。1948年10月，蒋介石从炮火连天的前线直飞上海，把蒋经国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于是扬子公司的所有货物，就成了已经在政府进行登记过的合法商品，两家跟进扬子案的报纸被查封，此事不了了之。扬子案查不下去，自然也没脸抓杜维屏，于是杜月笙交了一笔保释金之后就带儿子回家了。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特别督导专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上海打虎彻底失败。国民党经营的这个烂摊子已经彻底烂了，各方势力相互勾结，官商勾结，痛苦的都是底层民众。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一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二是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财政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中国共产党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家不甘心失败，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了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来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新中国力量是十分薄弱的，此时选择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地，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国际背景
马克思主义早在1919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传播，但一直没有广泛地被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宣传。直到1919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苏维埃政府宣布无条件放弃之前沙皇俄国在中国攫取的一切利益，大部分中国的先进革命分子才将学习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苏联。从这时起，一个国情和中国相类似的国家，正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域下。1921年4月，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者之一，即上海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李汉俊。在此会晤两个月之后，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遵循苏联夺取政权的路线，在大城市领导工人罢工，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共第一次合作也是在共产国际的促成下完成的，而苏联方面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使国民党做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决策。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共产国际竟然还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几乎都会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可以说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存在于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之下的。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才逐渐在军事和政治上开始走向独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又和英国、法国、美国、中国站在了同一战线，共同战胜法西斯势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这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选择扶持蒋介石政权以控制亚太地区，一直暗中支持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苏联虽然没有在表面上直接表明态度，但却一直帮助中国共产党直到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苏联的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决定将1949年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也是符合国际发展态势的。
关于“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过程，薄一波回忆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而美国为了企图控制中国，也必然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我们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有利的。“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
二 、“一边倒”政策的影响
（一）政治上
在实施“一边倒”政策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完全倒向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站在中国安全、和平发展的长期眼光下，选择支持朝鲜，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不得不做出此决定。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1950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申明两国决心加强友好合作，确定两国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保证共同采取措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或日本盟国之进攻时，另一国立即给予军事或其他援助，双方将就他们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利益问题进行协商，条约有效期为30年。这就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孤立我国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力量，不利于战争势力的变化。中朝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北半部的社会主义阵地，也维护了中国的安全，使得美国控制亚太地区的太平洋战略梦碎。在1954年的对越抗击法国殖民的战争中，给予越南极大支持，保证了越南的独立。在日内瓦会议上，打破会议僵局消除亚非各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初步消除了亚非国家对中国的陌生和敌意。我国积极促进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亚非各个国家的团结，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美国仍然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分裂中国的目的，他虽然不再鼓励台湾以武力进攻新中国，但仍然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样以来，就只存在中国何时收复台湾、澎湖列岛等的问题了，这与我们坚持“一边倒”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到1958年，中国与苏联逐渐发生纷起分歧，“一边倒”政策的实施逐渐弱化。再到60年代，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执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了，即既反美又抗苏。
（二）经济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有过几种构想，设想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穷二白，想要建设国家，就得像苏联一样，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办大事，建设国防和军事力量。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就必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土改工作，逐渐将私营经济纳入国有经济体系之中，因此到三大改造开始时，私营工商业实际上已经无法离开国有企业的支撑和帮助。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在“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实际上是学习苏联，走苏联的路，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同时，我们又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也是我们在“一边倒”政策上没有掺杂太多的盲目，不至于完全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但1958年的“大跃进”，不得不说是受了苏联太大的影响。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以后，回来后便说我们可以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超过美国。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但事实是，我们盲目追求发展，却忽视了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水平。
三 、“一边倒”政策的利与弊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美帝国主义仍然仇视和意图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新生政权，此时选择实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巩固新生政权，否则发展就无从谈起。而历史已经证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行，直接或间接的震慑到美国，使得其无法在明面上直接攻击或侵略新中国。而在新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上，苏联也给予了尽可能完备的援助。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确比较迅速地建立起支撑自身独立的重工业、国防工业，进一步巩固了新生政权。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一边倒”政策的实施，国家领导人想要追求经济建设的心过于着急，导致了主观唯心的错误，对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整体来讲，我们所执行的“一边倒”，并不是完完全全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阵营，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内政、经济、军事、文化上完全要与苏联保持一致，我们的“一边倒”，是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倒”，因此，在毛泽东等国家高级领导人意识到苏联残余的“大国沙文主义”，想要将中国的政治、军事置于其控制之下，逐渐意识到“一边倒”政策应该有所改变。
因此，“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的确是符合新中国发展的国情的，随着实践的推移，我们也逐渐改变了此项政策，也是围绕着我国的现实发展而进行的。此政策在建国初期是利大于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了盲目性和弊端，中国共产党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并且适时地改变，让“一边倒”政策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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