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川霞
昆明市五华区博物总馆
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作为纪念和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民族精神的阵地和场所，担负着向社会大众和参观者宣教的职责。有效准确的向参观者传达聂耳音乐所蕴含的民族性，提升参观者对聂耳的深度认知、提升聂耳作品对社会大众爱国主义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是纪念馆宣教的核心内容。本人从纪念馆宣教服务解说途径方式，从多个角度浅析介绍和解说聂耳音乐民族性内涵的切入点。
一、聂耳音乐作品中民族性的体现
聂耳（1921-1935年）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曲作者，原名守信，字子义，后座紫艺。自幼喜爱音乐，读中小学时就能演奏多种乐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作了《卖报歌》《渔光曲》《码头工人歌》等几十首进步歌曲。1935年为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根据田汉的歌词写下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聂耳由组织安排取道日本准备赴苏联深造，不幸在日本藤泽溺水而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1］。
聂耳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首大众化、为群众所喜爱，又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和鲜明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其中，有抗日救亡题材表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坚强意志，鼓励社会大众与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抗争，激励着广大群众积极的投入到御敌抗辱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反映被压迫劳动群众生活，用革命的歌声发出的与不公平、不平等现实抗争的意愿，发出中华民族御敌抗辱的怒吼；聂耳在国难之际，为国民发声，不畏艰难、不畏强权，体现了他顽强抗争的坚韧品格，更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的民族精神，表达了中华儿女的时代心声。在聂耳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聂耳音乐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体恤民众的民族性。
二、聂耳音乐作品民族性形成探究
（一）家庭教育培养聂耳独立坚强的品行
1.母亲对聂耳的教导
聂耳母亲彭寂宽天资聪敏、悟性超人，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知书达理、医德高尚的郎中。在时局动乱、家贫子幼、衣食维艰、多灾多难的寓居生活中，她含辛茹苦的劳碌奔波，撑住了一个五口之家，养育出了人民音乐家聂耳［2］。
聂耳母亲是聂耳音乐的第一启蒙人，她通过唱山歌、讲故事等方式，启发了聂耳对音乐的向往、对音乐的爱好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把音乐种子深深地播进聂耳幼小的心灵中，使他从小就对云南民族音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艺术敏锐感受［3］。父亲病逝后，母亲彭寂宽独自撑起了全家。母亲两度迁家，严格教子。母亲的严格教育，母亲聪敏勤奋的生活信念、医德高尚的作风、开朗乐观的性格、重情重义的气度，对聂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培养了聂耳坚毅刚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格。
2.家庭氛围对聂耳的影响
1916年聂耳父亲病逝，全家生活状况陷入了窘境。聂耳从读小学开始，几次搬家，后来读初中，到考取省立一师，他始终都离不开两个字：家贫。他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求学道路上，从未一帆风顺，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很不容易。经过现实困难的磨炼，聂耳深刻体验和体会到生活不易，他积极适应并融入到生活困境中，通过接触、体会社会大众的凄惨的生存状况，在聂耳心灵深处便埋下了为大众而鸣的音乐创作初衷，即为聂耳音乐作品打下了情感基础。
尽管生活困难，母亲彭继宽对孩子的教育和读书却十分重视。彭继宽还为孩子们制定了做人行事的家规，归纳起来为：“五要”、“五不要”，“五要”即要早睡早起，要敬老爱幼，要待人温和有礼，要有骨气和志气，要有长远目标；“五不”即不打人骂人，不说谎，不抽烟饮酒，不赌博，不无故接受别人的钱物［4］。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孩子们都按照这些要求来约束自己。严格的家庭教育养成了聂耳坚强勇敢、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良好品格，培养了聂耳对社会底层大众的情感，激发聂耳音乐作品中为大众而鸣的音乐创作初衷。
（二）学校学习经历培养聂耳强烈的爱国主义
聂耳的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小、求实小学、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最后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聂耳因为无钱缝制校服被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拒之门外，聂耳就读了私立性质学费低的求实小学。当时，文庙当局一直想把求实小学逐出，把文庙搞成专门的尊空读经的场所，这与“五四”运动以后批孔的形势很不相符。于是，校方与文庙当局进行斗争［5］。聂耳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率领同学支持校方的斗争。同时，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学习马克思著作，充分发挥音乐方面的特长，积极参与到各种革命活动中。体现出他强烈的正义感和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
聂耳在作文《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评述》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不敷之故也。”最后提出：“吾人欲免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这些文字表明，13岁的聂耳已经开始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持论是鲜明而正确的。这些都凸显出聂耳爱国救国强国的思想。
（三）自学经历和艺术实践坚定了聂耳音乐创作的爱国民族思想
1931年4月聂耳进入明月歌剧社任小提琴手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期间他勤学苦练，乐器演奏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音乐素养不断提升，聂耳开始了乐曲的创作。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方向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明月歌剧社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以靡靡之音的歌舞形式迷惑大众是错误的，音乐应该是用来唤醒民众爱国意识，反抗帝国侵略。于是发表《中国歌舞短论》有力批判和抨击了黎锦晖毒害青年失去对封建事物的冲击力。
聂耳积极寻找爱国组织，1932年8月到北平积极参加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与音乐家联盟的活动，期间他感受到党组织的进步力量，经过田汉介绍于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组织安排，先后在联华营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二厂工作，积极创作无产阶级音乐作品。聂耳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经过刻苦自学，聂耳不断为一些进步影片和歌剧写主题歌与插曲。这段时间的历练，为聂耳创作无产阶级音乐积累了经验和积淀。
聂耳日记中的一段表述：“在帝国主义占据东北，屠杀大众的现在，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者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
他们感觉到有闲阶级所表现的罗曼蒂克的、美感的、内心的情调是不适切的，是麻醉群众意识的。“接受革命的作曲家们试图这种要求吗，但要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不是容易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到聂耳已经对音乐的时代性、阶级性、革命性和艺术性，对文艺大众化的方针和建立新型的革命音乐等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音乐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音乐作品中表达了他救国强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四）聂耳音乐素材来源于社会大众和社会现实
聂耳从小在昆明居住和生活，他从小热爱音乐。自聂耳懂事时，会自己到光华街、文庙街等处的茶馆里看花灯，听滇剧清唱；有时过年过节，还会和小伙伴一起到近郊，看农民演出。他日常喜欢到公园、戏楼区观看地方花灯戏及各种形式的演出，这些地方歌曲和戏剧具有地方特色同时又能引起大众对歌曲的共鸣，能够产生很强的感召力。为聂耳的音乐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聂耳音乐的创作中得以大量运用。
“一·二八”事变以后，聂耳开始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激发国内抗日群众运动。抱着“替大众在呐喊”的目的。他一次次到群众中间，去体验和熟悉生活。
1934年，为创作《码头工人》这首歌，她约着周伯勋一起亲自去上海公和祥码头体验生活，乘工人们在码头上等船时，和工人进行交谈，了解工人们的困苦生活。聂耳担任了影片《大路》的配乐工作，准备创作《大路歌》和《开路先锋》这两首歌，为了写好歌曲，用音乐的语言来表现中国筑路工人抗日反帝的鲜明主题，聂耳几次深入到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上，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切身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作品初稿写出之后，聂耳和同事一起去拍摄外景，遇到正在修筑一条环湖公路，聂耳戴上工人的草帽、穿着草鞋，把粗麻绳放到了自己肩上，顶着烈日和工人一起劳作［6］。
聂耳深入到社会底层参与劳作，聂耳音乐作品素材来源于生活现实、来源社会现实。社会的现实使聂耳深刻体会到劳苦大众所处的被压迫剥削的困境，了解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他内心强烈的与现实抗争的意愿，激发了聂耳音乐作品创作中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和对现实抗争的斗志。
三、聂耳音乐民族性解说中的把控
（一）聂耳音乐创作的时代背景
聂耳主要生活在20世纪的30年代，这是中国内受剥削压迫，外受列强欺压，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年代。需要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奋力抗击外国列强侵略。
在上海他亲闻亲历日军的侵略行径，对日本侵略中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九一八”、“一二八”两次重大历史对聂耳的影响是巨大的，使他对国土沦丧、做亡国奴、日本侵华的阴谋都有明确的认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无比痛恨，而这一切都奠定了他日后的音乐创作中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二）聂耳生平中音乐创作的历史脉络
理清聂耳的成长轨迹、聂耳音乐创作的学习积累，聂耳思想的变化，能熟练掌握聂耳音乐民族性的形成脉络，能够在具体的解说过程中就提升解说内容的深刻性，提高受众的共鸣和氛围渲染。
追溯聂耳生平，聂耳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独立坚强的个人品行品格，聂耳在学校的学习经历培养了聂耳强烈爱国的民族思想，社会学习使聂耳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音乐艺术实践为聂耳的爱国思想得以通过音乐的形式实现并激发大众投入民族独立的战斗中。无论是家庭教育中形成的坚强品格还是学校教育中培养的爱国思想，还有自学经历和艺术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思想，是聂耳音乐创作作品中民族性的精神力量和创作动力。这些都影响者聂耳想要以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大众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爱怜，激发大众对不公平现状的抗争，激励大众御敌抗辱的斗志，传达对祖国深切的爱。
（三）聂耳音乐民族性宣传发扬和传承的意义
聂耳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他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朝着革命音乐的方向，创作出无数无产阶级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工人歌曲或是抗战歌曲，都激励人民勇敢站起来。聂耳的视线都是在艺术与人民之间。他的创作源泉来自他对革命的炽热感情和献身精神［7］。
宣传聂耳的爱国主义、宣传聂耳音乐的民族性，就是要发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爱国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参考资料：
[1]昆明市五华区文物管理所编.《文物五华》.2016年6月，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9年111页.
[2]昆明市聂耳研究会编.《聂耳音乐的大众性民族性艺术性研讨会文集》.2019年7月，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9年131页.
[3]吴宝璋.《人民音乐家聂耳》.2014年11月，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22页.
[4]吴宝璋.《人民音乐家聂耳》.2014年11月，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8页.
[5]吴宝璋.《人民音乐家聂耳》.2014年11月，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24页.
[6]崎松著.《聂耳之路-聂耳生平及音乐创作历程》.2006年12月，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26页.
[7]云南省聂耳音乐基金会、玉溪聂耳音乐研究课题组编.《聂耳音乐研究文集》. 2006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115页.
个人简介：文川霞，女，汉族，云南梁河人，昆明市五华区博物总馆副馆长,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文物博物馆员，主要从事五华区辖区内各级文物保护的单位的保护和管理，从事辖区内注册备案博物馆管理和聂耳纪念馆、朱德旧居纪念馆、云南起义纪念馆、云南解放纪念馆的直接管理。特别是近期省市区政府大力打造的翠湖博物馆群落18家博物馆建设打造工作。从事文博工作19年，积累了大量的博物馆管理工作经验。